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地区金融集聚驱动因素的实证分析

笔者首先从区位经济、规模经济、信息外溢效应和政府推动四个方面对金融集聚的驱动因素进行分析,进而计算了各省金融业和保险业的区位熵作为金融集聚的指标,从上述四个方面分别选取指标作为代理变量,建立了面板数据模型,模型的估计结果表明,地区经济发展程度是金融集聚的首要决定因素,政府推动是金融集聚的次要因素,金融业在该地区的重要程度对金融集聚起到一定的影响作用。     

1995—2014年大通县土地利用变化及驱动因素分析

基于大通县1995—2014年社会经济数据,通过SPSS等软件,运用土地利用变化模型、主成分分析法及典型相关分析法等技术与方法,系统分析了1995—2001年、2001—2005年、2005—2010年、2010—2014年不同时段大通县土地利用变化的特征,并对土地利用变化的驱动因素进行探讨。结果表明:大通县主要地类为耕地、林地、草地,期间草地、耕地、建设用地、水域面积有所减少,林地、未利用地面积有所增加;与其他几种地类相比,耕地的变化量和变化率较为平稳,土地利用动态度变动最大的是未利用地,其次是水域,再次是建设用地;2010—2014年间除林地外,各土地类型动态度都呈减少趋势,减少速度最快的为水域,减少速度最慢的为耕地;土地利用程度呈现波浪形发展趋势;土地利用变化主要受社会经济因素影响,自然因素和政策因素也是大通县土地利用变化的驱动因素。     

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土地利用变化及其驱动分析

以2003—2007年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土地利用类型变更调查和统计年鉴数据为基础,利用单一土地利用动态度、综合土地利用动态度、土地利用程度综合指数、土地利用程度变化量和土地利用程度变化率等模型,通过SPSS软件,对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五年间土地利用的动态变化及驱动因素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2003～2007年阜新蒙古族自治县耕地、园地、牧草地和未利用地面积减小,林地、交通用地、居民及工矿用地面积增加,水利设施用地面积变化不大。土地利用的变化与固定资产投资、工业总产值和公路通车里程显著相关。     

抚州市临川区耕地数量变化及驱动因素探析

耕地数量减少是我国中部地区目前发展中面临的共性问题。临川位于江西的东部,经济正处在起飞阶段,耕地数量在近几年急剧减少。文章在分析1978至2003年抚州市临川区耕地数量变化的基础上,应用相关分析法分析了1978至2003年间引起临川耕地数量变化的驱动因素:人口的增长、城市化水平的提高、经济的发展和政策因素等。     

我国的海洋产业集聚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伴随着我国海洋经济的快速发展,海洋产业的分布越来越呈现出空间集聚的趋势.针对这一现象,通过区位商法的分析发现,海洋产业的集聚化特征已比较明显.根据不同因素的区分与归类,概括出影响海洋产业集聚的因素主要包括海洋资源禀赋、区域经济差异、海洋相关政策,以及海洋资源环境约束,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决定了不同海洋产业的集聚水平.对于我国沿海区域经济的发展来说,可以通过提高海洋产业集聚水平实现区域竞争力的提升.     

中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集聚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拥有丰裕且成本低廉的劳动力。改革开放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发展更是对国民经济的快速腾飞起到了良好的拉动作用。21世纪以来,我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开始处于较低的集聚水平,尤其是2008年之后集聚水平急速下降,其中纺织服装类及相关产业的集聚状态相对较高,而饮食加工及其制造类行业与造纸及纸制品业的集聚程度偏低。根据面板数据计量分析得出,劳动力池、运输成本、地方保护与对外贸易对中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具有明显影响。为促进我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良性发展,应促进地区间人口自由流动,密集铁路公路运输网络,消除地方保护主义,深入推进改革开放。     

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的驱动因素研究——以江西省全南县为例

农村居民点作为农村人地关系的表现核心,是农村人口生产和生活等综合功能的承载体,是农村土地利用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正式提出,农村居民点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选取位于我国中部地区的江西省赣州市全南县的农村居民点为研究对象,从政策、社会经济方面分析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的驱动因素。政策方面,定性分析了研究相关政策对全南县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的作用;社会经济方面,采用灰色关联度法和主成分分析法研究各项社会经济指标对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的驱动因素。结果表明人口和经济因素是全南县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     

常州产业集聚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

一个地区产业之所以能够集聚发展,必然有一系列推进其产业集聚的因素。研究显示,常州地区产业集聚的因素归纳起来主要有:自然因素、经济因素、社会因素、科技因素、产业因素。企业家的推动作用和地区比较优势是最主要的促进因素,而常州区域内的骨干企业、地方政府的支持政策及产业价值链等未能够发挥应有的作用。     

中国信息服务业集聚及其影响因素

以信息服务业集聚为研究对象,首先介绍了其整体发展状况,然后选取2004—2013年29省市的面板数据,以生产要素、区位因素、空间因素、政府因素和国际环境5个要素为立足点,构建了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和误差修正后的长期和短期均衡模型,通过模型的对比,分析了产业聚集理论对信息服务业聚集的影响。结果显示: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人力资本和对外开放水平对信息服务业集聚均具有显著影响,且人力资本的系数最大;信息化水平和城市规模在长期对信息服务业集聚影响显著;政府扶持力度仅在短期促进信息服务业集聚,长期影响效果不大。     

我国旅游演艺发展的驱动因素分析

作为创意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的一种产物,旅游演艺正成为我国异军突起的新型旅游业态。旅游演艺迅速发展的原因主要有:地域文化的源驱动、民营资本的全面介入、国有文艺院团的转企改制、地方政府的强力支持、旅游产业的转型升级。     

中国棉花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影响因素的区域性差异分析

在我国高库存背景下存在有效需求不足及耕地资源匮乏的双重矛盾,试图从全要素生产率的视角探讨中国棉花综合生产能力提高的路径。通过DEA Malmquist模型对中国2001-2014年棉花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及差异进行分析,并利用动态面板LS方法估计TFP的主要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中国棉花全要素生产率在下降,技术进步是构成棉花TFP提高的主要因素,新疆棉花具有较大发展潜力。在各影响因素中,棉花播种面积占比和受灾水平对棉花TFP的影响最显著;各地区棉花TFP的影响因素及影响程度存在一定差异,尤其是机械投入要素,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均表现出显著的负效应,而在西北内陆具有显著的正效应。     

我国转基因抗虫棉推广与生产优势区域变化实证分析

结合我国推广种植转基因棉花的情况,运用概率优势原理,测算了我国13个主要产棉省（区）及全国平均的棉花生产成本、净收益、总产量的一级概率优势FSD值,发现甘肃、江西棉花生产优势最为显著,新疆、安徽棉花产量和净收益都具有优势,山东、江苏两省棉花生产成本及净收益优势显著,验证了转基因棉花种植区与棉花生产优势地区相一致的假设。     

中国肉羊生产空间布局变动的实证分析

基于中国肉羊生产区域变动的历史事实,结合1990—2008年的统计数据,在描述肉羊生产区域变动特征的基础上构建面板数据模型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从总体上看,中国肉羊生产逐步向经济发展水平较低、非农产业发展相对滞后和饲料资源相对丰富的农村地区转移和集中。其中自然资源条件、区域经济发展水平、非农产业发展和政府的政策支持力度是导致上述变化的关键因素。同时也表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肉羊生产已由最初的自然性布局向经济性布局转变。     

河南省粮食生产结构变化及影响因素分析

粮食生产结构是反映一个地区粮食生产、粮食安全的重要指标。进入21世纪以来,河南省粮食作物的品种、季节结构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对粮食安全产生了一定影响。市场需求、粮食价格、国家政策、生产技术等是影响河南粮食生产结构的主要因素。完善市场体系和价格机制,增加财政支出,加大农业科研投入和健全农业推广体系是优化河南粮食生产结构的有效措施。     

西部地区产业集聚水平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文章利用空间基尼系数的一般原理和测算方法,对中国西部地区产业集聚程度进行了测度。结果发现:西部地区产业集聚类型受要素禀赋的影响较大,产业集聚形成所需要的适宜制度环境比较缺乏;同时,西部很多产业集聚程度正在增加,产业集聚的发展空间较大。     

城市群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人口聚散规律和驱动因素研究

人口与经济协调发展是城市群发展方式更易实现的目标。影响城市群人口聚散的驱动因素有些方面与城市类似:可分为由资源环境决定的内在驱动因素和政策导向、公共服务水平等主导的外在驱动因素。在市场与政府的共同作用下,内在与外在要素分别通过内链与外链形成两条相互影响的驱动路径共同影响人口聚散;有些则不同:城市群内各城市间可通过“规模借用”与“功能借用”实现要素的交换与替代,更易于克服内在和外在驱动因素壁垒,整体实现资本、人力资源等要素的更高配置效率。在对城市群人口聚散规律及驱动因素进行辨析的基础上,利用生产函数构建数理模型,引入资源要素与政策要素,并以首都都市圈中“一核两翼”结构为例进行了仿真分析,探究各驱动要素对人口聚散的作用强度与实现路径。实现人口疏解与承接的关键是提高城市间要素的可替代性与驱动弹性,城市群间可通过合作机制(借用规模)实现要素的交换与替代。在此基础上,提出促进城市群人口数量和分布合理化的思路:正确认识城市群人口承载力与城市功能定位的内涵;以高质量发展战略为契机,强化市场作用,以产业合理布局带动城市间人口合理分布;改革管理体制,降低省际边界障碍和户籍障碍,推进城市群内部的公共服务与基础设施水平均等化,促进形成与城市群和群中各城市功能定位相匹配的人口聚散形式。     

江苏省化肥施用强度变化驱动因子分解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江苏2006-2014年13市77地区的面板数据,采用完全因素分解模型对化肥施用强度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江苏化肥施用强度下降主要由效率变动驱动,其累计驱动效应达127.85%,种植结构调整反而制约了化肥施用强度下降,累计驱动效应为-27.85%;效率变化驱动的化肥施用强度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呈明显下降趋势,江苏化肥施用强度正处于“倒U型”的下降治理阶段;化肥施用强度下降的主要影响因素是农业科技进步、适度规模经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及生物有机肥替代。因此,应坚定不移地推进技术推广、土地流转、剩余劳动力转移及粪便资源化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