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松龄并无第二夫人

<正> 在1980年的全国第一次蒲松龄学术讨论会上,有人提出了陈淑卿系蒲松龄的妻妾之说(见《蒲松龄研究集刊》第一辑所载《蒲松龄与陈淑卿》一文).继而又有《关于蒲松龄的第二位夫人》一文肯定了蒲松龄确曾有一位第二夫人——“无名氏”(见《沈阳师范学院学报》1983年第3期).随后,以蒲松龄与其第二夫人为题材的各种剧本、小说等文艺作品亦相继问世.自此,蒲松龄     

《田七郎》与《聂政传》关系探源

<正> 蒲松龄的创作明显地受到了《史记》的影响,但创作观念上有很大的变化。若论《聊斋》中从《史记》受到启发的篇章,莫如《田七郎》一篇最为显著。司马迁所著《刺客传》介绍5名刺客的生平事迹,而第4个刺客聂政的故事似乎曾特别引起蒲松龄的注意。在《田七郎》一文中,蒲松龄对聂政的故事进行     

蒲松龄两次教馆丰泉王家说

<正> 笔者根据有关材料考定蒲松龄曾在康熙十三年前后到淄川丰泉乡王家教馆(详见《关于蒲松龄生平经历的几点考订》,载《蒲松龄研究集刊》第四辑),得到学术界的肯定.后来又在《蒲松龄杂考》一文中推断,康熙初年蒲松龄就已开始外出执教.不过,当时仅据日本学者前野直彬教授所著《蒲松龄传》中引用的材料,指出他是在淄川西鄙的王村坐馆.近日再读有关资料,发现早在这时蒲松龄就曾在丰泉王家处馆,其时当在执教王村之前.现试申述理由如次:     

《醒世姻缘传》与蒲松龄作品的比较——再谈《醒世姻缘传》的作者不是蒲松龄

《醒世姻缘传》的作者是不是蒲松龄,学术界历来有争论。我在《<醒世姻缘传>作者新探》(见《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5期)、《<醒世姻缘传>为蒲松龄所作说质疑》(见《殷都学刊》1985年第4期)、《也谈<醒世姻缘传>的成书年代》(见《殷都学刊》1986年第2期)等文章中都谈到应该是清初文学家丁耀亢,而不是蒲松龄。为了进一步说明《醒世姻缘传》不是蒲松龄的作品,有必要把《醒世姻缘传》与蒲松龄的作品加以比较。     

《聊斋志异》研究中的争鸣问题

<正> 《聊斋志异》是我国清初著名作家蒲松龄的代表作,在国内外享有崇高的地位。随着对它研究的深入,很自然出现一些不同的意见: (一) 关于《聊斋志异》的写作年代问题。这个问题分歧很大。蒲松龄的儿子蒲箬在《祭父文》中写道:“我父……暮年著《聊斋志异》八卷,每卷数万言。”蒲松龄一生活了七十六岁,所谓“暮年”云云,最早也应在六十岁左右。可是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里却说:     

简评王枝忠的《蒲松龄论集》

王枝忠的《蒲松龄论集》(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22万字,分十九个专题,对蒲松龄及其代表作《聊斋志异》作了多方面的发掘、考订。书中有不少新见,如关于蒲松龄的初馆问题。《关于蒲松龄生平经历的几点考订》文中提出蒲于康熙十二年以后一度在本县城北丰泉乡王家坐过馆。这给王洪谋《柳泉居士行略》中“自是以后,屡设帐缙绅先生家”这段话提供了正确的解释,而不再象以前误解为蒲在康熙十一年初馆毕际有家,这一发现为我们正确理解《聊斋志异》提供了新的信息。再如《清初文字狱和蒲松龄谈狐说鬼》文中论述蒲松龄有没有受到文字狱的影响问题,文中列举了大量事实,认为“清朝文字狱与蒲松龄创作《聊斋志异》中间并不存在一种必然的因果关     

近几年蒲松龄和《聊斋志异》研究综述

<正> 近几年,蒲松龄与《聊斋志异》研究呈现出一种好的景象。1985年9月18日至23日,又在山东省淄博市召开了全国第二次蒲松龄学术讨论会。现在结合这次讨论会将近几年来蒲松龄及《聊斋志异》的研究情况综述如下。一、探讨范围的扩大。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对《聊斋志异》研究史的探讨。主要是对清代的《聊斋》研究发表了一些论文。吕扬的《〈聊斋志异〉研究史话》(人大复印资     

《聊斋俚曲集》方言土语试解

《聊斋俚曲集》和《聊斋志异》同是我国古典文艺园地里的奇葩。俚曲在蒲松龄的作品中,同样应给予较高评价。但俚曲中涉及许多方言土语。理解这些方言土语,对于疏通《聊斋俚曲集》,对研究蒲松龄和《聊斋志异》,都是很有意义的一件工作。     

蒲松龄研究的重要收获——评《蒲松龄事迹著述新考》

<正> 齐鲁书社新近出版的《蒲松龄事迹著述新考》一书,是山东大学袁世硕教授1979年以来撰写的蒲松龄与《聊斋志异》研究的论文结集.书分上下两编,十八篇,三十余万字.这部论著,集中体现了作者在蒲松龄的生平、交游、创作活动,《聊斋志异》的版本及其他著述研究方面的探索与开拓,在不少问题上填补了研究中的空白,可以说是近年来蒲松龄研究中的重要收获,也是一部资料翔实、论证严谨、创获颇丰的力作.     

“孤愤之书”·“消遣岁月”·“游戏澜言”——蒲松龄、纪昀、袁枚小说创作心态之比较

相同的兴趣爱好,使蒲松龄、纪昀、袁枚都选择了文言小说这一文体,但不同的生活经历,尤其是迥异的科举之路,使三人的小说创作心态明显有别:蒲松龄借《聊斋志异》宣泄孤愤;纪昀《阅微草堂笔记》成书源于消遣;袁枚《子不语》的问世出自游戏。     

蒲松龄研究的重要成果——读袁世硕《蒲松龄事迹著述新考》

<正> 自70年代末,在袁世硕教授的科研视野中,“短篇小说之王”蒲松龄的地位愈来愈突出、愈来愈重要了。正如著者本人所说:“作为山东省最高学府的山东大学的一名古典文学教师,没有理由对本省的先贤、足使中国人引以为荣的文学巨匠蒲松龄及其著作,漠然视之。”(《蒲松龄事迹著述新考》前言)这部30余万言的(《新考》,便是著者基于上述考虑,花费七个寒署的心血的结晶。众所周知,走近一位作家,可以套用一句现成的俗语,这就是“条条大路通罗马”;然而,     

蒲松龄的医学思想初论

蒲松龄的医学思想集中体现在《药祟书》、《草木传》、《伤寒药性赋》、《日用俗字·疾病》等篇 ,散见于《聊斋志异》、《聊斋杂记》、《聊斋诗集》等。主要特征是 :普及、实用 ,从乡村生活实际出发连类取譬 ,富于幻想 ;在传播医学常识的同时 ,还突出了劝善惩恶的主导思想 ,并表现了科学观与宿命观混杂的情况 ;与他的整个思想不能不受到时代与阶级的局限相应 ,蒲松龄的医学思想也有着局限和不足 ,再加上蒲氏本人并没有长期专门的医学实践经验 ,对疾病的发病机理知之甚少 ,在传播医学科学常识时有些内容真伪并存 ;本文还对蒲松龄的医学思想的背景作了简要分析     

《蒲松龄研究集刊》简介

<正> 山东大学蒲松龄研究室编辑、齐鲁书社出版的《蒲松龄研究集刊》,于1980年9月问世,现已出版了三辑。第二辑为1980年蒲松龄学术讨论会专刊。这个集刊是专门性的学术丛刊。已出     

1986年的蒲松龄研究综述

1986年,蒲松研究在资料整理、专著出版、论点多样化诸方面,均取得一些进展。一、蒲松龄著作及有关资料的整理、出版:1、《蒲松集》(新一版)1962年8月,《蒲松龄集》由中华书局上海编辑编所编辑出版,路大荒先生整理.1963年路大荒先生根据新发现的《聊斋偶存草》等珍贵抄本,增补了《蒲松龄集》,是为二版。其增补诗歌,做“附录”。1986年4月,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重印《蒲松龄集》,因原整理者路大荒先生已去世,该书重印前由蒲松龄纪念馆盛伟做了一些校勘工作。     

惊心动魄 文笔犀利——《聊斋志异》小札

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写了不少塑造封建时代的复仇者形象的作品,如《席方平》、《伍秋月》、《向杲》、《窦氏》、《商三官》、《梅女》、《鸦头》等。在这一类作品中,蒲松龄倾诉了封建时代被压迫者的深仇大恨,歌颂了他们“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的高尚情操和斗争精神,猛烈地抨击了封建社会末期的黑暗。 这些作品,有一种强烈的震撼人心的力量,对封建统治阶级揭露得深刻,批判得尖锐,是《聊斋志异》中最引人注目的部分之一。《席方平》和《商三官》更是其中的佼     

蒲松龄研究的新收获——评袁世硕《蒲松龄事迹著述新考》

对《聊斋志异》的研究是近些年古典文学研究中的热点,但对与《聊斋志异》关系极大的蒲松龄生平、《聊斋志异》版本,及蒲氏诗词、杂著等的研究却被忽略了,因而也影响了对《聊斋志异》研究的深入。袁世硕教授的《蒲松龄事迹著述新考》(齐鲁书社出版,下文简称《新考》)对蒲松龄的事迹著述进行了新的考察和探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最广泛地占有各类珍贵资料,是《新考》的一个主要特点。过去研究蒲松龄的学者,虽     

蒲松龄对志怪、传奇小说艺术传统的继承和发展

《聊斋志異》是一部伟大的积极浪漫主义文学巨著,它不仅在清代是一部出色的作品,在我国文言短篇小说中也是突出高峯。因此探索蒲松龄如何创造性的继承文学传统,便是很重要的工作。一蒲松龄生活在明末清初,正是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特别尖锐的时候;蒲松龄的家乡淄川又较集中的体现了这种矛盾。在他小的时候,就有很多农民起义,著名的有赵应元、张广、于七、谢迁等。起义军儿乎控制了整个鲁东地区。随着民族矛盾     

《草木传》的作者是蒲松龄吗?

《草木传》又名《草木春秋》亦称《药性梆子腔》,是以拟人化的手法来介绍数百味中药的药性和功能的剧本。民间流传的抄本中,多署名为蒲松龄手著。但蒲氏碑阴所记杂著、戏、俚曲的著作目录中并无其书,有关文献资料中亦未见记载,更无蒲氏手稿本传世。故一九六二年《蒲松龄集》成书时,将《草木传》收入其附录之中。为此,路大荒先生在“编订后记”中记云:“附录—一蒲氏墓表碑阴著作     

从《聊斋志异》中的男性形象看蒲松龄的矛盾心态

在《聊斋志异》的研究中,我们会发现其中蕴藏了蒲松龄的众多心态,而这些心态在许多方面存在着矛盾。本文从研究《聊斋志异》中的男性形象入手,对蒲松龄的科举观、爱情观、官吏观以及宗教观进行剖析,分析其中的矛盾心态。     

从对农民起义的态度看蒲松龄的民族意识

清初的伟大文学家蒲松龄和他的《聊斋志异》到底有没有民族思想?一九八○年九月,在山东淄博市举行的全国蒲松龄学术讨论会上,“有”与“无”两种意见各执一端,相持不下。在研究者中,彻底持否定态度的、影响比较大的是兰翎同志《〈聊斋志异〉的“民族性”在哪里?》(1956年2月5日《光明日报》)一文。该文全面否定了何满子、任访秋等人的观点,并指斥何、任的观点为胡适和胡风派观点。八○年学术会上,有人写了《〈聊斋志异〉中有反清思想吗?》,重申兰翎的观点。我认为,这个问题很有必要讨论下去,因为它将直接关系到对蒲松龄及其作品的正确评价问题。为此,草成一文,以就教于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