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种题咏类清诗总集佚著序跋辑考

清诗总集,有不少原书已经失传,而仅有若干序跋之类文字保存在其他文献中。将这些序跋收集起来,并加以考证,能够提供有关清诗总集的线索,进而了解它们的大致情况。清初屈大均辑《悼俪集》、徐凤池辑《寻墓诗》、钱云辑《桃花园题咏》等三种题咏类诗歌总集佚著的有关序跋,可以作为这方面的一个示例。     

论杏花村意象的文化内涵

杏花村意象是杏花意象与村意象相结合的产物,首先出现于晚唐。现存许浑、杜牧、温庭筠、薛能的四首诗不约而同地创设了杏花村文学意象,其中只有杜牧《清明》诗与酒家义项相关。明中叶之后,贵池杏花村被认定为杜牧当年吟咏《清明》诗的地方,从此,贵池杏花村与杜牧、《清明》诗的关系确定,地方风物也日渐丰富起来。康熙二十四年,贵池邑人郎遂编成《杏花村志》十二卷,后被《四库全书》存目书收录。民国四年,贵池人胡子正编成《杏花村续志》三卷。杏花村作为地方文化资源不断地被保护开发。杏花村意象包含四种文化形态,即村诗文化、村酒文化、村落文化和村游文化。     

《国朝文汇》的国粹精神与文献价值

《国朝文汇》是江浙藏书文化的衍生物,在清末民初特定历史背景下又寓有国学救亡的目的。保存国粹具体表现为保存乡土文献,其核心是弘扬乡邦文化。《国朝文汇》编撰者秉着浓烈而执着的国粹精神,以江浙宏富的藏书为支撑,以笃实严谨的态度执行编纂,凭文献史实张扬国学认知与文献识见,选文达一千三百余家,皇皇巨著挽救了不少濒临散亡的清代文集,具有辑佚存失与参校的双重价值。     

关于中国传统文学艺术传统的再认识

中国传统文学主要指从公元前11世纪,即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最早的诗篇出现起,直至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前的中国古代(含近代)文学。中国传统文学在特殊的文化背景下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的艺术传统,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风”、“骚”与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传统;二、“诗言志”、“诗缘情”与重表现、重抒情的传统;三、文学形象创造的“形神兼备”传统;四、文学形式的多样性传统;五、文学风格的丰富性传统。认真研究和梳理传统文学的艺术传统,并加以扬弃,无疑有益于当今的文学发展和文化建设。     

挚虞的文学成就和学术贡献

挚虞是西晋重要文学家,一生著述宏富,惜其书宋后悉皆不传。从辑存的佚文看,在文学成就方面,他于各体文学创作均有一定成就和建树,尤以议礼议政之文最称宏辩,又最切实用,成就最为突出。在文学之学术贡献方面,他编纂了我国首部诗文总集《文章流别集》,撰写了我国首部文体研究专著《文章流别志论》,编撰了我国首部文学家传略集《文章志》,此三者均有首创之功,尤以《志论》对古代文体论及文体学贡献卓著,最受重视,影响深巨。因此,他自应在我国文学史特别是文体理论与文学批评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北京地域文学研究的新成果

<正> 由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承担的北京市社科规划项目“北京地域文学研究”课题近期完成了一批由8部研究专著组成的系列科研成果,它们从不同侧面对富有北京地域文化特色的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进行了深入探讨研究,做了填补科研空白的工作,是地域文学研究方面的可喜收获。这批研究成果大部分是对北京地区一个时期的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做综合性研究的。其中《新时期北京文学与北京文化》一书对文化内涵丰富’的新时期北京文学的地域文化特征做了较全面、系统的探讨,是迄今为止从地域文化角度审视新时期北京文学     

传统诗体的文化透析──《泳史》组诗与类书编纂及蒙学的关系

传统诗体的文化透析──《泳史》组诗与类书编纂及蒙学的关系张晨本文为历来罕有论述的唐代《泳史》大型组诗溯源，揭示了这一诗体与蒙训教育的关系，从一个方面考察了诗体形成与社会生活的联系。文中又提出敦煌本《编年诗》是起嘏所作，为唐诗辑佚提供了新见。作者张晨，...     

20世纪初东北文言文学话语转型与新变——以《点金术》、《出人意外》、《家庭革命》为例

作为社会生活现代化的一部分,20世纪前期的东北文学话语爆发式地发生了变化和创造,来自传统、西方、地域的多种体系的文学话语交鸣共处,使东北文学在一段较短的历史时期内经历了令人眼花缭乱的话语实验,在地域、时代、历史、文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做出了新的文学选择,回应了历史与时代对东北文学的吁求。《点金术》、《出人意外》、《家庭革命》三文本中体现出的话语选择历程,虽然有欠融会贯通,但也颇有历史意蕴,它们保存了大量的传统元素,保存了新旧文学话语博弈的历史样态,是值得珍视和记取的文学实践。     

历代诗经研究述略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自春秋中叶编辑成书之后,一直受到后世读者的普遍重视。历代学者对它作了许许多多传、笺、注、疏。从宏观到微观,从篇章的宗旨阐述到具体的问题探讨,以至训字解词、标音绘图,进行了广泛,大量的研究工作。远在先秦时期,虽然极少研究《诗三百》的专门著述,但是评论诗经的言论和征引诗经的文字记载却屡见不鲜。春秋时代的人们在宴会上、典礼上,在外交往来乃至日常生活中,都习惯于“断章取义”地援引《诗》句,委婉地表达自己的意思。这虽然说不上研究,但是可以由此看出人们对《诗》的理解和运用。     

明清关中文学与理学的研究力作——评高春艳《李因笃文学研究》

立足地域视角开展地域文学研究,乃是近年来学界较多采用的研究方法.就中国古典文学史言,至明清时代,随着地方经济社会文化的不断发展,过去以某一文学思潮和时代风尚为主导的局面,转变为以地域性为主的文坛格局,文坛上形成了诸多创作实力强劲、地域特征鲜明的地域文学群体和流派,地域文学传统意识日益凸显.因此,近十多年,从地域角度切入,探讨文学家族、文学流派、作家群体、文学社团,成为明清文学研究的重要方向,且已取得了许多丰硕的学术成果.     

后起的蔡邕与文人诗“前史”的成立

唐前与清代材料描述的建安以前诗歌史从纷乱变得整齐，蔡邕是“前史”成立的关键。蔡邕的诗人身份日渐重要是其进入诗史的基础，身份转变又倚赖诗作的发掘。明代增续《文选》、编纂总集和别集的活动中，《翠鸟》《饮马长城窟行》等诗经由不同路径被统一划归为蔡邕的代表作。这些性质、旨趣各异的文学活动基于文献的递承利用，拼接出有关蔡邕诗歌的知识，进而孕育他的诗史评价，这是推动文人诗“前史”成立的基本机制。蔡邕的诗人身份能被认可，与其诗歌在汉晋之间具有一定影响相关，这是“前史”成立的内在潜力。     

评《北京文学的地域文化魅力》

评《北京文学的地域文化魅力》舒敏张丽著《北京文学的地域文化魅力》（简称《文化魅力》）一书，是北京社科院文学所主持的“北京地域文学丛书”中的一本。该书以其鲜明独特的文化学视角引人注目。如果说在此之前，还有一些从文化的视角来观察文学、评论文学的文章散见在...     

对《文选序》审美观的理性思考──兼论《文选》之选文标准

我国古代诗文总集的选本,最早见、最完善的一部便是《昭明文选》。据《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等史书著录,昭明太子肖统之前,已经出现一些总集,诸如杜预的《善文》、挚虞的《文章疏别集》等等。可见将诗文作品编纂结集,或又级之以某些评论,于魏晋以来,已蔚为一种时尚。但上述这些总集,随着历史和社会的变迁,大都逐渐被淘汰湮没,有的也仅存残文片语,散见于其它著作之中。《昭明文选》虽无总集选本革露蓝篓的草创之功,却唯独得以保存,流传千载,以至当今。事实雄辩证明,它是一部编选成功的总集,经受住了时间的…     

隋代诗歌的文化渊源

对隋代诗歌文化渊源的追溯实际上直接开启了对初唐文学以至整个唐代文学文化渊源的追溯。这也就构成了对隋代诗歌传统评价的反拨。这一反拨的意义就在于使我们以更加冷静入微的眼光去观照处在特定文化环境中的文学现象的发生发展过程，从而获得对文学史观的重新把握。隋代诗人的来源有三：一者乃西魏、北周入隋之关陇统治集团成员，如场广、杨素、牛弘等；二者乃东魏、北齐人周隋之人，如李德林、卢思道、薛道衡等；三者乃架陈入周隋之人，如虞世基、许善心、王胄等。请先观自东魏、北齐入周隋之诗人。据建钦立辑校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     

论印度“诗以言教”的诗歌传统(一)

综观印度三千年的文学史,几乎可以说成是诗歌和诗剧的发展史。印度最早的文学作品是上古诗歌总集——《吠陀本集》。其后有两大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的产生,使印度古代文学得以举世瞩目。此后又出现了佛教诗人马鸣、迦架陀娑、伐致呵利、苏尔达斯、杜勒西达斯等大诗人,更显示出印度文学的卓越成就。近代大诗人泰戈尔以其颂神诗集《吉檀迦利》荣膺诺贝尔文学奖,更使印度文学达到了辉煌灿烂的顶峰。印度历代经典喜欢采用诗歌体,朝廷中也培养宫廷诗人,国王有擅诗者,后妃公主也往往以能诗著称。至于印度戏     

苏轼《和陶诗》探因

苏轼是我国北宋中期最著名的诗人 ,也是宋诗的开创者之一。他一生共创作诗歌大约二千七百多首 ,其中《和陶诗》一百二十四首。这部分诗 ,是作者在其文学成就最高、艺术经验最丰富的时候完成的。他本人也非常重视 ,亲自把《和陶诗》编纂成集 ,并让其弟苏辙为之作序 ,“以遗后之君子”。 (《东坡先生和陶渊明诗引》)苏轼与陶渊明相去六百年。但陶诗经过这么长时期的流传 ,却被苏轼视为艺术绝诣而“尽和其诗”。这在我国文学史上堪称特殊的现象 ,值得我们深入研究。本文就苏轼《和陶诗》的成因作初步的探讨。苏轼创作《和陶诗》 ,受到北宋时代…     

虎关师炼称孔子“诗人”删《诗》辨

虎关师炼在《济北诗话》中称孔子为"诗人"删《诗》。其实孔子之时,并不是从文学角度看待《诗》的,而是从礼仪、政治、道德、修养等方面来看《诗》用《诗》的;孔子有"吾从周"之意,所以其删《诗》也当由此角度出发,而绝不是以"诗人"的眼光来删《诗》。虎关师炼之所以有此言论,当与其社会发展的特性、当时的社会思潮与政治形势和教育制度有关联,当然也不可排除文学理论与批评传统的影响。     

孙奇逢《畿辅人物考》的史料价值与实学思想

《畿辅人物考》是孙奇逢晚年编纂的一部地方人物传记。该书在其生前未及刊刻,之后稿本又一度遗失。因此,同其姊妹篇《中州人物考》相比,该书长期埋没于世。书中所记载的许多明末人物与孙奇逢有着或直接或间接的交往,其事迹来源于孙氏耳闻目见,对于研究明代畿辅人物和孙奇逢的生平交游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该书在编纂体裁、体例和史论中都体现出了孙奇逢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想。也正是由于对实学思想的大力提倡,使得孙奇逢成为明清之际实学思潮的重要推动者。     

《诗经》成语的文化阐释

成语是文化与语言精淬出的文字艺术,能够言简义赅传达诸多幽深曲折的意思,并以其经典概述给予我们厚重的文化沉淀。《诗经》作为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既是一部文学宝典,也是一座语言宝库。《诗经》中的成语蕴含着极其丰富的文化信息,透过这些成语,我们可以了解到周代社会的文化生活与精神家园。     

清代宋诗选本的江南地域性

清代宋诗选本的地域性特征尤为明显，编选、校勘者多为江南人，辑撰、刊刻、流播地也多在江南，这不仅与江南丰裕的经济有关，还与其尚文好诗的诗性文化有关。江南宏富的私家藏书也为清人编撰宋诗选本提供了有力的文献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