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诗正义》注疏分合考

《毛诗正义》从体例上看是对毛诗经文、传、笺的阐释,其原貌以正义为主,只标经注起止。南宋绍熙年间始合正义于毛诗经注本中,遂有《毛诗注疏》之称。南宋晚期建本又引《毛诗释文》附注疏之中,称之为附释音《毛诗注疏》,是为其后各本注疏之祖。注疏合著渊源有自,引注附经可以追溯到刘歆、马融,而唐人将音注字旁,又开宋人《注疏》、《释文》合刻本之先河。将《毛诗正义》与经、注、释文合著,实现了文字、音读、疏义的三统一,成为一直沿用至今的标准体例,为《诗》学研究提供极大的便利,但割裂疏文,却造成讹误增多、疏文支离、认读阻塞和义注疏混称等诸多问题。     

墨家之“义”与“侠义”和“正义”

从字形构造看,"义"一开始就带有"神圣命令"的意涵,墨家之"义"恢复了这个意涵。墨家之"义"还具有利他、不分亲疏、追求公平正义等特征。后世的"侠义",经过明代通俗小说的推衍和近代梁启超等人的论证,逐渐与墨家之"义"联系在一起。而"正义"这一术语虽然是在翻译西方著作中生成的,但它的内涵却与墨家之"义"有许多相同点,在墨家、儒家的基础上进一步接受和改造"正义"这一关键词是有可能的。     

论“疏不破注”——以《毛诗正义》为例

“疏不破注”是唐人疏注时遵循的一个原则和体例,对唐代训诂及后世训诂都产生了很大影响。历来学者认为唐人疏注遵循这一原则,故无多新义。本文以《毛诗正义》为例,认为疏在维护经学正统地位、巩固封建统治中是严守注的思想体系,即不“破”注;但从语言学发展的角度来看,疏在许多方面实际上是“破”注的,给“疏不破注”一个客观公允的评价。     

“影戏”语意流变考

“影戏”一词的含义在我国历史上数有变化：其初始意义是指称我国民间的一种特殊的戏剧艺术，即今人所谓的“皮影戏”；入明以后，“影戏”除继续沿用宋元时期的初始意义外；其含义也发生变化：一方面是其指称范围逐渐扩大，一些与“弄影”有关的艺术如走马灯、西洋景、电影等也被称为影戏，另一方面则是在民间产生了一些对于影戏的别称。     

“平话”概念流变考

“平话”是一个动态的历时性概念.元代是“平话”概念得以产生和确立的初始阶段,而明清则是“平话”概念获得进一步发展和出现新变的时期,不仅名称和含义出现了由“平”向“评”的转移,性质上也发生了重要变化,原本只是作为口头和书面话本存在的“平话”,在此期间指称对象又逐渐扩大到表演伎艺和小说文体,具有了文学和文艺的双重属性.因此,在使用和界定“平话”概念时,既要注意其一以贯之的本质内核,又要注意不同时期的变化,还要注意指称内容的性质.     

从“马头”到“码头”：码头名称流变考

码头名称的流变,主要是由一词多义的“马头”向一词一义的“码头”转变的过程。这一名称的转变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马头”一词被赋予了舟船停泊之地的含义,同时也被视为码头得名之始。其次是明清时期,码头在功能完善和形制变化的影响下,“码头”的用法开始出现,并与“马头”一同表示舟船停泊之地,于是出现了两词并用的情况。到清代以后,“码头”开始成为主流的表达用语,而“马头”则逐渐退出使用,码头之名最终得到统一。码头名称的流变也带来了两方面的积极意义,一方面是消除了“马头”的歧义理解,另一方面则是统一了码头之名的书面表达。通过对码头名称流变的把握,我们在研究具体码头问题时,就不能以名称变化而割裂其历史源流,也不能忽视对码头其他名称史料的使用。     

“正义女神”系谱与正义的困境

正义女神的画像最早出现于古罗马奥古斯都时期。最初的正义女神并没带有后世所赋予的诸多象征物,在12世纪时期正义女神开始手提天平,随后宝剑也出现在正义女神的手中,蒙眼布则是到15世纪才出现的。人们对正义女神不断添加象征物的过程,也是对正义女神不断怀疑的过程。自己创造了正义女神,自己又不断地怀疑她,这便是人类的正义困境。     

本事迁移理论视界中的“本事”流变考

恢弘的理论大厦需要坚实的范畴概念建基,需要严密诗性的判断黏合."本事"则是本事迁移理论中的地基性范畴概念."本事"迁移不仅包含"原发性、原态性的事件"的迁移,同时也含纳"本事"自身的迁移和流变.廓清历史视域,澄明"本事"流变概念,追寻到原典的诗性话语缘构关系,藉此我们才不惮于本事迁移理论大厦的建构.     

《尔雅正义》引“贾谊书”考

《尔雅正义》引"贾谊书"共有27例,从分析引"贾谊书"原因入手,对引例分布、训释方式详细分析,得出引"贾谊书"具有:分布广且集中、引例简洁、反某为某现象多的特点。同时指出,限于体例与语言理论,造成引书时的缺点与不足。     

昭君故事的流传与演变

昭君的形象是建立在一定的历史事实基础上的,但其滚雪球似的发展速度,已将内涵扩充到极至,原有的史实便为丰富复杂的形象所淹没。或以其为民族友好的使者,或以其为民族屈辱的典型;或颂其忠君,或愤其失节;或哀其不幸,鸣其不平,或扬其声名,赞其伟业等。在人们反复叙述与咏叹的过程中,昭君故事的主题不断得到修正,事件的意义逐渐明朗,昭君的形象日益丰满。     

试论《玛牧特依》的内容特色、流传与当代价值

彝族古文献《玛牧特依》是彝族历史文化重要的传承载体。通过梳理其基本内容,分析不同历史背景下的流传形式,揭示 其文献史料性、哲学思维、教育性、语言学元素、民族习惯法、廉政文化建设等多方面的潜在价值,为当代弘扬民族文化精神提 供了新的思路。     

因明在藏区的传播与发展

因明传入藏区 ,经藏族学者的精心研习、补充完善 ,形成独具藏民族特色的因明理论体系。它不但发展了印度因明学说 ,而且拓展了世界逻辑学说的研究领域。文章分析了历代藏族因明学家的研究成果 ,旨在说明藏传因明不同于印度古因明和汉传因明 ,藏传因明是佛教逻辑的精髓。     

网络传播与审美文化新变初探

信息传播方式的演进必然影响和促成审美观念的变迁。方兴未艾的网络传播为人类创造了全新的信息交流方式、审美感知世界的方式。网络传播对当代审美文化建设的积极意义在于,它催生了新的人际关系和交往方式,孕育了新的价值观和审美精神,刷新和激活了自由与共享、自主与平权、互助与奉献、开放与兼容等现代审美意识,极大地拓展了审美文化的空间。     

儒家论礼的传承与变易——从礼学视野看原始儒学之精义

中国文化得以绵延不断的内在精微动力之一,即是贯穿于其中的对传统文化的传承意识与创新精神之紧密结合。儒家在阐释夏商周之礼时认为礼既有传承性,又有变易性;礼不仅会历时而变,而且可以应时权变,本来具有规范性、标准性的礼可以随天时、顺人情、适境遇而产生共时之变。兼顾礼的传承与变易,是贯穿于儒家礼学的重要思想原则,也是原始儒学的精义之一。儒家的这种学术精神对今人如何对待文化遗产有宝贵的借鉴意义。     

唐五代牡丹传播研究

唐至五代,牡丹在各地广泛传播,受到各个阶层的喜爱,社会由此掀起了一股喜爱牡丹的热潮。牡丹热是社会、经济、文化、技术等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研究唐五代牡丹的地理分布,从多个角度分析牡丹得以广泛传播的原因,有助于我们了解唐五代时的社会习俗及其文化风貌。     

中日史料所见郑成功与郑彩关系考释——以《华夷变态》为中心

Hua Yi Metamorphosis by Lin Shu and his son of Japanese Jianghu times confused Zheng Chenggong with Zheng Cai for three times. The author makes clea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Zheng Chenggong and Zheng Cai by referring to Shijing Genealogy of Family Zheng compiled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It also points out the reasons of the mistakes and corrects the various false judgments of their relationship recorded in the Sino-Japanese documentation of the southern Ming Dynasty. The study lays the foundation for further study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Zheng Chenggong and Zheng Cai     

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的重大变革--由"人治"转向"法治"

中国共产党执政已50余年了.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党执政方式强调党的一元化领导.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提出,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实行党政职能分开.20世纪90年代后期,江泽民同志又提出"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治国方略,从而使我党的执政方式由"人治"转向"法治",这是我党执政方式的重大变革.     

数智时代的民歌传承与传播———以四川凉山彝族民歌为例

自由灵动的民歌传承与传播,从原有的口口相传和少许文本记录的状态,发展到数智化时代的今天,民歌传承的方 法、途径在不断改变。 音频、视频的保存便捷了民歌的传播与传承,文本是民歌记录的重要补充手段。 民歌的时代价值却一 直未变,并有新的拓展,体现为教育与文化传承、历史和时代创造、地域文化创造使命     

《聊斋志异》叙事艺术与传统文章学“起承转合”笔法

作为一种成熟的文章样式,传统文章学成为《聊斋志异》效仿的典范。八股文起承转合的文法对《聊斋志异》叙事方式产生了重要影响。蒲松龄所接受的八股文训练,有助于他提高结构叙事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