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镇劳动力提前退休行为的研究

文章采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分析了2000年以来中国城镇劳动力的提前退休行为.结果表明,失业或下岗可能性越大的个体提前退休的可能性越高;失业可能性增加1个百分点,男性提前退休的概率增加约0.25个百分点,女性提前退休概率增加约0.32个百分点.另外,健康状况是女性提前退休的一个动因,但并不是男性提前退休的原因;对女性而言,子女进入劳动力市场后更有可能选择提前退休.文章指出当前养老保险在一定程度上承担了失业保险的功能,因此需要改革养老保险待遇的支付政策,同时加强失业保险的保障力度,完善就业保障政策.     

预期寿命和受教育年限对延迟退休意愿的影响分析——基于临退休的劳动力样本

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现象日益严重,延迟退休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文章构建了三期生命周期模型,理论推导和分析了个体的预期寿命和受教育年限对其延迟退休意愿的影响机制,进而基于Charls2018的数据,将临退休劳动力作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理论推导所得出的假设。研究结果发现：个体预期寿命延长会显著增加其延迟退休意愿,随着预期寿命的增加,个体倾向于延长退休后的闲暇时光,同时也会延长工作时间为老年时期增加经济来源;个体受教育年限与退休意愿之间具有非线性的U型影响关系,受教育年限较低和受教育年限较高的两个群体都表现出具有较为强烈的延迟退休意愿,受教育年限增加会促使个体为延长投资回报周期而延迟退休时间;同时高学历的个体收入较高,这又会使个体倾向于增加闲暇时长,提早退休。在调节效应方面,性别在预期寿命对预期退休年龄的影响过程中存在正向调节效应,具有相同预期寿命的女性会比男性表现出更强烈的延迟退休意愿;性别在受教育年限对预期退休年龄的影响过程中存在负向调节效应,具有相同受教育年限的男性会比女性表现出更强烈的退休意愿,但不存在复杂的U型调节作用。研究结论为政府制定更加符合劳动者预期的退休制度提供了参考。     

隔代照料与中老年人提前退休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人口红利对于经济增长的助力将消失殆尽,提前退休等人力资本利用不充分的劳动力退出行为将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本文基于家庭分工背景,利用CHARLS 2011、2013和2015年三期调查数据,使用工具变量法分析隔代照料与中老年人提前退休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研究发现隔代照料会显著增加中老年人提前退休概率约18.8%以及显著提前中老年人退休年龄1.4年左右,主观报告的提前退休指标存在严重的测量偏差;隔代照料对中老年人提前退休行为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对女性、受教育程度低、只有一个子女、在企业工作的中老年人影响更大。进一步讨论发现社区保姆工资与祖辈隔代照料行为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隔代照料并没有增加子女对父母提供经济转移的概率,在市场照料资源不足的情况下家庭隔代照料仍具有一定刚性需求。这表明中老年人对孙辈提供隔代照料将使渐进、弹性式延迟退休的政策效果变得十分有限。但辅以税收减免或抵扣以及补贴政策,发展和完善社会照料资源市场,可以有效缓解中老年人在家庭照料责任和劳动力市场就业行为之间的冲突,保障我国即将出台的延迟退休政策的实施效果。     

健康冲击、基本医疗保险与老年人“退而不休”

在我国进入深度老龄化、劳动力供给不足的背景下,探究健康以及基本医疗保险对老年人退而不休的影响对未来合理有效开发老年人力资源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使用四期CHARLS数据将健康冲击、医疗保险与老年人退而不休放在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中,分别考察了健康冲击、新农合以及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对老年人退而不休的影响,并进一步探究了医疗保险对老年人退而不休影响的健康异质性。结果表明:健康冲击对老年人退而不休意愿和劳动时间均有显著正向促进效应,且对劳动时间的影响有明显城乡差异,对农村地区影响更大。新农合会明显激励农村老年人选择退而不休,发生比率提高为未参合时的3.59倍,但会降低劳动时间,全年平均减少了21.21天;而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对老年人退而不休意愿没有显著影响,但会增加劳动时间,全年平均增加了13.92天,且对劳动时间供给更多的个体,其激励效应逐渐减弱。同时,医疗保险对老年人退而不休的影响还存在性别差异,其中新农合对女性退而不休意愿影响更大,但对劳动时间并没有显著的性别差异;而职工医疗保险对女性退而不休意愿、对男性劳动时间影响更大。此外,本文还发现医疗保险对老年人退而不休的影响存在健康异质性,对健康变差的群体影响更大。     

养老金性别差异影响因素分析——以上海城镇“老人”为例

为了了解养老金性别差异的影响因素及各因素的影响程度,通过对2003年上海市老年人口状况与意愿跟踪调查原始数据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本研究发现：．女性城镇“老人”在受教育年限、退休年龄和退休前职业等方面较男性城镇“老人”均处于劣势：不同特征女性城镇“老人”养老金整体上低于男性城镇“老人”：退休年龄和受教育年限对养老金的性别差异有较强的解释力;退休年份越晚,养老金的性别差异由退休年龄和受教育年限解释的比重越高。     

退休对中老年人健康的影响研究

近几年我国政府不断释放延迟退休的政策意向,但该政策对健康的影响往往被忽略。本文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采用法定退休年龄作为工具变量,研究退休(指需要办理退休手续)对中老年人健康的影响。研究显示,退休对自评健康、抑郁和认知均产生了负面影响且对女性、教育程度较低、45⁵4岁的人群影响更为显著。此外,对影响路径的分析表明,退休会通过显著减少人们的社交活动和休息时间来危害健康。本文的基本结论是退休对健康有负面影响,延迟退休有助于优化人们整个生命周期的健康水平。这从健康角度为延迟退休政策提供了实证依据。     

缓解老龄化压力,推迟退休有效吗?

虽然经合组织(OECD)国家在长期低生育水平下,已经出现严重老龄化和劳动力短缺等问题,但多数国家的实际退休年龄都低于法定退休年龄,老龄人口劳动参与率普遍较低,单纯依靠推迟退休年龄并不必然缓解老龄化和养老金支出危机。通过理论模型对导致老年人选择提前退休的经济社会因素的分析,认为要有效发挥法定退休年龄的作用,提高老龄劳动参与率,还需更多改革,如规定较低的提前退休年金,鼓励人力资本投资,设计弹性退休年龄等。中国目前应设法提高老龄劳动参与率,而非推迟退休年龄。     

退休对中国老年人口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的影响

文章基于2010、2012和2014年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CFPS)数据,利用中国退休政策在男女退休年龄上的规定,使用断点回归设计,探讨退休对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的影响,并检验退休影响健康的机制.研究发现,退休对男性的健康影响不显著,而对女性的自评健康和心理健康产生显著正向的影响,主要原因是退休后女性增加了锻炼的频率;虽然男性的锻炼频率在退休后也有所增加,但退休后男性超重的概率也随之增加,这很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锻炼的健康效应.文章具有明显的政策含义,当前中国政府正在考虑实施渐进式延迟退休政策以应对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劳动力不足的问题,研究表明延迟退休不能够以牺牲老年人口的健康为代价,中国需要切实推进“健康老龄化”的战略.     

隔代抚育与子女养老会提前父母的退休年龄吗?——基于CHARLS数据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CHARLS数据利用生存分析方法,探析了隔代抚育与子女养老对微观个体退休时机决策的影响。结果发现:(1)与传统认识不同,子女对主体进行净转移会延迟主体的退休时间,在主体经济条件不好时延迟效应增强;(2)与其他主体相比,需要照顾孙辈的主体倾向于提早退休;(3)综合考虑经济效应和时间效应,经济效应是造成主体延迟退休的最主要因素。因此,隔代抚育会提前主体退休年龄,而子女养老不会减弱主体的工作意愿,主体会在衣食无忧的前提下,帮助子女分担抚育孙辈的压力。未来政府应加大对学前儿童教育的投入力度,同时创造条件鼓励子女养老,可有效改善老年人福利水平,并缓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养老保障压力。     

青年群体晚婚对男女两性生育行为影响的比较研究CSSCI

文章使用CGSS2010-2018六年调查数据,从生育观念转变和教育正向同质婚配探讨了初婚年龄对青年群体生育行为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初婚年龄推迟显著降低了青年男女的生育行为,未发现两者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并且对青年男性生育行为的负向影响显著大于青年女性,使用人口性别作为工具变量解决内生性问题后结果依然稳健;(2)青年男女初婚年龄推迟通过弱化传统生育观念和提高教育正向同质婚配概率是导致生育行为下降的主要原因,加之男性的生育意愿主导家庭的生育行为,因此晚婚对青年男性生育行为的负向影响大于女性;(3)异质性分析发现,城市户籍晚婚对生育行为的负向影响大于农村户籍并且对城市青年男性的负向影响最大,农村青年女性的负向影响最小;青年群体初婚年龄增加对生育一孩、二孩和三孩的概率都显著为负且负向影响强度依次增强,而且负向作用男性大于女性;80后90后男性晚婚对生育行为的抑制作用大于女性,但60后70后不显著。     

延迟退休对职工效用最大化的影响——基于“S”型效用函数的分析

"十四五"规划提出"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如何使延迟退休政策被大众广泛接受是我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重点问题。基于个人效用最大化原理,结合我国现行养老保险制度和前景价值函数中的"S"型效用函数,构建关于工资收入、养老保险缴纳费用、养老金财富和闲暇时间的综合效用模型,从性别、闲暇偏好、工资收入水平、利率、参保年龄、养老金个人缴费率六个方面确定个人效用最大化的退休年龄,并结合我国当前国情,对延迟退休政策提出针对性的建议。研究结果表明:不同退休年龄下的个人效用函数是关于退休年龄的"先大幅上升,后缓慢下降"曲线。男性参保职工于63岁退休获得效用最大值,而女性参保职工于60岁退休获得效用最大值,且二者最优退休年龄并不会随工资收入水平的改变而改变,工资收入水平只会对参保职工获得的效用绝对值产生影响,工资收入水平越高,参保职工获得效用值越大。此外,若闲暇偏好越低、利率越低、参保年龄越大、养老保险个人缴费率越低,则参保职工的最优退休年龄就越大。总体而言,只有考虑性别因素、给予延迟退休政策适当的弹性操作空间、改进养老保险计发办法、创造更好的老年就业环境,才能使延迟退休政策更好地推行。     

养老保险政策框定与收入偏好研究——基于职工提前退休的视角

从行为经济学的角度考虑,城镇职工提前退休的决定依赖于养老保险待遇问题的"描述形式"。本文以职工个体的损失厌恶心理为逻辑起点,在有限理性与偏好理论分析范畴下做出养老保险政策框定的解释。提前退休职工对养老保险待遇的损失政策框定和收益政策框定有不同的偏好,鼓励提前退休则需要在政策设计上给予更多收益政策框定描述;若要使弹性退休得以实施,则政策描述应该更多倾向于损失类政策框定。     

“社会养老”是否淡化了“子女责任”观念？--来自中国农村居民的经验证据

参保行为与养老观念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倾向于子女养老的居民参加养老保险的概率较低,而参加养老保险也改变着居民的养老观念。通过联立方程模型以及工具变量控制内生性后,得出了养老保险淡化“子女养老”观念的净效应,进而指出养老保险制度不仅挤出了子女对老人的经济支持,同时也弱化了人们的家庭养老观念。国家大力推行的养老保障体系在行为与观念两个层面上挤出了家庭养老,以国家制度化养老保障体系为主体的社会养老模式对家庭养老模式具有替代性。在养老模式的变迁中要综合考虑各主体的功能与责任,联合各界力量共同承担社会养老责任。     

Gender differences in retirement decisions in Hong Kong

The study of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at older ages and the process of retirement do not have a long tradition in Asia's newly developed societies. This study, based on telephone survey of 950 respondents, examines various socio-economic factors that would influence retirement decision among older workers in Hong Kong. The findings show that older men were more likely to participate in the labor force than older women. Interestingly, older workers, in particular older women, with pension were less likely to retire. Having a working spouse decreased the likelihood of retirement and older workers, in particular older women, living with married children were more likely to retire. Poor health also discourages the propensity to continue working at old age. These findings confirm that retirement entails much more than just a decision to stop work, and that there were gender differences in retirement decision. Finally, several policy challenges, with reference to elderly women, concerning older workers'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were discussed.     

城乡老年人生活质量与人口社会学特征关联初探

人口老龄化使我国老年人口数量迅速增长,呈现出老龄化+少子化的人口结构新常态。江苏省老龄化比例为20.57%,居全国各省区之首,老龄化区域和城乡差异也更加显著。兴化地区地处苏北农村,呈现小城市大农村结构,经济欠发达,城乡人群的生活水平差距较大。本研究目标人群为兴化城乡老年人群,通过调查城乡老年人群人口社会学和生活质量的变化特征和相关性,为政府和社会对老龄化事业的发展与决策提供依据。总计305例60岁以上的老年人群参与调查。结果显示,城市老年人群已婚、与子女住、文化程度、退休和自觉家庭经济情况良好等人口社会学特征维度好于农村人群（P≤0.01）;而农村丧偶、独居、没有工作和自觉家庭经济情况差等维度高于城市人群（P≤0.01）;男性老年人群文化程度显著高于女性（P<0.01）;冠心病患病构成比上,农村老年人群显著高于城市老年人群（P<0.01）,男性老年人群高于女性（P<0.05）;而女性老年人群患高脂血症构成比显著高于男性（P<0.01）。结果提示,兴化地区城乡老年人群生活质量差异显著,但城乡老年人群在躯体健康和疾病防治中的差异已经明显缩小,说明老年人生活质量的变化与人口社会学特征相关联。在经济持续发展和人口结构老龄化的新常态下,社会和家庭应更多地关注和改善老年人群,尤其是农村老年人群的生存环境,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     

中国老年人的劳动参与状况及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利用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采用逻辑斯蒂多元回归分析,探讨性别、年龄、婚姻状态、健康状况、受教育程度、社会保险等因素对城乡老年人劳动参与可能性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缓解经济压力是老年人劳动的主要原因,但社会参与成为高学历城市老年人群参与劳动的重要动机;良好的身体状况提高了老年人劳动的可能性,对农村和男性老人的影响尤为突出,经济状况较差的老年人表现出更强的劳动参与倾向。     

美国社会保障退休金确定机制——方法、特点与启示

养老金待遇确定机制是公共养老金制度的核心内容之一。从三个方面系统研究了美国社会保障退休金确定机制:在退休年龄方面,实现了劳动关系和社会保障关系的相对分离,通过引入“全额领取年龄”建立了“早减晚增”式初始退休金调节机制;在计算办法方面,建立了基于个体的、全国统一的基本保险金额计算办法,并通过分级加权实现了收入再分配和减少老年贫困等功能;在待遇调整方面,建立了基于生活成本调整的退休金指数化自动调整机制。立足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实践、借鉴美国退休金制度设计经验,本文认为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确定机制改革的方向是引入较为宽松灵活的退休政策、待遇计发与全国性指标挂钩以促进全国统筹和制度公平、增强待遇计发对参保和缴费行为的激励作用、尽快建立科学合理的待遇调整机制。     

Durable consumption,saving and retirement

Durables yield services through life but are also a store of value and both features may have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savings and retirement decisions. Durables also affect bequests and thus induc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fers. We show that allowing explicitly for durables has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retirement decisions and responses to various changes in the environment. An improvement in the possibility of freeing housing capital makes the old retire earlier (income effect) while the young plan to retire later since they increase housing demand and reduce financial savings. Considering welfare in stationary equilibrium, we find that a reduction in wealth locking-in in durables is not necessarily welfare improving due to the effects on bequests. From a social welfare perspective, individuals tend to choose too much financial savings, too little durable acquisition and too early retirement.     

社会保障、代际支持如何影响城镇老年人退而不休?

对城镇老年人退而不休的动因分析,是合理开发和管理老年人力资源的前提.基于代际支持的传导作用,研究发现,具有较高社会保障水平、健康状况较好和学历较高的城镇老年人选择退而不休更倾向于实现自我价值,同时,足够的家庭养老支持对他们积极发挥余热的动机有正向推动作用;而健康状况较差和学历较低的城镇老年人,由于家庭养老支持不足、其付出与获得的家庭资源不对等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保障"外溢"等压力,更可能以获得收入为动机选择退而不休,进而导致其发展权利受损.因此,有差别地开发和管理老年人力资源、谨慎制定并实施延迟退休政策,对实现积极、健康的老龄化社会有着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