鄂豫皖苏区税收述评

在艰苦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鄂豫皖苏区的党和政府为了保证革命战争的胜利与红色政权的巩固,在开展根据地建设的时候,逐步建立了一套新型的税收体系和制度,使税收成为苏维埃政府的财政来源之一,并通过税收调节了根据地的农业、工业特别是商业的发展。鄂豫皖苏区的税收不但为苏区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也为全国解放后新的税收制度的建立作出了尝试和探讨。     

川陕苏区的土地革命

一川陕苏区位于川陕边界的大巴山地区,是在我党领导下,由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创建的一个重要的革命根据地。在红军到来之前,这一地区原为军阀田颂尧的二十九军的“防区”。在军阀、官僚和地主阶级的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之下,广大劳动人民挣扎在死亡线上,过着极其悲惨的生活。军阀田颂尧是川北地区的土皇帝。他横征暴敛,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同时,还大搞“田赋预征”,一年数征,年年“预征”。据吕平登的《四川农邨经济》一书记载:一九三二年,川北的田赋竟预征到了一九七八年。真是骇人听闻! 封建地主对农民的压迫剥削也是很残     

鄂豫皖苏区便衣队性质述论

便衣队全称武装便衣工作队.它是1932年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主力西撤后,鄂豫皖苏区人民为适应艰苦斗争环境,自发组织,尔后得到党和红军的扶植和领导,成长壮大起来的一种独特的对敌斗争组织形式.它活动在鄂豫皖苏区这块土地上.本文试图对党政军三种职能组织作些考察,具体分析其"三位一体"的性质,以就教于各位专家、同行.     

认真研究鄂豫皖苏区革命史

鄂豫皖苏区,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在我党领导的黄(安)麻(城)起义、商城起义和六(安)霍(山)起义的基础上逐步创建起来的。从当时斗争的规模和影响来看,它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仅次于中央苏区的全国第二块大的革命根据地。鄂豫皖苏区在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政权建     

鄂豫皖苏区经济公社初探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建的规模较大、坚持时间最长的革命根据地。该根据地在经济建设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成立了苏维埃政府经济公社,它是根据地经济工作的领导管理机构,是经济斗争和建设的主力军。它率领、组织公有经济和私营经济大力发展工商业,千方百计筹措经费和物资,为支援革命战争、打破经济封锁、活跃苏区经济、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巩固根据地等作出了重要贡献,成为根据地经济建设的重要支柱。     

鄂豫皖苏区的银行与货币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鄂豫皖苏区曾先后建立了鄂豫皖特区苏维埃银行(后改为鄂豫皖省苏维埃银行)、鄂豫皖省苏维埃工农银行、皖西北特区苏维埃银行(后改称皖西北道区苏维埃银行)以及经济公社等信用机关,发行了约二十余种版式的银元、铜元、银币券和布币。金融机构的建立与货币的发行,是苏区经济建设和财政管理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鄂豫皖苏区土地政策的演变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为了挽救革命,制定了开展土地革命,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新方针。在1927.7.20中共中央《目前农民运动总策略》中宣布:“中国革命进到一个新阶段——土地革命的阶段”。嗣后,在《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中明确指出:“土地革命问题是中国的资产阶级民权革命中的中心问题”。在党的“八七”会议精神指引下,鄂豫皖三省接壤地区先后爆发了多次武装起义,探索土地革命的道路。但是,土地革命的实施,必须具备两个必要的条件,即人民武装力量的强大和工农民主政权的巩固。由于上述两条还不完备,因此在一九二八年秋季以前,土地革命的政策在这一地区未能真正实行。一九二八年秋,是黄麻起义(1927.11)后的第一个收获季节。中共鄂东特委根据当时的形势作出了“谁种的田归谁收去”的决定。这是土地革命政策在鄂豫皖地区的初步实施。     

井冈山道路与鄂豫皖苏区的创建

毛泽东、朱德等同志在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为中国革命开辟了一条唯一正确的道路——井冈山道路,这是人们所公认的。但是,这条道路对其他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有何影响,其他根据地为发展这条道路作出了哪些贡献?在我们隆重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九十周年的时候,对这一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有助于加深认识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中国革命作出的伟大贡献,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本文仅就井冈山道路与鄂豫皖苏区的创建之间的关系,谈一点初步的看法。     

鄂豫皖苏区工农武装割据问题初探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鄂豫皖苏区的工农武装割据,形成的时间较早,发展的规模较大,坚持的时间也较久,革命斗争的经验相当丰富,它成为仅次于中央苏区的一块较大的革命根据地。认真研究这个地区武装割据的经验,对于编写鄂豫皖苏区的历史,进行革命传统教育,促进四化建设,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现就两个问题,谈些初步认识。 鄂豫皖苏区工农武装割据的形成 鄂豫皖苏区的工农武装割据,是由鄂东北、豫东南和皖西北三块革命根据地联结而成的。     

土地革命时期苏区的廉政制度建设

土地革命时期南方各苏维埃政权特别是中央苏区,面临着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的严重困境,而党内军内及其行政机关存在的腐败现象,又严重削弱了党的战斗力.中国共产党领导进行了一系列严格的廉政制度建设,一是,制定详细的党纪军纪政纪,使得廉洁从政蔚然成风;二是,制定严格的法律法规,惩戒腐败行为;三是,完善民主监督制度,保证各项廉政制度的顺利执行.通过形成体系的廉政制度的建设,保证了土地革命时期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和苏维埃政权的廉政自律,从而加强了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为土地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论土地革命时期苏区的社会风俗变革

土地革命时期,中共依据苏区的实际,制定了相应的法律法规,从妇女解放、保护婴儿和儿童、禁烟戒毒、反对迷信、流民改造等方面着手,采取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措施,推动苏区的社会风俗变革.这种社会风俗变革对改变苏区民众的落后风俗,培养进步、科学的文明风俗和习惯,重新建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巩固新生的工农政权,做出了显著的贡献.     

鄂豫皖苏区文化建设模式及其历史地位

鄂豫皖苏区文化建设坚持以马列主义为指导、以工农兵群众为主体、以革命知识分子为骨干、以服务革命战争为目的,从发展教育事业、创办革命报刊、组织文艺团体、开展文化宣传活动等入手并取得了明显成就,这不仅对传播革命思想、支援革命战争、提高群众文化水平、丰富群众文化生活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对后来中共领导的各个时期的文化建设都具有重要借鉴作用.     

土地革命时期苏区医疗卫生防疫体系的初步构建

土地革命时期,面对严重的战争伤残和流行疫病,苏区政府通过发展壮大医疗卫生队伍、提高医疗技术水平、创办红军医院、拓宽医药器材来源渠道、普及宣传医疗卫生知识、初步构建医疗卫生组织机构、建立健全医疗卫生制度等措施,从红军到各个苏区都初步建立起了医疗卫生防疫体系的基本框架。苏区医疗卫生防疫体系的初步构建和医疗卫生活动的开展,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苏区的医疗卫生条件,提高了苏区治疗常见病的水平和抵御流行病的能力。     

鄂豫皖苏区第三次反“围剿”斗争的指导问题

鄂豫皖苏区第三次反“围剿”斗争,曾取得了歼敌六万余人的重大胜利,其原因究竟是什么?过去,人们讨论这一问题时,对当时的中共中央和鄂豫皖中央分局的指导问题很少涉及。本文拟就这一专题进行初步探讨,谈谈自己的看法。关于中央的指导问题鄂豫皖苏区的反“围剿”斗争及其它各项主要工作,历来是在当时中央的指导下进行的,第三次反“围剿”斗争当然也不会例外。可是,过去学术界在研究这个问题的时     

土地革命时期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廉政建设

中央革命根据地建立后，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官僚政治的余毒、制度不健全等因素致使腐败滋生。苏维埃政府采取了统一财政制度、加大监督机制、健全民主制度等一系列廉政建设措施，有效地消除了干部队伍中存在的某些腐败现象，巩固了苏维埃政权，并且为我党的廉政建设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鄂豫皖根据地首府—新集

1.鄂豫皖首府革命烈士纪念馆2.中共鄂豫皖分局旧址3.“列宁号”飞机4.五一模范工厂证     

全国苏区应唱同一首歌:苏区精神

苏区精神是在2005年10月的兴国会议上,与会同志取得共识后力主要大力宣传的。此后,许多同志特别是江西省赣州市的同志,一直在呼吁如何唱响苏区精神。2007年11月,在瑞金召开第二届全国苏区精神研讨会,邀请全国有苏区的各省市自治区党史研究室负责同志     

苏区高等教育的回顾

30年代初,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下,中央苏区得到蓬勃发展。在此同时,苏区高等教育也得到了创立与发展。当时的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中设立了“高等教育局”,《苏维埃学校建设决议案》中提出的建设四类学校,“第四类,即大学。他的任务,是培养高等专门人才。”虽然当时条件十分艰苦,经费十分紧张,我们的党和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还是在短短的几年时间中建立了一批大学,如1933年11月7日在红军学校基础上成立的我军历史上第一所高等军事院校——红军大学,下设指挥、政治、参谋三个系,培训营团级以上的干部,还设有一个高级班,调训军以上干部;1933年8月创立的培养苏维埃政府所需的政治、经济等方面干部的苏维埃大学,设特别班和普通班两部,特别班分为土地、国民经济、财政、工农检察、教育、内务、劳动、司法等八个班,普通班是预     

红四方面军撤出鄂豫皖根据地原因新探

目前史学界有不少人认为,红四方面军撤出鄂豫皖根据地是张国焘推行逃跑主义的结果。我们认为,这种指责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也是不公正的。其主要理由有以下几点:第一,红四方面军撤出鄂豫皖根据地是当时战略上的唯一出路。由于第四次反“围剿”,在客观上敌我力量相差悬殊,敌人大兵压境,准备较充分,计划周密,指挥统一,实行步步为营、纵深配合的战术,整个形势有利于敌而不利于我。主观上,由于组织这次反“围剿”的主要领导者张国焘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和军事上的瞎指挥,使这次     

中央苏区土地革命缘起的社会生态环境考察

中央苏区革命的缘起,是一个似乎古老而又常常引起历史学者思考的问题。重新梳理近代以来赣闽边区的历史发展脉络,从社会生态环境变迁的角度探究该地区土地革命的缘起,才有可能准确把握该地区历史发展的多重面相,从而得出较为全面的认识。该问题的研究不仅具有学术研究的价值,而且对于当前中国深化改革,妥善处理和解决纷繁复杂的经济、社会困难和矛盾,成功构建和谐社会,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