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第三部门”法对传统公法与私法之分的突破

20世纪70年代以来,"第三部门"运动席卷全球。如今,第三部门不仅在活动内容上不断增多,而且在活动范围上也日益国际化。本文从界定"第三部门"的涵义入手,在第一部分分析了第三部门在发达国家和我国的现状。第二部分评析了区分传统公法与私法的几个理论。第三部分从不同角度分析"第三部门"法突破传统公法与私法之分的理论基础。第四部分分析了"第三部门"法在我国的困境,包括立法层次低、门槛过高、法律内容的缺陷、法律技术的缺陷等,最后提出几个建议,如制定《民间组织法》、改革政府管理体制、完善第三部门的内部管理、明确政府对第三部门的扶持、社会责任的承担、公益诉讼等。     

《侵权责任法》对监护人责任制度的发展

《侵权责任法》第32条、第9条对《民法通则》第133条、《民通意见》第148条做出了重要发展。《侵权责任法》第32条第1款确定了监护人责任的一般原则,第2款是针对第1款的特殊的例外规定。第32条规定的监护人责任,仅针对被监护人在没有受到他人教唆、帮助时导致损害的情况。被监护人如果是因为受到他人的教唆、帮助而导致损害,原则上由教唆人、帮助人单独承担责任,在监护人未尽到监护责任的情况下,承担特殊的补充责任,此责任采取过错责任的归责原则,其性质与第32条的监护人责任存在本质区别。     

新《税收征管法》第88条第1款之研讨

新《税收征管法》第88条第1款对原《税收征管法》第56条第1款作出了修改,但是,新《税收征管法》第88条第1款在修改时忽略了对经济困难、没有能力缴纳或者解缴税款及滞纳金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的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纳税担保人同税务机关在纳税上发生争议时的合法权益的保护,并且忽略了在此时对税务机关对他们的征税行为的监督。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新《税收征管法》第88条第1款必须再作修改,应当允许经济困难、没有能力缴纳或者解缴税款及滞纳金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的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纳税担保人提交经济困难说明,然后依法申请行政复议。     

红运会上产三“虎” 长征路上显威武

在苏区革命时,中央红军盛传有三"虎"。这三"虎"是指:红一方面军第1军团第1师第1团;第2师第4团、第5团。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和聂荣臻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这样称呼过,而周恩来更多的时候称他们为三只"拳头"。     

“当代新儒学国际会议”

"当代新儒学国际会议"始办于1990年,是旨在以当代新儒家思想为代表的当代儒学为研究对象的学术研讨国际会议,在中国的台湾、香港、大陆两岸三地以及海外,均有重要影响,至今业已举办了九届:第二届(1992)、第三届(1994)、第四届(1996)、第五届(1998)、第六届(2001)、第七届(2005)、第八届(2009),第九届(2011),横跨两个世纪,历经20余年     

中国第三部门发展的政策建议

国际社会第三部门的兴起与发展,以及中国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的转型,迫切需要第三部门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作用.基于对中国第三部门发展现状的分析,本文从五个方面提出了第三部门在中国发展的政策建议,指出促进第三部门的发展是社会各方的共同责任.     

第9次海牙国际私法会议

海牙国际私法会议第九次会议于1960年10月举行。在此之前,第一次会议召开于1893年,第二至第四次会议举行于1893年至1904年之间,第五次是在1925年,第六次在1928年,第七次在1951年,第八次在1956年。今后大约每隔四年举行一次。会议的参加国有奥地利、比利时、丹麦、芬兰、法国、西德、希腊、爱尔兰、意大利、日本、卢森堡、荷兰、挪威、葡萄牙、西班牙、瑞典、瑞士、土耳其、联     

危险驾驶罪中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的刑事责任

《刑法修正案(九)》在第133条之一增设了从事校车业务、旅客运输业务超员、超速、违反危险品安全管理规定运输危险品的危险驾驶行为之后,又在第2款规定了车辆所有人、管理人的刑事责任问题。刑法第133条第2款在性质上属于注意规定,而非法律拟制。因此,尽管本款明确规定适用于第1款第3、4项,但是,在车辆所有人、管理人对第1、2项的行为负有直接责任时,仍然应当根据第1、2项处罚。车辆管理人在客观的违法行为上,既可以是作为,也可以是不作为,还可能是作为与不作为的竞合。在主观上,车辆管理人的主观责任应当根据危险驾驶罪本身的主观责任确定,鉴于危险驾驶罪系对抽象危险结果的过失犯罪,因此车辆所有人和管理人应当负过失的责任。在车辆所有人、管理人与驾驶人之间的关系上,存在车辆所有人、管理人与驾驶人之间构成共犯关系,车辆所有人、管理人分别成立教唆犯、(共谋)共同正犯、帮助犯的情况,以及车辆所有人、管理人构成单独犯的情况。     

国家治理中的第三次分配:美国镜鉴与中国道路

第三次分配在中国推动共同富裕迈入新阶段的当下扮演着重要角色。基于国家社会关系视角,将第三次分配划分为强政府大社会、弱政府大社会、强政府小社会、弱政府小社会4种实践模式。美国第三次分配建构起了弱政府大社会实践模式,以社会主导、政府监管、政治中立为主要特征。工具理性是美国第三次分配的成功经验,形成了文化、组织、制度及技术“四位一体”的逻辑理路。隐藏在工具理性外衣下的阶级理性是美国第三次分配的失败教训,在阶级理性思维影响下,社会“私”的方面被放大,形成了以捐赠者为中心的家长制作风。中国第三次分配是先富带动后富、助推共同富裕的实现方式,它深嵌到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中国第三次分配不能照搬美国模式,需要在充分吸收工具理性和摒弃阶级理性的经验教训基础上,塑造强政府大社会模式,将中国文化要素融入制度体系,增强第三次分配主体规范性,加大第三次分配激励力度,完善第三次分配监管体系,持续并高度关注贫困人群。     

对未成年犯罪人能否判处无期徒刑

在现有刑法体系下,根据有关规定可以推导出对未成年犯罪人判处无期徒刑是完全可行的,也是逻辑上的合理结果。从而,无期徒刑在事实上可以适用于未成年犯罪人。适用刑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对未成年犯罪人不判处死刑本身就是对未成年犯罪人从宽处罚精神的体现,与刑法第十七条第三款的立法精神并不矛盾。如果在适用第四十九条的基础上再根据第十七条第三款来处罚,就会违反“禁止重复评价”的原则。现行刑法第四十九条和第十七条第三款相互限制、联系、区别,从最终结果看,二者中只会有一条被适用,不会也不应出现同时被适用的情形。     

家庭暴力中女性以暴制暴的犯罪成因

现代社会,家庭暴力逐渐成为国内外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控制家庭暴力的社会原因和自身原因是控制家庭暴力的长远和根本的措施。而"受虐妇女综合症"的暴力周期和后天无助理论,是一种以消极沉默的形式对家暴的"自救";女权意识高涨与丈夫的认识不同步而导致的家庭矛盾凸显也成为以暴制暴的原因。因此,控制家庭暴力,需要在制定社会求助政策时将家庭暴力因素予以考虑,才能建立以司法机构控制为核心的、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反家暴的社会控制网络。     

中学生暴力行为调查研究

采用自编的中学生生活经历调查研究问卷,对校园暴力特别是生生之间的躯体暴力和心理暴力进行调查研究,以调查中学生暴力行为一般状况和特点。研究发现,心理暴力得分在是否班干部上有显著差异;总暴力得分在是否班干部和在父亲职业上有显著差异。暴力实施者的得分在是否班干部上有显著差异;暴力受害者的得分在性别、是否班干部、母亲文化程度上有显著差异;暴力目击者的得分在性别、是否班干部、父亲职业、父亲文化程度、母亲职业上有显著性差异。     

网络暴力生成的根源探析

网络暴力给社会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从内生性视角看,网络暴力产生的根源在于施暴者“失常”的从众心理,目击者作为局外人的冷眼旁观,受害者消极被动的鸵鸟心态。从外生性视角看,网络暴力的产生源于网民缺乏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渠道,部分自媒体平台经营者的利欲熏心,网络监管的滞后等。     

对加拿大魁北克省夫妻暴力干预实践及其特点的分析

加拿大魁北克省对夫妻暴力问题的研究和干预始于草根组织,之后得到了政府强有力的支持。30多年来,形成了在立法和政策框架之下的一系列干预机制。在以女性主义理论为主的各种理论流派指导下,魁北克省对夫妻暴力的干预涉及预防和治疗等各个方面,具体的干预措施在侧重保护受害妇女、儿童权益的基础上,近年又增加了对施暴者的治疗,力图全面、有效地减轻并最终消除夫妻暴力问题。     

关于家庭暴力立法的思考

文章分析了国内外家庭暴力的立法现状,指出我国立法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制定反家庭暴力法应明确的几个问题。     

《莉莲的故事》中的家庭暴力分析

澳大利亚当代小说<莉莲的故事>中充斥着摧残身心的身体暴力、驾驭女性的性暴力和扭曲人性的精神暴力.女权主义批评认为针对妇女儿童的家庭暴力源于大男子主义文化:男权主义思想和厌女情节是导致男主人公实施暴力的主要原因;性暴力是实现男性统治和驾驭女性能力的最后证明.     

足球暴力的成因分析

采用文献资料、对比分析等方法，对国内外足球暴力引发的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引发足球暴力的主要因素有社会经济因素、裁判因素、球员因素、观众因素和组织管理因素，相关管理部门应从这几个方面入手对我国足球暴力进行深入地研究和治理。     

足球暴力的成因分析

采用文献资料、对比分析等方法,对国内外足球暴力引发的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引发足球暴力的主要因素有社会经济因素、裁判因素、球员因素、观众因素和组织管理因素,相关管理部门应从这几个方面入手对我国足球暴力进行深入地研究和治理。     

法院防治家庭暴力情况的调查与思考

家庭暴力现已成为影响婚姻家庭稳定和社会和谐的一个重要因素,防治家庭暴力迫在眉睫。以重庆市某区法院为例,对该院近三年受理的家庭暴力案件进行了实地调研,考察其防治家庭暴力的实践状况。基于对调查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的基础上,总结了该区法院近三年防治家庭暴力的一些成功经验,并针对防治措施的不足,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建议。防治家暴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调动全社会的力量,不仅要依靠法律救济,还要有不同服务部门和机构共同参与的机制,对探索新形势下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新举措有一定借鉴意义。     

论家庭暴力防治立法中“家庭成员”之界定

我国在家庭暴力防治立法中对＂家庭成员＂界定时,需厘清民法通则、刑事诉讼法和两高司法解释等法律对＂近亲属＂规定的混乱局面,遵循大陆法系传统,借鉴大陆法系典型国家或地区成熟经验,以＂近亲属＂概念界定＂家庭成员＂。应借鉴国际社会和两大法系典型国家或地区的成熟立法经验,扩张＂近亲属＂概念,适应时代发展要求,对于具有同居、恋爱及其他相关亲密关系者,准用家庭暴力防治立法的相关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