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质预期下股权制衡对公司并购绩效的影响

本文通过建立理论模型,对异质预期下股权制衡对公司并购绩效的影响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发现:二级市场投资者的异质预期会引发并购交易后公司股价的下行调整,造成以股价反映的并购绩效出现下滑;在适当的异质预期下,公司大股东之间的股权制衡能够减缓并购绩效的下降幅度。股权制衡程度越高,并购绩效越好。但是,当投资者的异质预期逐渐增强,超出适当的范围时,股权制衡对并购绩效的影响呈现出非线性的特征。     

股权机构与公司绩效关系研究

文章分析了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的关系;把股权集中度、股权制横度作为股权结构的度量指标,运用回归分析法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股权集中度与公司绩效呈负相关关系,股权制衡对有助于改善公司绩效,并据此提出了建议。     

生命周期视角下的股权制衡与企业价值

本文将企业生命周期作为约束条件纳入股权制衡与企业价值的关系分析。在划分上市公司企业生命周期和最终控制人性质的基础上,匹配2004-2006年符合股权制衡与一股独大条件的对应样本,考察股权制衡和一股独大的股权安排模式与企业价值的关系。研究发现,处于成熟期时,股权制衡的上市公司企业价值显著高于一股独大的上市公司企业价值。由于未获得成熟期的民营企业样本,因此成熟期最终控制人性质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差异无法验证。处于成长期时,一股独大的上市公司企业价值均值高于股权制衡的上市公司企业价值,但在统计上并不显著。而且在成长期最终控制人性质并未显著影响制衡与否与企业价值的关系。     

股权集中、股权制衡与上市公司的技术效率

上市公司以“一股独大”、“股权分置”、“同股不同权”等为特征的股权结构向来被认为是造成目前中国上市公司以及证券市场众多弊疾的根本原因,并成为目前股权分置改革的理论依据。但我们认为,在股权结构选择的问题上,应该以股权结构能否促进上市公司效率水平的提高为标准,毕竟作为国民经济中极其重要的部分,上市公司的效率直接影响着宏观经济效率的高低。本文从股权集中和股权制衡两个方面,对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与技术效率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股权集中度以及控股股东的持股比例与上市公司技术效率以及技术效率水平的提高显著正相关;股权制衡度与上市公司技术效率显著负相关,而与技术效率水平提高的相关性却并不显著。这说明,在现行的制度安排下,较高的股权集中度和较高的持股比例会激发控股股东的“支持行为”,其“掏空行为”并不严重,而大股东之间的制衡则往往成为企业效率提高的障碍。     

股权制衡对并购中合谋行为经济后果的影响

以模型构建和实证检验相结合的方式,探讨股权制衡对并购活动中控股股东与高管人员合谋行为所产生的经济后果的影响。通过大股东效用模型论述股权制衡的治理功效,构建以Shapley指数计算的股权制衡度变量,以沪深A股上市公司1999年至2006年的并购事件作为样本,采用回归分析对模型推论进行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当控股股东尝试以并购手段掏空上市公司时,将采取向高管人员提供利益回报的方式与其合谋。如果公司中存在制衡股东,高管人员获取私有收益的空间将被压缩,低效并购造成公司业绩损失的情况也会减少。实证结果显示,当控股股东与高管人员合谋时,上市公司的股权制衡程度越高,高管人员通过并购获取的私有收益越少,公司的并购绩效也越好。     

基于海洋博弈的大股东制衡与合谋研究

本文基于海洋博弈模型,对上市公司大股东的合谋及制衡进行研究.研究表明:大股东合谋行为是大股东竞争性内在选择的均衡结果,受到参与合谋的股东数量以及股东性质的影响,投票权越小,包含股东数越少的股东联盟越具有稳定性,部分大股东的合谋行为将会降低其他大股东的控制权收益,但对小股东的影响却是不确定的;同时,大股东的投票权差异越小,小股东的博弈收益越高,说明股权制衡有益于小股东的保护.     

股权制衡视角下的家族控制权结构演变研究

采用2008～2019年的家族上市公司样本,基于家族控制权模型,探讨股权分散时代股权制衡如何影响家族控制权结构。研究发现,股权制衡度越高,控制家族在股权层面的超额控制越弱,而在董事会层面的超额控制增强,总的家族超额控制权扩大。进一步分析发现,股权制衡对家族超额董事委派的促进作用在存在股权威胁、无代际传承需求以及家族成员同时担任董事长和总经理时更加明显。在关联方交易上,董事会超额控制对股权层面超额控制形成协同,对股权制衡形成对抗。     

股权激励与公司绩效的关系文献综述

股权激励作为长期激励机制,是现代企业人才激励体系申不可或缺的部分鬻本文通过对现有的文献进行回顾,分析了股权激励与公司绩效的相互关系及其具体的影响方式,指出了其存在的问题     

股权制衡与上市公司派现水平的联动关系研究

基于股权结构内生性的假定,采用面板数据动态地研究了上市公司的派现行为对股权制衡的影响,研究发现公司中小股东并不把上市公司的派现行为(至少是正常派现)视为控股股东的掏空方式,在控股股东完全控制的上市公司这种情况更为显著.考虑到股权结构在静态指标上表现出外生性的一面,同时采用联立方程模型研究发现股权制衡与上市公司派现水平之间存在着联动作用:派现水平越高,上市公司的股权制衡度越低;股权制衡度越低,上市公司的派现水平越高.     

股权分置改革下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192家上市公司3年的面板数据,对股权分置改革下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的相关性进行了实证分析.首先通过因子分析确定公司绩效指标.接着分别从股权构成、股权集中度及股权制衡度3个方面考查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的关系,结果表明,公司绩效与国有股比例、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呈显著的U型关系,与流通股比例负相关,与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股权制衡度正相关.     

终极控制股东两权偏离、替代效应与公司价值

基于2004～2006年中国上市公司截面数据,在实证检验不同治理机制间替代效应的基础上,系统分析了终极控制、公司治理与企业价值间的互动关系,验证了公司治理的中介效应。结果显示:1.董事会治理与其它治理机制间存在显著的替代效应。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增加会强化董事会治理与股权制衡度、监事会治理之间的替代效应,而会弱化董事会治理与管理层激励、信息披露之间的替代效应;2.终极控制股东两权偏离对公司价值具有显著的负面效应;3.公司治理对公司价值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其在终极控制对公司价值的作用机制中具有显著的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超过50%。基于实证分析结果,最后为优化中国终极控制型公司治理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公司信息透明度与大股东资金占用研究

本文以2002-2006年非金融类的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公司信息透明度与大股东资金占用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在控制其它影响因素条件下,公司信息透明度越差,大股东资金占用问题越严重.该研究结论表明,提高公司信息透明度将有助于改善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缓解二者之间的代理冲突,减少大股东资金占用的可能性.     

终极控制人、负责融资与企业非效率投资

通过对LSV模型的扩展,构建终极控制人对企业投资影响两期静态理论模型,研究终极控制人对企业投资的影响.分析表明,终极控制人在谋取控制权私有收益情况下,"隧道挖掘"成本越小,企业投资者保护程度越差时,终极控制人越易进行过度投资;终极控制人为国有性质的企业比终极控制人为非国有性质的企业更易过度投资;负债融资具有一定的相机治理效应,可提高终极控制人的投资决策点,抑制终极控制人过度投资.     

战略性大股东的公司治理

吸收战略性大股东加盟是当前我国资本市场的新生事物,也是国有企业实行股权主体多元化的具体表现。本文从理论模型上探讨了战略性大股东加盟的基础条件、战略性大股东与公司价值之间的关系,以及战略性大股东的公司治理方式和对我国经济的启示。     

私营企业的企业家背景、多元化战略与企业业绩

本文运用"高阶理论"考察了私营企业的企业家背景、多元化战略选择以及企业业绩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与低学历的、年长的、创业前没有"企业负责人"经历的企业家相比,高学历的、年轻的以及创业之前曾担任过"企业负责人"的企业家更倾向于选择多元化战略.研究也发现,高学历、低年龄、"企业负责人"经历与高的销售额、资产额、资产增长率和净资产增长率正相关;多元化战略能够带来更大的资产规模、更高的资产增长率和净资产增长率,但对利润率没有显著的影响.同时,企业家的背景与多元化战略的交互作用同样影响着企业的业绩.创业前有过"企业负责人"经历的企业家采用多元化战略可以带来更好的业绩,而没有这种经历的企业家则会收到负面的效果.有意思的是,高学历和低学历的企业家采用多元化战略都提高了企业的销售额、资产额和净资产增长率,而中等学历的企业家采取多元化战略则带来了相反的效果.本文最后对该现象的可能原因进行了探讨.     

亲缘关系、创新能力与企业绩效

本文认为,CEO与控制性股东之间的亲缘关系会影响企业的创新能力,是解释家族企业治理效率的重要理论依据之一.通过构建有中介的调节变量模型,本文以2001-2005年沪深两市上市的家族企业为样本,实证检验了家族上市公司CEO与控制性股东之间的亲缘关系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以及创新能力在此关系中的中介作用和股权结构的调节作用.结果显示:(1)家族上市公司CEO与控制性股东之间的亲缘关系与企业创新能力和企业绩效之间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2)创新能力与企业绩效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且创新能力在亲缘关系对企业绩效的影响路径中起部分中介作用;(3)股权结构形式对亲缘关系与创新能力和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起显著的调节作用.即相对于直接持股式股权结构.金字塔式股权结构下亲缘关系对企业创新能力和企业绩效的影响更强.     

多元化、公司业绩与总经理变更

总经理变更是公司内部治理的重要手段,其业绩敏感性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以2002年～2007年沪深两市702家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为样本,探讨多元化经营对总经理变更绩效敏感性及其业绩改进效应的影响,为公司经营模式对公司治理效率的影响提供经验证据,利用传统的Logistic回归、边际效应分析以及面板数据随机效应回归对多元化和总经理变更的关系进行研究。实证结果表明,多元化降低了总经理变更的业绩敏感性,多元化公司总经理变更的概率与资产收益率代表的多元化公司业绩变化没有显著的关系,即使在公司业绩下降的条件下,股东替换总经理的动机也弱于集中化公司;多元化公司总经理变更后的资产重组行为规模显著弱于集中化公司,带来的业绩改进也小于集中化公司。     

产品市场竞争、控股股东倾向和公司现金股利政策

利用我国沪深两市的4093个公司年非平衡面板数据,实证检查了公司产品市场竞争程度、控股股东现金股利分配倾向与公司现金股利政策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控股股东具有偏好现金股利的显著倾向,并且这种倾向不受股东性质的显著影响。进一步的研究发现,控股股东偏好现金股利的倾向在高产品市场竞争的环境下更加显著,控股股东要求支付更多现金股利的倾向随产品市场竞争程度的增加而增加。通过运用代理成本理论和股利"掏空"理论对结论进行分析,表明产品市场竞争起到了良好的外部治理机制作用,可以较好地抑制经理层的道德风险和控股股东通过其他方式对公司进行"掏空"。     

大股东性质与企业绩效——国有股减持的一个经验证据

以我国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大股东所有权性质变更对公司绩效的影响。所选样本在样本区间的实证结果表明,从总体上看,企业由政府直接控制型公司转变为非政府直接控制型公司后,仅表现出显著的盈余管理,公司盈利能力没有发生变化。进一步分析发现,其中发生了高层管理人员更换(简称“高层更换”)的公司,短期盈利能力显著提高;面临激烈市场竞争的企业,盈利能力得到了根本改善。研究结果为国有股减持和股权多元化提供了经验证据,论证了引入市场导向的大股东、健全经营者任免机制和加强市场竞争对深化企业改革的意义。     

Success Traps,Dynamic Capabilities and Firm Performance

Dynamic capabilities (DCs) are fundamental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differential firm performance. However, the question remains why some firms are better at developing and applying DCs than others. In particular, successful firms have been warned against the tendency to fall into a success or competence trap, where success reinforces exploitation of existing competences and crowds out exploration of new competences, hindering the development of DCs. Therefore,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effects of success traps on DCs and consequently firm performance, taking into account firm strategy and market dynamism. To facilitate this, our study also identifies the commonalities of DCs across firms. Drawing on survey data from 113 UK high‐tech small and medium‐sized firms, we find that success traps have a significant, strong negative effect on DCs, which in turn have a weak positive effect on firm performance; DCs are manifested through absorptive and transformative capabilities as two common features across firms. We also find that the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DCs is related to internal factors (such as success traps) rather than external factors (such as market dynami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