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窥刘向、刘歆对目录学之贡献

我国目录之学历史厚重,源远流长,始自西汉刘向、刘歆父子。刘氏父子受命整理皇室藏书工作,最后落实到编撰《别录》、《七略》两部目录学著作。刘氏著作的撰成开启了中国目录学之先声,对后世影响深远,具体表现为开辟校雠学、创建解题式目录、首创图书分类目录、史志目录之源流等,功绩显著。《录》、《略》是今人研究中国古典目录学和目录学史必研习之重要经典。     

我国第一部目录学理论专著《校雠略》

自古有目录书,也有目录学,中国目录学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商周时代:“古者史官既司典籍,盖有目录以为纲纪。体制湮灭,不可复知。”但是直到宋代以前,却未有目录学的专门理论著作。中国古代目录学的创始人刘向、刘歆父子是通过他们的目录书——《别录》、《七略》体现他们的目录学思想的,其理论贯串在他们的目录书中。此后,东汉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唐代魏征的《隋书·经籍志》、北宋王尧臣的《崇文总目》、南宋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和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等,也都是目录书,尽管这些目录巨著体现了自汉至宋各个时代光辉的目录学思想,包含着这些时代的目录学家们的目录学理论,但是,目录学的理论专著至此尚未诞生。     

中国传统目录学的文化品格及其价值取向

中国传统目录学的文化品格及其价值取向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文献分类具有弘道设教、崇经重儒等超文本的道德劝戒和伦理教化的功能,在目录分类的表象背后蕴含着适应专制统治的政教人伦观念.二是具有“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学术认知思想.考辨学术派别及源流是古代目录学家最看重的目录功用之一,图书的分类与流变反映的是学术的分野和衍化,目录学担当着学术史的重任.三是具有损益旧制、另开新篇的批判创新意识.传统目录学家不断反思前人目录分类的利弊得失,根据文献及学术发展的不同特点和规律在分类与著录方面进行变革,在学术演进的整体框架中推论图书要旨.总之,传统目录学触及了文献背后的文化意蕴,展示了文献背后所蕴含的政治观、伦理观和学术观.     

《别录》《七略》形成原因初探——兼论我国古代目录学的产生

西汉末年,刘向、刘歆父子校理古典文献编纂的《别录》、《七略》两部书目,是我国古代文化遗产中一颗耀眼的明珠。它的出现,开创了我国古代目录学、校勘学、分类学的先河,并影响着后世近两千年来图书事业的发展和学术思想的研究。它所采用的“七略分类法”比欧洲第一个正式的图书分类表,1545年德国吉士纳(Konard Ne-suer)的“万象图书分类法”(Biblfot heca universals)早一千五百五十一年,在世界文化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因此,对《别录》、《七略》形成的原因进行探讨,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批判继承我国古代优秀的文化遗产,更好地研究先秦学术思想演变,研究我国古代目录学的发展。     

刘向、刘歆文献整理中的史学批评思想

刘向、刘歆父子是中国历史文献学史上的突出代表,他们的文献整理成果中包含着丰富的史学批评思想。其中,刘向所撰《别录》,以书录的形式评析史籍,开创了一种史学批评的模式。刘歆所撰《七略》,以序文的形式考察学术源流、评论是非得失,在史学批评史上显示出特定的价值。他们开启了文献目录之书与史学批评的密切关联,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揭示、认识这种关联,对于拓展历史文献学家和史学批评的研究空间,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中国现代文学目录实践批判

目录之学关涉中国现代文学的学术源流和知识掌控问题。"目录"是目与录的合称,传统目录重"录"(叙录),现代目录往往有"目"无"录"。中国现代文学的编目(录)实践从这种新的文学诞生不久即已开始,成为绵延近百年的学术传统,而20世纪30年代前期、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期及80年代则掀起了目录编撰实践高潮。目录对现代文学来说具有广告、传播功用,整序(控制)——检索功用,辅助、导读功用,更具有学术研究功用。对目录应该有必要的价值批判,现代文学目录编撰还有值得拓宽和完善的空间,最主要的是缺失专题目录。也缺少目录应有的完备、理想的体式,还存在实用价值和学术价值的矛盾性及道德观念、意识形态观念等非学术观念对目录编撰的制约。对目录著述成果的认知也应该持一种学术价值尺度和标高,即目录不只是一种工具书,而应该被视为一种特殊的现代文学史和学术史,一种具有丰富的学术内涵的著述类型。     

《录鬼簿》：中国第一部戏曲解题目录

《录鬼簿》：中国第一部戏曲解题目录杜海军说起戏曲目录，人们总是要提到元人钟嗣成的《录鬼簿》。它“开我国通俗文学戏曲专题目录的先河，保存了元人见到的元代公演剧目。”①钟嗣成，是一位戏曲家，著有杂剧７种。他的《录鬼簿》是我国戏曲目录史上第一部解题式目录。...     

魏晋南北朝目录学的新起点

自从西汉末年刘向、刘歆父子充分地奠定目录学的坚实基础之后,随着社会、学术的发展,魏晋南北朝三百多年间,许多学者在刘氏的基础上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和探索,取得了多方面的进展和创新。这一时期的目录学新成就,在我国古代目录学史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对后世目录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唐开元大修书与儒家魁首定位──《群书目录》未得褒奖原因探讨

《群书目录》，又称《群书四录》、《群书四部录》，是中国图书目录学中一部极为重要的著作，也是盛唐文化的一大成就。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部著作在它成书之日，却被统治者淡化了，未获得本应获得的褒奖。这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件久悬不决的公案。对此，笔者不揣浅陋，试从当时挟杂着政治的文化背景中找出一些原由，以求教于识家。一、《群书目录》成书背景及遭遇历代稍具文化的统治者，都重视图书典籍的整理。自汉以降，成了一种文化传统。进入唐代以后，图书典籍整理几乎每朝都有不同规模的进行，至唐玄宗的开元年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     

刘向《说苑》研究综论

刘向《说苑》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学术价值十分重要,因此整理研析历代文献对《说苑》的评价是很有意义的,本文正是由此对历代史志及目录、各种文学史和小说史、专著与单篇等进行了疏理与综合.     

《中图法》与集部古籍分类

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了记载科学文化知识的图书典籍。图书数量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增加，人们要整理、利用图书，“辩章学术，考镜源流”，就逐渐产生了对图书进行分类管理的思想，一批学者编制了图书分类法。在我国漫长的古代社会，出现了很多图书分类法，其中较...     

浅谈目录学和书目工作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除了继承着丰富的文化遗产外,随着文化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现代书刊文献资料也在急剧增加,形成书籍的海洋。在这浩瀚的书海面前,我们如何能从人类巨大图书资料的宝库中揭示,报道可供利用的图书文献资料,这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和研究的课题。但是怎样利用?如何为科研工作者提供资料,为青年学者指导治学门径?我们认为应从目录学入手。清代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曾说:“凡读书最切要者,目录之学,目录明,方可读书;不明终是乱读。”又说:“目录之学,乃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     

张舜徽先生的目录学思想论略

当代著名文献学家张舜徽先生 ,通过对具体目录工作经验的总结和对研究理论的梳理 ,基于传统校雠学的思想从文献学的角度去看目录学 ,无疑是为了强调目录学的实用性而着意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目录学的宗旨 ,他不仅指出目录的类别标准是书籍的内容实质 ,而且在目录学著作的编纂方面亦有所创新     

论古代小说研究的分歧

论古代小说研究的分歧李日星关于两种小说概念《庄子·外物》所谓“小说”,是指与“大达”不相干的“小道”,即不可与经世之论相比的世俗浅见,并非文体概念的界定。这是公论。汉代目录学家刘向、刘歆父子和史学家班固借“小说”一词用于学术源流和图书目录的分类、以...     

从《汉书·艺文志·诸子略》看刘向父子的诸子思想

刘向父子是西汉著名的通儒、文献目录学家,他们在学术思想史上的贡献主要在于他们的目录学著作——《别录》《七略》。成帝河平三年,刘向受诏主持校理皇家图书。《汉书.楚元王传》曰:"上(成帝)方精于《诗》、《书》,观古文,诏向领校中《五经》秘书""向死后,歆复领《五经》,卒父前业。歆乃集六艺群书,种别为《七略》",这是汉代第一次大规模的图书整理活动,产生了我国最早的     

论佛教目录学家释僧祐及其《出三藏记集》

僧祐是我国南朝时期的律学高僧,他精通萨婆多部的《十诵律》,以研究、讲习律学著名于齐梁,受到当时朝野的崇敬。僧祐对中国佛教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如研讲戒律、修缮寺院、度僧人、塑佛像、建立经藏等。然而,真正奠定僧祐在中国佛教史、学术史上地位的则是其编撰的《出三藏记集》。该录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保存完整的佛教目录,录中著录了大量珍贵的佛经、经序、高僧传记,时至今日仍然是僧俗各界研究、学习佛学的重要工具书。从目录学的角度而言,该录在著录内容、著录体例、分类方法上都有很明显的发展和创新,是我国目录学宝库中一部承前启后的力作。     

日本尊经阁藏宋本《世说新语》版本文献价值

文章在对日本尊经阁藏宋本《世说新语》进行版本梳理的基础上,着重以该本与嘉趣堂本和湘中刻本对比,证明尊经阁本校勘价值的优胜之处,挖掘梳理尊经阁本所附宋代汪藻《叙录》对《世说新语》书名、卷帙、门类、版本,以及敬胤注、《人名谱》《引书书目》《解题》诸多方面研究的文献学术价值。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序”、“案”散论──兼及古代目录中的学术问题

本文探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学术原则，考察其“序”“案”的职能，评述其得失，兼论《总目》与以前目录的异同，以及所包含的古代目录中学术的典型问题。     

作为方法的“编年”体式——以中古文学理论批评文献整理与研究为例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文学理论批评所取得的历史性的飞跃发展和辉煌成就,蕴藏在流传下来的经史子集四部典籍之中。如何通过文献的整理与研究,更为完整地呈现中古时期文艺思想的丰富性、多元性,并通过丰富性、多元性的呈现,揭示这一时期严峻的社会政治经济现实及思想文化的结构性裂变对文学理论的形塑与范式熔铸,是研究者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编年”体式作为方法,有利于研究者将文献辑录和叙录、理论阐释和辨析、历史场景还原和叙述等数者融会贯通,从而展现传统文学理论批评之“大批评”“大文论”的风貌。我们认为,通过这样的“编年”方法,既能将文献学有效地引入文学理论批评史研究与书写之中,又庶几可以在方法和成果两个方面都取得一定程度的学术创新。     

《四库全书总目》编纂的学理基础

<四库全书总目>是清代乾隆年间编纂的一部具有里程碑式的集大成的目录学巨作,总结了自汉刘向、班固以来历代目录著作的得失利弊,以较完善的分类体系、著录方式详细介绍了<四库全书>的各种书籍,在中国目录学史和学术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