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理性专断的工具——读福柯的《疯癫与文明》

疯癫作为一种精神或行为现象,它的历史是与西方资产阶级理性之间交流、争斗、冲突、断裂的历史.自中世纪以来,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理性以道德作为工具对疯癫进行排斥、压制.     

古典时期疯癫的面孔

福柯通过知识考古学发现,疯癫在文艺复兴时代就逐渐收敛了自身暴烈的狂力,最终成为理性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在以笛卡尔的理性主义为哲学基础的欧洲古典时期,疯癫不再是理性的对等和补充,而只是与卑贱的身体相联系的非理性,是一个理性分析和管理的纯粹客体。在理性的注视下,疯癫呈现出三种面孔:谵妄的激情,无所事事的邪恶,狂躁的兽性。所以必须将疯癫隔离出现实的世界,在禁闭所中用各种手段让疯癫脱离其纯粹的主观状态而回到现世中,回到存在的坚实真理上来。     

眩感和日光：现代社会的疯癫诸相

福柯的《疯癫与文明》展示了西方社会三个阶段的疯癫状态，随着理性化的不断发展，非理性与理性的关系一直是社会探究的焦点。笔者借鉴福柯对疯癫的理解，发现“眩感”和“日光”正是现代社会非理性与理性的特征关系，并试图分析当下社会中狂躁症和忧郁症、权力暴力运作、精英阶层的规模化外迁等疯癫诸相的状态，以探究社会行动结构的发展。理性化是现代社会的必然趋势，通过权力话语实践，非理性的疯癫诸相将逐渐趋于消失。     

疯癫与理性的对话

本文从分析福柯研究历史所用的独特的知识考古学方法入手,通过考察福柯对人类社会中疯癫历史的真实再现,揭示了福柯对历史理性的颠覆和对传统历史观的瓦解。文章最后认为,福柯倡导一种否定事物的本质起源,并强调间断性和个性化的非历史主义的历史观。     

西方文学中的疯癫现象研究综述

基于西方哲学中理性与非理性之争日益激烈,以及现代社会环境和个人因素的原因,西方文学作品中的疯癫形象及其研究日益增多。国外研究中性别疯癫研究、男性研究逐渐取代女性疯癫研究,断代史中的疯癫研究成果丰富,少数族裔研究成为特色;国内多隐喻研究和女性疯癫研究,同时在理论运用、研究深度以及研究文本创新方面存在不足。针对国内研究现状,需要加强男性疯癫研究和跨文化比较研究,此外尝试运用新理论进行文本阐释。     

走出疯癫话语——论福柯的“疯癫与文明”

福柯立足人性、权力、精神病学、心理学和知识考古学等多层面,深入分析了疯癫的内涵;指出疯癫是人性的一个构成和底线,疯子和正常人无严格界限,他们应享有人的权利.人们不应该监禁、关押、处罚或歧视疯子,疯癫是一种生命力,许多天才人物的发明创造都与"精神错乱"相关.疯癫比理性更接近幸福和真理,疯子对事物的感受和认识往往更真实.很遗憾现代文明一直在扼杀疯癫.其实,背负各种罪名的疯子是无辜的,有罪的只是社会及其权力话语.     

精神生态视野中的20世纪中国文学

从精神生态视角关注20世纪中国文学,属于精神史研究的范畴。从隐喻的意义层面,肺结核、疯癫、阳痿分别构成了20世纪不同历史阶段中国社会精神生态的典型病相,通过这些典型病相研究,可以发现20世纪中国社会精神生态的某些特征和侧面:肺结核病在文学作品中的大量出现和写实性病相描写,赋予这种病症一种更为深刻的社会文化思想的本质性内涵,隐现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压抑、黑暗、寒冷的社会精神状态;疯癫是一种精神畸变和异质,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疯颠”,主要有两类:被现存文化秩序“命名”的疯癫和自我“命名”的疯癫即“佯狂”。疯癫作为一种精神畸变,隐喻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封建文化的非人道本质和20世纪中国启蒙思想的悲剧性历史境遇;性与政治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呈现为复杂的逆向关系,大量“阳痿”形象的出现,在20世纪下半叶极“左”时期专制主义文化中,成为特定历史语境中“乌托邦”政治的同构语。肺结核、疯癫、阳痿,作为“身体政治”,共同建构了20世纪中国社会思想文化的价值走向,以及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精神生态的某种历史真相。     

权力、主体、存在:《李尔王》中疯癫意象新解

《李尔王》是莎士比亚四大悲剧中最具争议的一部.对李尔王这一人物的解读无法绕开疯癫这个构成李尔王性格主要特征的话题.然而,人们对李尔王疯癫的认识更多地停留在哀叹他的悲惨命运或批评他的性格弱点等层面,而忽略了疯癫与李尔王作为个体的命运之间所具有的深层联系.借助现代哲学关于权力、主体、存在的相关理论对李尔的疯癫进行深入的剖析,我们才能在李尔愤怒的咆哮中分辨出莎士比亚对我们的劝诫.这正是《李尔王》对现代人的意义之所在.     

简论历史理性与历史叙事

18世纪末以来,康德为历史理性的发展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人们关注到对于历史的认识乃是基于各种前提假设,历史理性作为一种对于历史的反思性力量,首先表现为对前提假设的自觉意识。历史学作为一门使用日常语言的学科,日常生活中的理性思维已经成为历史理性的合法性来源之一。自觉、常识和效率分别对应于认识中的主体、经验和表现,它们构成了历史理性的基本要素。具有历史理性的史学家,在其历史叙事中,对于各类前提假设有着充分的自觉,并且擅长于运用现实经验中获得的常识和历史经验形成类比,也藉此将自我对于人事的普遍性认知有效地传递给读者。     

自我主体的归来与流放--20世纪80年代文学的疯癫话语谱系与文化隐喻

疯癫不是一般医学意义上的疾病,也不是一个永恒不变的实在,而是一种历史话语建构。作为一种文化隐喻和意义符号,在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又一次经历巨大转换的20世纪80年代,它再次获得了出场机会和言说权力,成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书写自我和社会的文化符码。它的出场及其话语变迁,与中国知识分子对做为个体的自我在巨大社会权力网络中的地位认知和认同紧密相关,与中国社会现代性进程的推进有关。从某种意义上来看,20世纪80年代文学中的疯癫话语史,就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史。     

论黑格尔历史观的双重维度：理性与自由的变奏

黑格尔是近代历史哲学理论发展中的重要代表人物,他明确把自己的历史观称之为哲学的历史,本文则立足于理性与自由两个重要维度,对黑格尔的历史观进行深入阐述,意在揭示黑格尔的历史哲学的深层内涵：即阐明历史是合乎理性的历史,而且我们可以通过理性思维把握到历史的内在本质,但在黑格尔这里理性是思辨的理性,历史是在各种本质的规定的联系中的有机统一体,他在这里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区别于知性的把握历史的方式;另一方面,黑格尔继承了康德的目的论思想,赋予了历史的理性以内在的目的,即自由。历史在黑格尔这里是历史理性的自我实现的历史,同时也是人类的自由的实现史。自由是历史理性的内在目的,而理性是作为自由实现的必然性过程展示。理性与自由在黑格尔的历史观中实现了内在统一,二者构成理解黑格尔历史观的两个重要维度。     

从绝对历史理性到交往理性──论西方近现代社会历史观的一个转向

理性精神是西方哲学的一个根本特征，而逻各斯与自我超越性则构成理性精神的两翼。无论是古希腊存在论哲学，还是近代认识论哲学．都深深地浸透着这种理性精神。文艺复兴之后，西方社会进入了一个动荡与变革的时代，与此相呼应，在哲学上，社会历史领域逐渐成为哲学家们关注的中心议题之一，由上而先后形成各具特色的社会历史观。透过这些不同的社会历史观，我们可以发现其中有一个共同的内核，即对历史理性──作为理性在社会历史领域中的表现和变体──的肯定。不过，对于历史理性的特点、历史理性在社会历史中的作用机制、历史理性与社会…     

论新时期文学中“疯癫”形象的叙事意义

新时期文学的人物画廊中出现了一系列风姿各异的疯癫形象。疯癫人物形象在如何叙事以及叙事效果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小说叙述视角的特殊性、叙述者的不可靠性以及叙述模式的反讽性等等都和作品中的疯癫人物形象具有内在的必然联系。     

历史理性和现实理性的统一

马克思、恩格斯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本依据是生产力的发展和发展生产力，它作为历史理性隐潜在社会主义运动的背后，并最终制约着这一运动的成败。因此，能否抓住这一历史理性，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成败的关键。邓小平理论紧紧地攥住这历史理性，并把它与当代中国的实践理性统一起来，从而使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生机勃勃。把发展生产力与巩固社会主义统一起来，把生产力标准和社会主义本质统一起来，把社会主义发展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统一起来，是邓小平理论的根本内容，而这一内容的实质正是历史理性和现实理性的有机统一。     

合理性的历史演变及其当代建构

在西方社会,合理性的内涵经历了一个从合乎自然理性到合乎科技理性再到合乎交往理性的历史演变过程。合理性作为当代中国社会反思科技理性的主题话语,应该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提供指向性目标。我们应该努力在科技理性、价值理性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为当代中国社会的稳定、健康、协调发展提供坚实的思想文化基础。     

历史意义的思想演变与当代转型——以约恩·吕森为中心

当代西方史学理论中,伴随传统历史目的论的衰落与“语言学转向”以来的叙事主义史学理论的兴起,历史意义与历史理性也逐渐丧失了系统性。历史意义与历史理性在近现代的演变过程中,历史元理性转化为认识论理性,历史意义转换为一种“事后意义”,这些概念在近现代都经历了一个从“实质性”向“范畴性”的转换。正是在这种转换中,史学职业化才得以形成。约恩·吕森作为当代德国重要的史学理论家,他在西方史学理论的总体性语境中,将现代历史经验与认识论理性相结合,以“历史文化”概念为引导,力图重新探讨历史意义和历史理性的当代合法性与思想生命力。从史学理论的未来走向上看,历史意义的“历史文化”转向是一个成功的理论转型。由此,我们能够观测到德国史学理论不同于英美史学理论的解释体系与发展趋势。     

历史中的普遍与特殊:基于内容与形式的分析

对历史中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研究,可以从内容与形式两个层面展开。在内容层,即主体对于客体的确证与认同之中,侧重分析客体或事实被界定为普遍抑或特殊之属性的依据与根源,它也是历史客观性的根源所在;在形式层,即涉及历史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确证过程"中,侧重分析时间、空间与个人生命相结合构成的历史性因素及其疏离普遍性的方式,以及在非历史的理性与历史直观/顿悟之间历史理性的运作。只有历史理性这种特殊的普遍才具有真正历史的力量。因为它是历史的,对理性有限性的认识,使得人们不至于膜拜理性而对特殊和差异采取一种压制的态度,进而,它作为具有历史性的理性,经由它构成的历史叙事更易于否弃历史决定论,不会将历史变成一种不可摆脱的负担或运作强制性权力的工具与说辞;因为它是理性的,我们才能够借助历史建构起一个交流与实践的平台,并在其上进行合作、达成共识,追求普遍意义或普世价值。     

科技理性界说

理性是复杂而多义的,从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的角度看,分别有本体理性、科技理性和价值理性。本文回顾了科学、技术与理性结合的历史,讨论了科学、技术与理性的关系,分析了科技理性作为一种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是一种主-客两分的对象性思维方式,具有精确性、功利性和对客体探求的无限扩张性,是观念性与行为性的统一。作为社会发展强大力量的科技理性,需要伦理道德的规范和人文精神的引导。     

贾平凹诅咒了什么——析《秦腔》对乡土神话的还原与告别

《秦腔》中的"清风街世界"以对生活流的现象还原化写法而告别了1980年代的"商州世界"的理念化写作.疯子引生是贾平凹美学理想追求的化身,也作为土著疯癫叙述人不同于其以往的过客还乡者叙述人,《秦腔》以理性与非理性的混合来叙述无法归纳的乡土世界.《秦腔》对以往的乡土崇拜、女性崇拜、知识崇拜、灵异文化崇拜等模式的回归只能是半截子的回归,它在"泼烦日子"的现象还原中实现了对这些模式的消解.     

现代西方科学哲学理性的嬗变

现代西方科学哲学理性经历了从逻辑理性到历史理性的嬗变。逻辑理性把科学看作是由某种普遍的规范性方法论原则所决定的东西,并以牺牲科学的历史性为代价,用逻辑分析的方式去追问科学命题的意义。历史理性以“历史”的方式去再现科学的动态的现实发展过程,但历史理性具有强烈的相对主义倾向。历史的逻辑理性则将二者统一起来,在历史的发展中寻找逻辑的确定性和规范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