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刑法正当防卫制度修改的得与失

文章比较了我国新旧刑法典关于正当防卫制度的规定，指出经过修改，正当防卫的概念更趋规范、科学；放宽了正当防卫的限度条件，有利于人民群众同违法犯罪作斗争；确立了无限防卫权，强化了公民的正当防卫权，同时也埋下了公民防卫权滥用的隐患。     

正当防卫制度的完善与突破

新刑法对正当防卫的制度作了重大修改,放宽了公民正当防卫的限度,增加了对某种特定暴力犯罪实行无限防卫的规定。此次修改是正当防卫制度的完善和立法上的重大突破,它具有可行性和可操作性,特别是无限防卫权的设立,是非常必要和具有现实意义的。只要我们正确、恰当地行使,就能避免无限防卫权的滥用,达到刑法规定无限防卫的目的。     

论外国刑法中正当防卫的限度

考察外国刑法中正当防卫的限度，对于研究我国刑法中正当防卫的限度条件具有重要意义。在大陆法系国家的刑法中，防卫行为须具有必要性与相当性就是正当防卫的限度条件。而英美法系国家一般根据不同的防卫种类，规定不同的限度条件。例如，美国刑法把正当防卫分为四类。即:自身防卫、防卫他人、防卫财产和执法防卫，并针对不 同情况规定了不同的防卫限度。     

我国刑法对正当防卫的独特规定

同各国法规相比较 ,我国新刑法在正当防卫的适用范围、正当防卫与防卫过当以及正当防卫的特别规定等方面 ,具有独特的规定。它明确将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同公民个人权利一样列入其中 ,并且放在前一、二位 ,显示出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在任何时候 ,国家利益、公共利益都高于公民个人权利。同时 ,不仅对防卫人防卫一般不法侵害的限度要求有所放宽 ,不加苛求 ,而且还在条款中醒目地增加了正当防卫的特别规定 ,对防卫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 ,不受任何限度要求 ,从法律上给予了人民群众见义勇为、奋起同犯罪分子作斗争的特别支持和保护 ,对犯罪分子具有强大的威慑作用     

正当防卫必要限度的界定研究

正当防卫的界限游离于"正当"与"过当"之间,缺乏清晰的界定,是法律上存在的一个较大的空白点。刑法理论界对正当防卫必要限度的界定莫衷一是,司法实践中在涉及防卫行为限度的判定时也常常难以准确把握。文章在阐述正当防卫与过当防卫界限的基础上,深层次发掘司法实践中正当防卫难以判定的原因,有针对性地从司法、立法等层面改变"结果唯一论"。结合防卫行为限度的适当性要求,对正当防卫必要限度认定的条件进行综合性考虑与分析,以此为基础提出建立检察机关提前介入侦查机制、司法审判时排除行政干扰等建议,为正确使用正当防卫制度、公正处理案件奠定法理基础。     

浅谈新刑法中的无限防卫权

无限防卫权是我国刑法关于对正在进行的,严重地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的防卫行为不受强度限制,并对防卫产生的结果不负刑事责任的规定。无限防卫权是相对于有限防卫权而言的,我国新刑法第20条2款是关于正当防卫中有限防卫权的规定。即:“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我国新刑法第20条3款对无限防卫权作了规定:“对正在进     

防卫权的立法缺陷与完善

防卫权的立法根据主要有自然根据、社会根据、法理根据;其成立条件可从前提条件、基本条件及限制条件三个方面把握;我国现行刑法关于防卫权的规定用语不规范、“必要限度”的表述过于抽象,而无限防卫权的设立可能带来对正当防卫权的滥用,因此应当加以完善。     

正当防卫限度条件的理解与执行

重点研究和探讨了对正当防卫限度条件的理解和司法适用;认为限度条件不完全等同于“必要限度”。正当防卫的限度条件,应当理解为防卫行为足以制止不法侵害行为,没有明显超出必要限度,对不法侵害人造成不应有的重大损害。并对刑法第２０ 条第３款是否为“无限防卫”进行了探讨,认为我国刑法中并不存在所谓“无限防卫”的规定。此外,对“行凶”、“暴力犯罪”等规定进行了较深入的研讨     

论逆防卫的正当化根据及构成要件

人权的普适性、正当防卫制度设立的目的及司法实践的客观需要决定了逆防卫存在的正当性。作为特殊情形下的正当防卫,逆防卫在前提条件、主体条件、限制条件等构成要件上有别于一般情形下的正当防卫;逆防卫在司法实践中的认定与把握也对司法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正当防卫之"必要"

正当防卫的"限度"问题,既是理论界研究比较薄弱也是实务界比较困惑的问题.正当防卫的"限度"判定,关键问题是要确定防卫行为是否正当,在此基础上建立防卫行为评价标准并确定防卫行为"必要性"的原则;应该结合防卫行为发生的主体条件、现场条件,综合侵害行为的情形和侵害相对人主观因素,坚持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来认定.     

“重伤以下无过当规则”的反思与纠偏

根据“重伤以下无过当规则”,仅当防卫行为造成重伤、死亡结果时,方有可能构成防卫过当。此规则虽可给正当防卫权松绑,却无充分理据。其一,“重伤以下无过当规则”的基础,即“重大损害=重大人身损害”之解释无法成立。其二,“重伤以下无过当规则”和正当防卫的法理基础相割裂,其无法从相关论者所认同的“二元论”“主观权利说”和“不法侵害人丧失法益需保护性说”中推导出来。其三,“重伤以下无过当规则”在刑事政策上会导致私人暴力滥用等负面效果。鉴于以上问题,应重新解释“重大损害”要件：就其范围而言,防卫行为所引起的任何个人法益损害都属“重大损害”中的“损害”;就其程度而言,防卫行为所引起的损害若为刑法所禁止,便是“重大”的。     

四要件视域下正当防卫出罪论

正当防卫的解释问题,被我国犯罪构成体系重构论者视为传统犯罪构成体系的重大理论缺陷,也被作为批判传统犯罪构成体系的坚实阵地。在对正当防卫出罪机制的研究过程中,现有的主观说、实质说、违法阻却事由说要么过于片面,要么缺乏科学性、逻辑不周延。在四要件犯罪构成体系的视域下,结合正当防卫的实质予以剖析,可以发现正当防卫并不符合犯罪构成的任一方面,在传统四要件的理论框架中根本不需要在犯罪构成之外去解决正当防卫的出罪困境。     

论特殊防卫的性质

当前，社会各界对正当防卫和防卫限度问题正在开展新一轮反思。针对刑法第20条第3款规定的防卫行为，学界的称谓千差万别，主要有无限防卫（权）、特殊防卫（权）、无过当之防卫、预防性正当防卫等。从语言逻辑关系和刑法条文规范表达的角度看，“特殊防卫”的称谓更符合第3款关于防卫限度的特殊规定。第3款内容在实质侧面受正当防卫认识、防卫限度要件的约制，在形式侧面符合规范用语的体系表达，不是第1、2款内容的拟制性规定，而是提示性规定。防卫的权利性质受权威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国家范式的影响。在我国弱的权威主义和法律家长主义的影响下，特殊防卫带有明显的义务性质，是权利与义务的统一。     

正当防卫中不法侵害行为的特性

《刑法》第20条对正当防卫作了明确规定,相对于1979年刑法对正当防卫的规定更为具体,对有效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起了积极作用。但对正当防卫的条件———不法侵害并没有作出明确的说明。因此有必要从不法侵害的含义及特征入手,对可以实施正当防卫的不法侵害行为作一个科学的界定。     

正当防卫的时间要件界定——危险理论的提倡

“涞源反杀案”最终以检察机关的不起诉决定而结束，但是该案也反映出我国在正当防卫时间要件的认定上没有形成统一的标准。防卫时间分为开始时间与结束时间，学界对开始时间与结束时间的认定进行了探究，但是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种种局限性。在正当防卫时间要件的认定上应秉持危险理论，对于开始时间的认定需要采用急迫危险说，对于结束时间的认定需要采用危险消除说。同时，对于危险的认定应该以主观论为标准，而该论分为防卫人认识说与一般人认识说。两种学说各有利弊，而将防卫人认识说与一般人认识说相结合所形成的二元主观论更有利于对危险的准确认定。以危险理论与二元主观论分析“涞源反杀案”，可知该案的处理结果兼具正确性与合理性。     

对正当防卫不法侵害的理解

正当防卫是法律确认的公民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的一种法律手段,是公民的一种特殊权利。公民要有效地运用这一法律手段,正确地行使这一特殊权利,必须准确地掌握正当防卫的构成条件。     

对不作为不法侵害的正当防卫

正当防卫在大多数情况下是针对积极的不法侵害而行使的一项权利,而对不作为形式的不法侵害能否进行正当防卫,学者们意见不一。文章通过对“对不作为不法侵害能否进行正当防卫”这一问题的探讨,得出对不作为进行正当防卫应当具备五个构成要件。     

论非典型超法规违法阻却事由

为了实质公正地处理刑事案件,必须把违法阻却事由分成三类:一是法定违法阻却事由,二是典型超法规违法阻却事由,三是非典型超法规违法阻却事由。非典型超法规违法阻却事由是指形式上符合犯罪客观要件且侵害了刑法法益的行为,由于保护或促进了当地社区绝大多数人的现实生产、生活利益,当地群众普遍认为不违法,所以虽然不符合法定违法阻却事由和典型超法规违法阻却事由的条件,但根据利益权衡仍能阻却刑事违法的情况。在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中承认和采纳非典型超法规违法阻却事由具有合理性,但必须严格掌握它的构成要件,深刻理解其阻却违法的根据仍在于利益权衡。     

票据抗辩限制新探

传统票据理论上,把票据的抗辩分为物的抗辩与人的抗辩,这种分类是不全面的。在物的抗辩和人的抗辩之外,还存在一种抗辩,票据的效力抗辩。基于传统的两分法,只有人的抗辩是可受限制的,而物的抗辩则不能。在票据三分法中,对票据的效力抗辩也应存在限制,这种限制的类型有表见代理的抗辩限制、伪造的抗辩限制、空白票据的抗辩限制、票据变造的抗辩限制、票据已付款的抗辩限制、交付欠缺的抗辩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