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明中叶吴中文人集团的形成

明朝中叶以吴宽、王鍪、沈周、文征明等人为代表的吴中文人集团是以地域关系为基础而形成的。彼此关系密切,个性、理想的相近,平等的唱和,有核心性的人物,是这个集团的特点。这个集团由多人组成,他们的创作十分丰富。      

皮陆与韩孟、元白唱和之关系

中期唐诗坛发生了题材倾向从重大、高雅向琐细、平凡的转变.韩孟、元白两大文人集团的唱和之作,明显地表现了这一特征.晚唐著名的松陵唱和中,皮日休、陆龟蒙等对此多有继承和发扬,诗的取材更为凡琐,多小视角,且多杂体.其唱和的深度无疑超越了前辈,而且把唱和这一诗歌存在方式真正传播到了民间.     

野性的丑怪兽还是聪明的反抗者--《暴风雨》"卡列班"人物分析

莎士比亚在其晚年的一部杰作<暴风雨>中塑造出许多个性鲜明、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暴风雨>以其皆大欢喜的结尾反衬出"野性而丑怪的奴隶"卡列班的悲剧.卡列班由海岛主人沦为奴仆,颇不甘心,用其所拥有的智慧,所能利用的人来进行反抗,以期杀死奴役自己的所谓的"主人"普洛士丕罗,最终以失败告终.但卡列班鲜明的个性在作品中被刻画得活灵活现.     

《松陵集》的唱和艺术

依情感互融标准,《松陵集》唱和诗作可分成四类:具深情者;具温情者;情不足者;无情者。从内容上看,《松陵集》唱作与和作以趋同为主的关系有三种:承接与照应;互补与回避;开拓与延展。以歧异为主的关系也有三种:切入角度相异;执守观点不同;和作翻新原唱。《松陵集》以次韵为特色,酬唱诗作沿不用韵→用韵→次韵的顺序,趋同的程度加深。     

两司马治史之比较研究

司马迁和司马光是我国历史上的两位伟大的史学家,他们撰写的<史记>和<资治通鉴>对我国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们二人处于不同的历史时代,其著作也有明显的不同.从体例上来讲,<史记>为纪传体,<资治通鉴>为编年体.另外他们二人在历史视野、对待史实的情感、思想倾向以及材料的取舍等方向也有较大的区别.     

试论"忆语体"散文的"情性合一"

由性(理性)其情至情其性(理性),再至情性合一的自我抒情和个性张扬.本文将分析在冒襄的<影梅庵忆语>、沈复的<浮生六记>、陈裴之的<香畹楼忆语>、蒋坦的<秋灯琐忆>、余其锵的<寄心琐语>等五篇文章中,体现出的对人的世俗之情的肯定和张扬,同时又不失儒家的"中庸之道",因此可视为"情性合一".既有对传统观念的突破,又有不能免俗的一面.     

日本汉诗《渤海入朝》考辨

关于日本平安时代汉诗<渤海入朝>的作者、写作时间、写作缘起等,历来有不同的推论.本文确认,此诗作者大伴氏上乃日本嵯峨天皇至仁明天皇时之廷臣,与圣武天皇朝之犬养并非一人;其诗写作时间,乃在嵯峨天皇弘仁五年十月至十二月间,而非日本天平十二年十月;其诗并非赞扬唐与渤海之亲密关系,亦非与渤海聘日使之唱和,而是因闻渤海国使王孝廉到着而献给天皇的颂诗.     

从"现代"到"传统" ——曹禺剧作的审美嬗变

曹禺前期剧作中充满了对传统和秩序的反抗与颠覆,追求个性独立与个人自由,标榜个性,具有浓郁的现代气息;而受作家自身原因及家庭、社会原因的影响,自<北京人>开始,曹禺剧作中的人物形象、戏剧情节在美学意味上发生了明显转变,呈现出向传统回归的倾向.     

《松陵集》系为行卷而编

《松陵集》系为行卷而编。1.宋刊本《松陵集》卷首陆诗署名“乡贡进士;”2.集中诗作提供内证;3.《〈松陵集〉序》隐含着浓厚的科举气息;4.《松陵集》的编辑方式符合进士行卷的特征。     

《史记》的生命人学主题

文章认为,<史记>以写人为中心,表现活生生的生命个性,并在各种生存与死亡的对抗与选择中表现生命的力量、意志、精神与价值,从而实现其千百年来经久不衰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     

《宋大诏令集》的价值及整理

《宋大诏令集》是北宋八朝(太祖至徽宗)的诏令汇编,内容涉及了这一时期的重大史事和典章制度,具有资料的原始性和完整性、内容的多样性等特征。本文通过《宋大诏令集》对《宋史》、《宋会要》、《长编》等史籍的误载、漏书的补正,阐述了《宋大诏令集》的史料价值,从辨伪、存佚、文献校勘三个方面阐述了它的文献价值,并对《宋大诏令集》的进一步整理,提出了初步的设想。     

历史的横切面：“淳熙三书”所见宋代广西周边蛮族社会

南宋淳熙元年至五年,出现了三部比较集中反映广西及其周边社会的书籍,即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周去非《岭外代答》、昊儆《竹洲集》。从蛮族社会的角度上看,在此历史横切面上,广西及其周边蛮族呈现出了许多有深远历史意义的现象,表现在：广西化外蛮族社会高度拥抱汉族文明,蛮族上层表现出相当高的华化水准;广西羁縻蛮族社会总体上已经接近于唐代前期的水准,并且,其发展趋势与汉族曾经走过的道路是吻合的。这为广西诸羁縻州及其周边的云贵地区在元代以后完全纳入中华帝国体系并一直延续至今天开显了端倪。     

也谈钱钟书先生与《全宋诗》--以《钱钟书先生未刊稿《宋诗纪事补正》摘抄》一文为例

本文以《钱钟书先生未刊稿〈宋诗纪事补正〉摘抄》一文为例,通过分析其对《全宋诗》所作的有关补正,认为《宋诗纪事补正》一书有助于我们全面而准确地评价钱钟书先生在宋代诗歌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对《全宋诗》的修订和完善也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     

宋代杜诗的辑佚

杜甫的原集在他去世后不久就已散佚,宋代"二王"本<杜工部集>是杜甫诗文集的第一个定本.宋人在"二王"本的基础上陆续对杜诗进行拾遗补缺,共得佚诗46首.今存之<续古逸丛书>影宋本<杜工部集>与文献记载中的"二王"原刻本在诗歌数量上有抵牾不合之处,即前者较后者多收诗歌5首.宋代不同版本的杜诗集注本所收杜诗的数量不尽相同,本文对宋代各种集注本所收之杜诗进行了准确的数量统计与评述.     

嵇康与山涛"绝交"新探——《与山巨源绝交书》再解读

<与山巨源绝交书>是考察嵇康与山涛关系变化的重要作品,学界以往认为该文出现之后二人即进入"绝交"状态的说法,忽视了历史上关于此文的争论,也未能很好地把握有关当时状况的某些史料,实为误读.联系现存的史料片段,从嵇山二人政治选择、私人关系、人格素质、思想倾向等方面综合解读<与山巨源绝交书>,可以发现,所谓"绝交"只是人们在对文本层累误读中关于二人关系形成的不恰当定位.二人人生选择不同的深层次原因是他们在个性气质与哲学思想上的差异,从而展现了不同的人生趣旨,不能因人生选择不同来判断二人人格的高低,进而断定二人绝交.     

论《诗品》之评谢灵运

钟嵘认为谢灵运与陆机均源出曹植,但谢之才气灵性与陆之才力学识大不相同.陆机主要致力于师法曹植诗所表现出的那种文人化、雅正化倾向,而谢诗则更多地发扬了个性化倾向.钟嵘又是第一个全面综合地考察谢诗艺术特征的人.<诗品>把曹植、陆机、谢灵运列为自五言诗产生以来的最具代表性的作家,而谢灵运更被钟嵘看成是当时诗坛创作风气变革的终结者.     

宋初山林隐逸的精神转向与理想人格的重构

宋代士人面临严重的信仰危机，迫切要求重建价值体系，重构理想人格。在这一重构进程中，宋初隐逸诗人群体率先进行了排除功利、融通仕隐的隐逸尝试，在追求闲雅怡然、任情淡泊的审美化人生中，塑建了兼容道义又保持个体独立的理想人格，使山林隐逸精神较之唐末五代发生明显的转向，并对仕宦群体吏隐的人格取向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程公说与《春秋分记》

眉州丹棱（今属四川）人程公说所著《春秋分记》九十卷,是宋代《春秋》学的重要著作。《春秋分记》在体例上借鉴了《史记》的纪传体,而又有所创新。颇为珍贵的是,《春秋分记》配有十四幅古地图,是名副其实的“图书”。《春秋分记》注重阐发“《春秋》大义”,全书贯串的“大义”集中体现为“大一统”与“尊王攘夷”,并且希望能够“经世致用”。《春秋分记》自淳祐三年（1243）刊刻以来,历代公私书目均有著录。今世所见《春秋分记》的唯一版本是《四库全书》本,而《四库全书》本系宋刻影抄本。     

钱谦益柳如是丛考

钱谦益和柳如是是近年学术界颇为热门的研究对象,但有待解决的具体问题也还很多,其中比较明显的有五个方面的问题:(一)钱谦益《牧斋集》版本问题.当代《传世藏书》所收的《牧斋集》底本最差,校勘也最粗疏,说是"传世藏书",实际上却是最坏的一个版本.(二)钱谦益《牧斋有学集》诗歌编年问题.关于《牧斋有学集》中诗歌的写作时间,卷首总目中的记载与具体作品的记载存在着许多出入,读者阅读时需引起注意.(三)钱谦益《方生行,送方尔止还金陵》系年问题.这首诗歌在《牧斋有学集》中定为1662年作,但事实上却是1663年作,应予纠正.(四)柳如是《剑术行》与《长歌行》问题.陈寅恪《柳如是别传》想引用柳如是的《剑术行》,结果却引用了柳如是的《长歌行》,可能是一个疏忽.(五)柳如是《庚辰仲冬访牧翁于半野堂,奉赠长句》用李梦阳诗问题.这首诗化用明代诗人李梦阳的诗歌,并且内容有些不健康,但研究者都没有指出.     

李商隐寄令狐绹诗之考论

在李商隐的交际诗作中,他写给令狐绹的诗最多,情最动人,语最直截,最有心底话想说也能说,且能“屡启陈情”.其《夜雨寄北》也可断为寄令狐绹,从其写作于此诗前后的其它诗看,即可得到验证,也可以互证,这些写给令狐绹的诗都是期望出施援手的.从李商隐寄令狐绹的诗考,令狐绹打压李商隐,真是一桩冤假错案.令狐绹与李商隐的关系非同一般;在李商隐所有的交往中,他与令狐绹最密切,交往的时间跨度也最大;令狐绹对李商隐仕途上的帮助也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