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兀惕和蒙古的文化联系

两个民族的文化联系问题,首先是两个民族间建立的直接或间接的接触问题。从十世纪以来,驻牧蒙古草原上的鞑靼—蒙古部族,与其南部的唐兀惕族(自称弭药、弭药家,汉人称为党项人)为邻。因此,无论在和平的条件下,还是在非和平的时期,他们彼此间都不能不发生关系。西部、北部和西北部的阻卜(契丹之《辽史》和女真之《金史》对鞑靼人的     

《西夏史稿》

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年十二月出版了我校历史系吴天墀同志约二十五万字的学术专著《西夏史稿》。 西夏是以党项羌为主体,包括汉、藏、维、蒙等族合组而成的多民族政权。党项羌人起初居住在今青海(东南部)、甘肃(南     

西夏文的姓名结构与人物族属的判定

西夏文献中对不同民族人名的处理方式不同:汉式的姓名和梵式的名字全部音译,藏式的名字全部意译,党项人的姓表音而名表义。利用这些特点可以判断人物的民族属性,从中可以知道作为西夏后族的梁姓和曹姓贵族是党项人,而非此前学界估计的汉族人。对不同民族人名的处理方式有少量例外现象,是因为有些汉族书写者并不懂得党项人名的实际含义,而有些西夏文书写者也不懂得吐蕃人名的实际含义,他们都是仅凭听觉进行音译的。     

站在反战前列的主和派司马光

司马光(公元1019—1086年)一生,恰值北宋(汉族)、西夏(党项族)、辽(契丹族)鼎峙之时,这是我国古代的民族斗争十分激烈的时代。作为政治家、史学家的司马光,对正确处理民族问题十分关心,极力反对当朝执政者韩琦、王安石等所推行的民族压迫政策。西夏是以党项族为主,与吐蕃人、回鹘人等建立起来的王国,与北宋并存。宋太宗蔑视党项人为“禽兽”,长期以来对以党项族为主的西夏顽固地实行民族歧视、民族压迫政策。党项等西北少数民族,备受宋朝边帅廷臣的残酷压迫和剥削,以致民族矛盾日趋激化,宋夏战争时有发     

北宋时期西夏归明族帐考

北宋时期,西夏归明族帐数量很多,其中有党项的蕃部族帐(包括党项、西夏的职官),也有西夏政权统辖下的其他民族的蕃部族帐,这些归明族帐大多被安置在宋夏沿边地区。考证西夏归明族帐对于研究宋夏关系以及宋夏沿边人口的分布状况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藏文文献目录学

藏文文献目录学卓尼·噶·贡布才让一、藏文文献目录学的产生藏文文献目录学的产生与吐蕃文化的兴起有直接关系。公元前１世纪，吐蕃吸收了印度和波斯文化，大大推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到松赞干布执政时，创制了吐蕃文字，即现在的藏文。从此，吐蕃文化开始了崭新的阶段。...     

藏传佛教各宗派对西夏的影响

由于受历史等因素影响,西夏和吐蕃关系密切,党项人在内迁前就开始接触佛教,并有自己的僧人,党项与吐蕃僧人时常交往。安史之乱爆发,吐蕃加紧对外扩张,占领河西陇右地区,对河西实行近百年的统治,吐蕃崇佛政策对本民族和役属部落都有很大影响,对河西地区佛教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受朗达玛灭佛影响,佛教在藏区沉寂了近百年时间,但在河西地区依然兴盛,毁佛事件未波及到此地。10世纪末佛教在藏地再次兴起,藏传佛教后弘期开始,不同教派陆续形成。这时内迁党项部族也日益强大,11世纪初建立西夏国,双方僧人、佛事交流频繁,西夏境内有大量不同教派吐蕃僧人活动。西夏效仿中原和吐蕃僧人的封号制度,建立了自己较完备的僧人封号体系,任用吐蕃、天竺高僧担任帝师、国师之职,总领全国佛教事务,充任功德司正,并参与佛经的译释和校勘等工作,藏传佛教的大手印和道果等教法对西夏都有一定影响,藏传佛教在西夏得到了很大发展。     

松赞干布生卒年考

松赞干布是吐蕃王朝的开国赞普,自他起始有藏文以记录历史事件,藏族史学家往往以他的生卒年为定点,向上向下推算其它赞普的在位年代或生卒年。因此考证他的生卒年,对于判定和理清吐蕃王朝的历史事件,具有重要的意义。松赞干布执政后虽然开始有了文字记录,但由于藏文原始资料的散失,松赞干布的生卒年却成了问题。自古以来,多数藏族学者坚持松赞干布享年八十二岁,而藏族史学家根敦群派     

论五代党项周边地缘关系

上继唐代民族迁徙之成果,下启宋代西夏立国之局面,唐末五代时期是党项发展的中间环节。有利的发展环境与机遇构成了西夏崛起的坚实基础:一是唐祚覆灭,天下无共主,五代诸朝皆忙于中原逐鹿,无暇顾及像夏州党项这样的偏远之地;二是契丹方兴,志在南侵,南北对峙的局面初步形成,给党项这样的中间势力提供了生存空间;三是西北战略地位迅速下降,吐蕃、回鹘等强族相继衰弱和分裂,唯有党项由于较强的政治组织而日益强大。     

藏文书法艺术初探

大千世界,民族林立,语言纷繁,文种众多,字体五花八门。许多民族和国家在各自文字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创造了自己的书法艺术。 藏族自吐蕃王朝松赞干布（617-650）时创造了藏文,到现在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随着藏文的使用和发展,产生了藏文书法艺术。藏文书法艺术就象开放在青藏高原上的雪莲花绚丽多姿,深受广大藏族人民的喜爱。根据藏文史书记载,吞弥桑布扎仿照古印度兰札文创造了藏文正楷,根据瓦都文（又译为乌尔都文）创造了藏文草书。他不仅创造     

论苯教在吐蕃王朝时期的地位

苯教(bon)是吐蕃的原始宗教,最初流行于象雄(zhang zhung)地区,故又称象雄苯教;后经辛饶米倭(gshenrab mi bo)改造为颇有体系的宗教,即雍仲苯教。辛绕米倭遂被尊为苯教始祖。吐蕃王族在雅隆地区兴起后,也逐渐接受了包含于象雄文明之中的苯教文化。在吐蕃早期历史上,苯教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无可置疑的。藏文文献指称,用轿子抬着吐蕃第一位赞普——聂赤赞普(gnyav khyi bt san po)登上王位的十二位贤人,即是苯教徒。藏文诸史大都记载了苯教在上丁二王(stod kyi sting gnyis)时期广为流传的     

文成公主入藏路线初探

关于文成公主入藏路线问题,汉、藏史籍记载很少,而历来的说法,都认为是从长安由北道经青海西宁入藏的。王忠同志所著《松赞干布传》一书中说,文成公主是经鄯城(今西宁),过吐谷浑境,入吐蕃的;新疆发现的《吐蕃历史文书》亦记载,吐谷浑王及贵族迎接文成公主,互相见礼,欢宴并赠送礼物等事。作者从一些汉、藏典籍、实地采访和其他资料中,觉得这种说法值得怀疑。现就个人管见所及,对此一问题提出一点不成熟的看法,望同志们批评指正。     

试论西夏党项文化传统及其与周边各族文化的交流

西夏文化是典型的“综合文化”,它有相当明显的党项文化传统,并富有深厚的汉文化基础,它是在中原汉族和周边其他民族的文化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与此同时,西夏党项文化的外传,也对中原的宋文化,周边的吐蕃文化、回鹘文化、辽金文化产生过积极的影响     

史料学、历史文献学视域下对党项与西夏史料的异同认知述评

党项与西夏的史料就是党项与西夏国发生、发展、消亡过程中的史迹遗存、文字记录和口碑资料。具体地说就是唐、五代、辽、宋、西夏、金、元时期的汉文党项与西夏史料、西夏文文献和考古发现,亦即唐、五代、宋、辽、金士大夫和西夏人书写的党项和西夏史料,是党项和西夏存续期间同时代的人的历史见证,是故其史料性质对于研究党项与西夏而言是第一手资料。而明清时期的汉文西夏专史,从文献整理上有其独特的价值,但是对研究党项与西夏的历史只有学术上的研究参考价值,而不能作为原始史料征引。     

古藏文札记

藏文有悠久的历史。据藏族史籍记载,藏文在发展过程中曾有过三次改革,但那些记载都失之过简,人们无从了解古代的语言及古文字的风貌。 近几年随着吐蕃时期手卷写本的公布,使我们获得更多更好的研读古代藏文的资料。这些文献中反映出来的语言现象和早期藏文的特征,颇有研究价值。人们如果用吐蕃王朝之后,特别是十一世纪以来形成的藏语书面语与之对照比较,我们就会发现吐蕃时期的古藏文     

从西夏《文海》看西夏语同藏语词汇的关系(一)

笔者在《西夏语同藏语词汇之比较》一文(载《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92年第4期)中依据西夏《番汉合时掌中珠》的西夏语词的汉字注音,特别是关于人体器官的词汇的汉字注音大多与藏语对应词相同或相近的现象,再加上西夏党项羌早期是青藏高原上的西羌部落的一支,与藏族有很深的历史渊源关系,因而认为西夏语应当与藏语有密切的关系,且很有可     

站在反战前列的主和派司马光

司马光(公元1019—1086年)一生,恰值北宋(汉族)、西夏(党项族)、辽(契丹族)鼎峙之时,这是我国古代的民族斗争十分激烈的时代。作为政治家、史学家的司马光,对正确处理民族问题十分关心,极力反对当朝执政者韩琦、王安石等所推行的民族压迫政策。西夏是以党项族为主,与吐蕃人、回鹘人等建立起来的王国,与北宋并存。宋太宗蔑视党项人为“禽兽”,长期以来对以党项族为主的西夏顽固地实行民族歧视、民族压迫政策。党项等西北少数民族,备受宋朝边帅廷臣的残酷压迫和剥削,以致民族矛盾日趋激化,宋夏战争时有发生,祸国殃民,危害很大。为此,司马光则坚决主张:宋廷对待“西戎(西夏)大略,以和戎为便,用兵非宜”①,并乞请宋廷象周文王那样,实行“不避疆、不陵弱”的民族政策,与邻邦西夏友好相处②。尽管在北宋统治集团推行民族压迫政策的高压之下,司马光仍坚持向宋帝谏言,力排众议,誓要“冒死一为陛下言之”③,竭力反对对西夏以兵戎相见,愿宋朝与西     

“赞普”释义──吐蕃统治者称号意义之商榷

以土著文化的观点,以古藏文历史文献为左证,探究吐蕃统治者之称号"赞普"的实际意涵。首先,回顾1960年以来中国、日本与欧美等专家的意见,评析各家之短长,描绘了清晰的逻辑思辨理路。其次,辨识现存各文献的可信度与引用价值的优劣,并交叉分析,进而以为《敦煌古藏文卷子》、吐蕃碑铭石刻对"赞普"意涵的记载,是为"神人合一"的意义,反映出其受"天命论"的影响,亦呈现大唐文明对吐蕃政治思维与官制的影响力。     

敦煌文献与唐代吐蕃史的构建

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文献中,有不少都是吐蕃统治敦煌时期(786-848年)的作品,就其使用的文字而言,主要有两类,其一为古藏文文献,数量约在12000件左右;其二为汉文文献,数量也非常可观.与吐蕃王朝历史有关的文献数量虽不是很多,但非常重要,如<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用编年的形式记录了吐蕃王朝每年的大事,包括会盟、狩猎、征战、税收等,成为唐代吐蕃史研究的基础.敦煌写本中与社会经济、宗教信仰相关的文献数量也很多,为唐代吐蕃社会史、宗教的研究与构建提供了丰富而珍贵的史料,可补充或印证汉文史籍及后世藏文文献的记载.     

略谈西夏的美术

西夏王国建于公元1038年。它的疆域“方两万余里”,包括今天宁夏、陕西、甘肃、青海和内蒙等部分地区。西夏为党项羌族所建立,突厥、吐蕃、回鹘和相当多的汉族人民为西夏的历史做出了巨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