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一座连接写实到写意的“金的桥梁”——评话剧《桑树坪纪事》的两度创作

话剧《桑树坪纪事》在由小说改编为剧本、由剧本发展到舞台演出的两度创作中，很好地体现了徐晓钟长期追求的“兼收并蓄、以我为主”的美学原则，这种写实和写意相结合而以写意原则为主的手法，使话剧《桑树坪纪事》成为新时期话剧的扛鼎之作。     

简论《诗经》中的“桑树”意象

《诗经》中的“桑树”意象多与女性相关 ,这种文化现象既有宗教动因 ,又与社会生活密切相关。《诗经》中的“桑树”意象在后世抒情文学中缺失了 ,而仅对叙事文学发生了一定影响     

诗骚与“文言”

在先秦，文言不但发生在散文领域，亦发生在诗歌领域。《诗经》中的作品均经过文言，在组句上采用复叠手法是《诗经》文言上的一大特点。《楚辞》中的作品有更鲜明的文言特征，句式上的对偶和辞藻上的求丽是《楚辞》文言上的两大特点。《诗经》、《楚辞》，尤其是后者，对吾世之文言有深远的影响。     

论《古诗十九首》的抒情艺术

代表东汉时期的诗歌创造水平的《古诗十九首》相比它之前的《诗经》、《楚辞》、《乐府民歌》等各时期的代表作品，在抒情艺术上有一个长足的进步，使五言诗基本成熟。文章从情景交融的意境创造上、人物外形刻画上以及诗歌语言等方面分析了《十九首》在艺术上对前期诗歌的继承和发展     

《水浒》研究的新收获——评《水浒探新》

在中国文学史上，《三国演义》是政治精英的舞台，《红楼梦》是封建末世的挽歌，《西游记》是社会关系的寓言，而《水浒传》则是草莽英雄的传奇。     

《诗经》“女桑”考辨

“女桑”一词最初见于《诗经·豳风·七月》,对其含义,历来注释不一,具有代表性的是毛传,郑笺,《朱熹集传》,郭璞注,《辞源》,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结合诗文内容来看,“女桑”应释为“柔长的小桑枝”,其中“女”字合有“小”、“嫩”、“柔”、“弱”等义。在后世典籍中,“女桑”已变成“小桑树”之义,但这已经不是《诗经》中“女桑”的最初含义了。     

《文学评论》编年史稿（1957—1966）

《文学评论》最初刊名为《文学研究》。1957年《文学研究》创刊，1959年改名为《文学评论》，1966年出至第3期，因为“文化大革命”爆发被迫停刊。在这9年半期间，何其芳同志作为文学研究所的所长，一直兼任《文学评论》主编。在《文学评论》直至如今50多年的历史上，这9年半的时段不算很长，但它作为《文学评论》发展史上的第一阶段，在刊物的学术定位、办刊思路上，却奠定了这一刊物的总体风貌。     

原本《玉篇》残卷重文初探

《玉篇》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以楷书为主体的古代字典，并几经修订，流传至今。原本《玉篇》大部分已经亡佚，所剩的只有残卷。在原本《玉篇》残卷中，重文数量不少。从字形上看，可以将原本《玉篇》残卷重文之间的关系划分成三类：异体关系、假借关系、同义换读关系。     

从《世说新语》看《史记》在魏晋南北朝被阅读情况

通过对《世说新语》中记载的与《史记》《汉书》有关文字的分析,论证了六朝时期《史记》影响不及《汉书》,同时分析了《史记》不被六朝士流所青睐的原因是:在思想内容上、审美趣味上及语言形式上都不符合六朝人的意趣。     

中国电影大片批判：奥斯卡与商业化追逐中的中国大片

中国大片忽视了影片的伦理色彩、人文精神、思想深度，华丽的形式与苍白内容形成了巨大反差，奥斯卡情结、商业化追求和编剧的弱化是导致中国大片如此状况的原因；影片《英雄》摄取了众多中国传统元素，在暴力成为影片的突出场号时却难觅人性人文精神，它混淆了秦王统一霸业与人民和平愿望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刺秦”历史观；电影作为一门综合的视听艺术，应该是诗、画、情、思的有机结合，而《十面埋伏》中的爱情恰恰缺乏人性的高贵和情感的深刻；过于强调娱乐性，过于追求风格的华丽与美艳，过度强调感官冲击力，导致《无极》忽略了对善良心灵的建构与升华，丢失了大片语义骨架之精深，没能成就大片的艺术精神境界；作为本土电影，《夜宴》“中国味道”甚淡，“东洋风味的汉文化表达”让观者有种找不到北的诧异，而对传统文化艺术精髓的隔膜和把握上的失控，限定了《夜宴》艺术品格的高度，商业票房意识的无限张扬，终使影片沦入整体空洞和庸俗命运；《满城尽带黄金甲》将精力财力都置于形式的豪奢、场面的恢弘、色彩的绚烂上，却缺乏对于剧本的精心构思，从剧情构思、人物性格到细节台词等，都采取从《雷雨》中“拿来”的拷贝方式，缺乏创造。     

《第七天》: 真与幻的变奏曲简

在文学创作上，余华从来不安分，他的创作一直处于变动中，且常变常新。当代的很多作家在写作上都有或显或隐的自我重复，余华则很少自我重复，相反，他常常进行自我颠覆与自我反叛。从《十八岁出门远行》到《活着》，从《活着》到《兄弟》，从《兄弟》再到其新作《第七天》，我们都可以看到余华的探索与突破。     

箱子意象·无罪负罪·父母形象投射——《美国》《大卫·科波菲尔》比较研究

卡夫卡和狄更斯表面上很少有相似之处，但在内在、深层上却是互相关联的。他们最大的相似之处是对家庭一社会冲突主题的关注。卡夫卡称他的《美国》是对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不折不扣”的“模仿”，是从狄更斯那里借来的梦，箱子意象、无罪者负罪、父母形象的投射是两部作品共同探讨的问题。比较研究是一个双向阐释的过程，卡夫卡的《美国》受到狄更斯《大卫·科波菲尔》的启发，而从《美国》的角度来反观《大卫·科波菲尔》，我们对狄更斯的作品会有更深入的理解和认识。     

言史诗不必称希腊——荷马史诗与《尼伯龙根之歌》的一致与差异

在史诗研究上，学术界长期以来有一种偏向，言必称希腊，然而德国的中世纪史诗《尼伯龙根之歌》与古希腊的荷马史诗相比并不逊色，它们在道德训喻上、题材来源上和战争场面的处理上有很多相似之点，《尼伯龙根之歌》也同样是一部伟大的史诗作品。在史诗的研究上，应摒弃“言必称希腊”的流弊，才是正确的态度。     

《史记》与《淮南子》

《淮南子》是汉代黄老道家著作，它对《史记》的影响主 要在思想方面。《淮南子》在构建天人古今知识体系、对待先秦诸子的思想方法、倡导法与 时变、礼与俗化、主张审微、重时等一系列问题上，给《史记》以深刻启示。《淮南子·天 文训》与《史记·天官书》之间也存在着学术联系。     

“奇才奇艺奇志奇行”之英若诚

他曾蹲过三年的牢狱，饱尝艰辛；他也当过三年的文化部副部长，叱咤风云。 他曾将莎士比亚的《请君入瓮》、米勒的《推销员之死》等多部剧作名著翻译成中文，达雅传神；他也将中国话剧舞台上的优秀剧作《茶馆》、《王昭君》、《家》等译成英文，推向世界。     

元代的蒙汉双轨修史：《太祖实录》小字注解探微

《圣武亲征录》《元史》和《史集》是元史研究的基础文献，相互之间的传抄关系尚无定论。《圣武亲征录》和《元史》,在正文之外还有小字注解。二者的小字注解有重合之处，内容包括人物指代、汉语翻译、并行纪年。相关内容在《史集》和元末史书《通鉴续编》中都有体现。上述史籍的共同史源可以追溯到《太祖实录》。小字体例和内容表明，《太祖实录》应是先用汉文写成的，随后翻译成蒙古文，进而为《史集》所参考。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负责人介绍

吴远（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专业负责人），女，1950年出生，教授，博士生导师，河海大学原副校长、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主任。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研究。在《马克思主义研究》、《哲学研究》、《中国行政管理》等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60余篇，撰写《组织行为学》、     

《易传》“道”范畴的逻辑考察

本文通过对《左传》、《国语》、《老子》与《易传》道论学说的比较分析,对《易传》道范畴的内客及特点作了初步的考察和梳理,肯定了《易传》道论学说在中国哲学史上的意义和价值。     

“四书之《大学》《中庸》，非《礼记》之《大学》《中庸》”考释

四库馆臣提出“四书之《大学》、《中庸》”和“《礼记》之《大学》、《中庸》”两个概念，反映了《大学》、《中庸》与《礼记》的分合作为汉唐——宋明——清三阶段学术转轨标志的事实。经考释可知，“《礼记》之《大学》、《中庸》”属经学范畴，“四书之《大学》、《中庸》”属理学范畴，分属不同的思想体系，有其各自的渊源。     

总集之祖辨

《隋志》将《七录》之杂文部并入总集类，实名乖于实，显为不当。近人或以《善文》为总集之祖，盖缘忽于此“乖”及昧于杜预稍早于挚虞而不辨其各自为书之时间所致。《书》《诗》《楚辞》《汉志·杂赋》《徐、陈、应、刘遗文集》，亦均非真正意义上之总集；真正的总集之祖是《文章流别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