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杂剧《风光好》新探

一部文学作品的思想文化意蕴和审美价值的实现,是许多代读者和批评家阐释的积累。元杂剧《风光好》,一般被认为是讽刺喜剧或风情喜剧,旨在揭露假道学的虚伪,陶谷是一个否定性喜剧人物。然而通过重新解读文本,却得出了与以往不同的结论。《风光好》的主题是揭示人性与封建道德的冲突。陶谷是一个带有复杂、多维、滑稽色彩的肯定性喜剧形象。从美感形态和特征来看,作品应归入性格喜剧。剧作还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以"尽善尽美"为至境的传统艺术范式,否定了传统的审美理想和作品功能论,突破了人物性格单一化的局限,反映了宋元市民文艺思潮对正统伦理道德观和美学观的冲击,具有较明显的历史意义。此外,前人较注重剧本在语言方面的成就,而未就其他剧作技法展开充分研究。从现代戏剧创作和理论的角度来看,作品在性格塑造、冲突设置和情节结构方面皆表现出显著的特色,可资借鉴。     

原始混沌孕育的"雾中之花"--《诗经》隐语意象及比兴手法的文化探源

<诗经>中许多比兴用法固定,其中存在着不少隐语,这些隐语按其物象的不同,可分作不同的类.它们作为"有意味的形式",一出现,就暗示着诗歌一定的主题.究其原因,这些隐语物象本身往往凝结了丰富的文化蕴含,它们首先是在参与主题的表达,其次才是促进主题表达而上升为诗歌艺术的比兴.     

互文式独白:庞德《诗章》与布朗宁的"独白体"

庞德不仅是一位敢于在欧美诗坛标新立异的意象派诗人,他也是一位能够在20世纪世界诗坛开拓创新的先锋派诗人和现代派作家.庞德通过史诗代表作《诗章》充分彰显了他在诗歌创作方面的杰出才华.《诗章》具有鲜明的互文性特征,也具有文本对话和狂欢化的属性.在《诗章》中,庞德通过借鉴布朗宁的"独白体"创作方式,一方面呈现"独白体"与《诗章》文本风格的某种契合,另一方面借助多声部独白和蒙太奇式表达,创造性地呈现了庞德式的现代主义诗歌特点.     

电视传媒视域下的流行音乐回归——以选秀节目《中国好声音》为例

流行音乐在近些年受到,得益于电视传媒的广泛影响和导向,尤其是近两年的一档选秀节目《中国好声音》的制作颇为成功,引发收视狂潮,它区别于其他选秀节目的最大价值是其对于流行音乐的解读与判断融入到了节目的整个过程。在这个舞台上,观众从对以往选秀节目中＂看热闹式＂的单纯听歌方式升级为对流行音乐的欣赏与评价。     

先秦时期"君子"意涵的三次转变及其意义 ——以《尚书》《诗经》《论语》为中心

先秦时期,"君子"一词的内涵曾发生了三次大的转变。一开始,"君子"一词只是用来指称贵族统治阶层的,也即纯粹的"职位"君子,此时的"君子"与一个人的道德修养无涉。后来,"君子"一词逐渐从"职位"君子发展到"德位"君子再到"丈夫"这两个新义项,最后在孔子那里发展出了纯粹的"德行"君子,此时的"德行"君子只关注一个人内在的道德修养而与一个人的社会地位无关。"君子"一词的意涵由"位"向"德"的这三层转进,体现出儒家对一个人的内在道德修养层面的重视,具有深远的意义。     

《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中赵琦美校语研究

赵琦美在录校《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时,留下了大量校语.从现存校语看,赵琦美录校《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主要作了校勘、考证、评价三个方面的工作,体现了赵琦美崇尚古本、讲究词采、注重剧本文学性的杂剧校雠思想.其工作和校勘思想,在今日杂剧校勘中仍具有较高参考价值.     

"十七年"时期的大学题材长篇小说创作 ——以《红路》和《勇往直前》为例

传统的文学研究思路认为,"十七年"时期的文学创作更像是20世纪40年代"讲话"精神的拓展和深化,知识分子及其主要栖居地的大学较少进入作家视野,相应的研究也较薄弱,但实际上,当时大学题材创作并不是完全绝迹,只是力量太弱而被人们长期忽视。以"十七年"时期出现的两部影响较大的大学题材长篇小说《红路》和《勇往直前》为例,两部作品不同的表现视角代表着当时人文知识分子不同的价值取向。《红路》所讲到的故事、所塑造的人物更是根据政治需要而作出的简单图解,扎拉嘎胡这种对"红色叙事"的主动认同,实际上代表了"十七年"时期一大批作家的心态。汉水的《勇往直前》一改同时代的《红路》对时代主潮的自觉认同,将更多的精力用于描绘大学生的精神风貌和大学活动上,凸显了知识分子对于外界政治力量的反抗和对于个人意志的听从。总之,作为当代文学大学题材长篇小说启蒙阶段的代表性作品,《红路》和《勇往直前》称不上完美,但考虑到时代因素,这些不足之处似乎也可理解,而从另一角度说,这些不足也可算作其某一方面的艺术特征,同时,这些不足也为后来者提供了经验和进一步开拓的空间。     

从集部目录的流变看古代文学观念的演变——以《汉志》《隋志》《总目》为例

从集部角度比较《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三部目录从诗赋略到集部的嬗变,既是文学观念逐步明晰的过程,也是目录学对文学客观认识的演进过程。从屈原赋之属到楚辞类,楚辞逐步走向经典。别集类的立类及书目传承一方面展示出作家主体地位逐步凸显,另一方面也反映文学正统观念的加强。     

元杂剧的市民话语体系解读

从民俗文化的角度研究元杂剧的语言,可知元杂剧形成了一套与士大夫阶层的话语不同的市民话语体系,如“造反者的话语体系”、“青楼话语体系”、“商人话语体系”等,它吸收了宋元以来的民间文学、市民文学的话语养分,具有鲜明的市民话语特征,反映出元代市民在政治、思想、经济等方面的诉求,是元代民俗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宋元的啸

啸在唐代以后仍然有所发展。苏东坡宋代是啸文学的突出代表 ;南宋时社会观念对啸持贬斥态度 ,啸发生转折。之后 ,啸的主体转入民间 ,实用暗号性的啸在社会生活中十分盛行 ,同时唐进入文学作品 ,为文学画廊增添了新的情节和新的人物形象     

拟史:宋元讲史平话的叙事策略

因为题材的客观要求和创作者的有意仿效,讲史平话的叙事特征不同于一般的小说话本,带有明显的"拟史"倾向.讲史平话在叙事时间和叙事结构的处理上,存在对传统史书的借鉴.通过与小说话本和史书的双重比较,可以看出讲史平话的叙事手法在遵循说话艺术线索清晰、细节丰富的同时,也较多运用了史书纪传体和编年体的结构形式.     

元明时期道教道情的传播及其影响——以元明杂剧小说中的唱道情为中心

唱道情是宣扬道家思想的民间说唱艺术,是道教济世度人的教化方式,在元明时期的中国社会相当盛行.元代杂剧不乏道教题材的剧目,并有道士说唱道情的描写.而明代有关道教题材的小说,对道情说唱及道士放荡不羁形象的描写更为细致.元明时期道教注重通俗化的弘道宣教,由此促成唱道情与中国民间信仰的结合.元明时期杂剧小说中的唱道情,反映出历史上道教传播影响中国社会的一个侧面.     

江苏宋元时期书院考论

江苏在宋元时期书院的发展轨迹与这段时期内全国书院的发展轨迹 ,基本上是相一致的。在政府控制之下 ,在学者自觉规范之下 ,宋元时期江苏书院内部组织日趋完备 ,管理制度也日益精当。     

论宋元戏曲中文人仕婚观的差异

宋代南戏和元代杂剧所表现出的两代文人之仕婚观念，有着明显的差异：宋代文人社会地位高，他们只求做官，不求做人；为了做官，不惜负心婚变，攀婚高门，他们对待仕婚矛盾的态度是仕高于婚，婚姻是为仕宦服务的，其婚姻带有明显的功利思想，这是宋代科举大盛的一个恶果。元代文人社会地位低，他们只求做人，不为做官；为了做人，他们重婚轻仕．追求理想的婚姻生活，并使自己的灵魂得到净化，这是蒙元中断科举给元代社会道德风尚带来的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宋元戏曲中文人仕婚观的差异，是宋元社会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政治制度、不同道德风尚的形象反映，尤其反映了两代文人尊卑的道德情操和人生追求。     

宋、元两代数学衰落的原因探析

在介绍宋、元两代数学的发展背景及其特点的基础上,分析了影响宋、元两代数学发展及导致其衰落的原因,旨在为当代中国的数学发展提供一些参考和借鉴.     

论宋元时期的文章学

南宋至元代创立并蓬勃发展的文章学,长期以来备受学界冷落。这时期的文章学著作甚多,内容极为丰富,学者们解析文章作法,取得了杰出的成就,当然也有局限。可以预言,与诗学、词学、赋学等古代文学研究中的“显学”一样,文章学应该也必然会成为传统文学研究中的一个热点。     

宋金元时期民族观念的演化

中国传统民族观念在宋金元时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宋代士人继承隋唐以来的民族观念，通过文化论述以区别华夷；金、元易代以及宋、元鼎革时期，传统纲常里的忠君思想高涨，渐渐凌驾于士人心目中的华夷大防之上；而到由元入明之际，决定士人政治抉择的主要因素已是君臣大义而非华夷之辨，华夷之间的界限，呈现出逐渐模糊的趋势。     

宋元南戏与洛阳考论

宋元南戏既反映了古代洛阳的人文实况,又为洛阳增添了文学趣味。在《琵琶记》剧本中,洛阳承担着重要的空间背景任务,是作品安排场次的要点。《破窑记》虽经艺术处理,但作者依然把蒙正觅瓜的地点放在洛阳。宋元戏文佚曲不仅反映出唐宋时期汴、洛之间频繁的社会交往,体现了市民阶层新兴力量的道德追求,而且彰显了洛阳的园林景观之美,其盛况超过李格非《洛阳名园记》中的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