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矫正实施之探微

行刑社会化是开放社会中的刑罚趋向,而社区矫正是行刑社会化的核心制度.在我国如何实现社区矫正可从以下三个方面探讨介绍社区矫正制度;实现社区矫正的综合手段;实现社区矫正所需要的制度支持.这样才能勾画出我国实施社区矫正的办法.     

论社区矫正的主体

社区矫正中执行主体不清、职责不明的缺陷是阻碍这一制度有效发展的关键因素,对此设立以社区矫正官为执行主体、社会志愿者为工作主体的二元主体结构,对实现社区自治为主的社区矫正模式、体现社区矫正的社会化属性非常重要。     

社区矫正实施之探微

行刑社会化是开放社会中的刑罚趋向 ,而社区矫正是行刑社会化的核心制度。在我国如何实现社区矫正可从以下三个方面探讨 :介绍社区矫正制度 ;实现社区矫正的综合手段 ;实现社区矫正所需要的制度支持。这样才能勾画出我国实施社区矫正的办法。     

论社会工作与社区矫正

社会工作介入社区矫正,是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内容,是实现社区矫正目标的有力保障.围绕社区矫正的目标,要促进社会工作的专业化发展,就必须提高社会工作的专业化水平,提升社会工作介入社区矫正的能力;完善社会工作的政策体系,构建社区矫正的制度条件;实现社区工作与社会工作相结合,夯实社区矫正工作的群众基础;重视个案工作与小组工作,发挥社会工作的专业优势.     

建立和完善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制度

行刑社会化是当今国际刑罚的发展趋势,其中未成年犯社区矫正是行刑社会化的重要内容.我国已开始建立社区矫正制度,但没有注意区分未成年犯与成年犯的不同,没有针对未成年犯的特征实施相应的矫正措施.建议构建和完善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制度,具体包括:推动未成年犯社区矫正的刑事立法;确定社区矫正主体,提高矫正人员素质;完善未成年犯管制、缓刑、假释等制度;设立矫正前调查制度,提高矫正工作的针对性;曾设社区服务刑种;建立社区矫正救济制度等等.     

中国社区矫正制度协同创新的路径选择

社区矫正是一种法治文化的实践表现形态,是蕴涵人道主义(人文关怀)、个别主义(特殊对待)、经济主义(资源整合)、价值回归(再社会化)等法治理念的司法和社会教育制度.随着中国法治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建构和完善社区矫正制度成为法治面向未来发展的研究主题之一.文章尝试将社区矫正制度完善研究置于协同创新的视野下,协同与整合多种因素与力量,创新矫正理念、矫正目标、矫正内容、矫正方式,加强矫正主体、矫正客体和矫正环境等方面协调配合,有效集成整合资源,以形成法治理论与法治实践高效协同的中国社区矫正模式.     

西藏社区矫正的价值分析

社区矫正是行刑社会化的刑罚执行工作,目的在于强化犯罪防控体系,防范犯罪和减少再犯率,最大限度地增加社会的和谐因素.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民族和谐是其必然要求.西藏的社区矫正工作是结合民族地方的特殊政治、经济、文化因素而开展,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犯罪控制具有重要的价值,同时对构建和谐民族关系和促进少数民族罪犯人权保障具有重大意义.     

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工作的制度完善——以矫正方案科学化为视角

我国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已运行10年,其中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工作并没有形成一套独立的工作体系.在实践中,社区矫正机构对未成年人实施的矫正方案与成年人没有区别,该方案明显不符合未成年人的需要,亦缺乏应有的科学性.为完善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制度,我国应从矫正方案科学化的角度,健全相关法律法规,针对未成年人身心特点制定矫正方案和矫正项目,从而使未成年社区服刑人员真诚悔罪、顺利回归社会.     

社区矫正的价值分析

社区矫正是与监狱矫正相对的社会化行刑方式,因有深厚的价值蕴涵和巨大的优越性正成为世界各国刑罚体制改革发展的趋势.社区矫正有利于体现社会正义,有利于彰显人道主义,有利于提高行刑效益,有利于实现行刑民主化.加强对社区矫正制度的研究,有利于推动这一制度的发展.     

关于社区矫正立法的若干思考

社区矫正是改造违法犯罪人员进行再社会化的社会制度,我国开始了此项制度的试点工作。社区矫正作为一项涉及刑罚和人权的重要制度,在一个正在崇尚法治的社会,需要立法机关借鉴国外的有益经验,结合我国的国情,有步骤地建立和完善社区矫正的法律制度,解决当前社区矫正面临的法律困境,推动我国社区矫正的正常展开和扩大,同时促进监狱矫正的改革和发展。社区矫正制度的立法具有迫切性,但必然存在一个阶段性,有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并需注意好实体和程序并重等问题。     

社会组织参与社区矫正的有效性评估

目前社会组织参与社区矫正工作呈现出数量多、范围广、覆盖面大的特点,但既有社会组织参与社区矫正工作的整体效果与参与方式之间是否存在正向关系,社会组织参与社区矫正的工作完成度是否达标、涉及领域是否完善、矫正效果是否明显等问题仍不明晰。为防止刑罚执行权滥用、提升社区矫正质效、保障矫正持续实施发展,需要对社会组织参与社区矫正进行有效性评估。首先,围绕“组织投入—运行过程—实施结果”的成效评估逻辑框架,遵循多维度、多层次、多要素的总体思路,构建“目标层—准则层—方案层”的有效性评估指标体系。其次,综合运用德尔菲法和层次分析法,科学构建由社会组织自身建设、社会组织参与社区矫正工作、社区矫正对象改善、经济效益及环境适应性4个一级指标、15个二级指标共同构成的社会组织参与社区矫正有效性评估指标体系。再次,运用实证案例对社会组织参与社区矫正有效性评估指标体系进行适用性分析。最后,针对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完善建议,旨在为我国开展社会组织参与社区矫正的有效性评估提供参考,从而为政府进一步引导社会组织参与社区矫正服务提供优化方案。     

论社区矫正与社区培育

社区矫正作为一种行刑方式,是将符合条件的犯罪人置于社区之内进行矫治,这就需要以发育良好的社区为支撑。我国社区矫正的相关规定及实践做法都非常重视社区的作用,但实际运行之中社区的物质资源、人力资源和文化资源都未能发挥应有作用。原因是我国的社区矫正本身就是政府主导型的行刑处遇模式;我国的现代社区尚未发育完好。我们必须加强现代社区的培育,在社区的发展壮大之中,进一步推进社区矫正工作。     

社区与社区矫正

社区矫正是一种运用社会方法整合社会资源和力量对罪犯进行教育改造,使之尽快融入社会,以降低重新犯罪率的非监禁刑罚执行制度.社区是社区矫正的前提,社区矫正对社区的发展与完善也有推动作用,二者之间是一种相互促进,相互作用,共同发展的关系.社区建设是社区与社区矫正的沟通桥梁,应通过社区建设,促进社区与社区矫正的共同发展,为构建和谐社会创造良好的刑事法治环境.     

理念、制度、技术:三维视角下我国社区矫正的完善

社区矫正代表行刑发展的潮流与趋势.应从理念、制度、技术三个维度完善我国的社区矫正.理念层面,应确立行刑人道、行刑社会化、恢复性司法、行刑民主等理念,以消除社区矫正的观念障碍;制度层面,应完善刑罚体系,完善假释制度,扩大社区矫正适用范围,建构科学的执行制度,以克服社区矫正发展的瓶颈;技术层面,应实施社区矫正矫前调查工作,建立社区矫正评估体系和风险控制机制,以增强社区矫正的有效性.     

我国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中的问题与对策——对武汉市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实证调查

通过对武汉市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实证调查可以看出,我国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在初步形成杜区矫正的组织体系、建立初步社区矫正工作制度等方面取得了有益的进步,但也存在以下问题:对社区矫正认识有偏差,适用的对象偏少;现行法律规定滞后;矫正工作人才匮乏;社区矫正工作矫正教育不足;矫正工作经费不足、工作人员待遇保障不足.要解决上述问题,应加强社区矫正的宣传,完善社区矫正立法.建立专门的社区矫正执行机构,确保经费保障,丰富完善社区矫正工作方法,加强对社区矫正工作的监督力度,推动社区建设.     

关于我国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的思考

社区矫正是一种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由于受重刑观念和报应刑思想(主义)的影响,我国司法机关在司法实践中较少选择适用社区矫正刑,这严重影响和制约了社区矫正制度功能的发挥。因此,应完善相关方面的立法工作,确立“慎用监禁刑”或“社区矫正惩罚方式应被优先考虑”原则;设置专门的审判机构和社区矫正机构,建立缓刑和假释前调查制度,设置社区矫正工作检察监督机构。     

山西省社区矫正工作的发展研究

山西省社区矫正试点工作面临着社区矫正立法滞后,机构设置与分工不明确,矫正人员素质与社区矫正工作的要求不相适应,矫正措施和方案的粗糙等问题。应通过构建法制体系、科学的机构体制以及高素质的矫正人员等措施,完善和发展全省的社区矫正工作。     

社区矫正的执行体制研究——以浙江省社区矫正工作为视角

构建科学合理的社区矫正执行体制,是目前我国需要解决的重要课题。在社区矫正执行主体方面要逐步壮大以民间社团为主体的专业化帮教队伍;在矫正工作的衔接方面要重点确立审前调查制度和社区矫正工作室制度;在矫正对象的监督管理方面要着力研究分类管理和分级处遇的科学性;在矫正对象的帮扶方面着重建立以＂中途之家＂为代表的安置基地。     

未成年社区矫正人员的人权及其保障

正视和保障未成年社区矫正人员的人权,不仅充分体现了一个国家的社会文明程度,顺应了国际人权发展的理念,同时也有利于未成年社区矫正人员的健康发展,促使其早日复归社会。我国社区矫正试点至今,未成年社区矫正工作面临的问题与挑战日益突显,尤其是未成年社区矫正人员的人权方面存在权利无保障、救济途径匮乏等诸多问题,致使未成年社区矫正工作遭遇不少困境。建议通过建立未成年社区矫正人员教育基地、对未成年社区矫正人员进行心理矫正、公权机关进行监督及保障等举措来保障未成年社区矫正人员的人权。     

论中国农村社区矫正之模式与路径--以浙江省枫桥镇为例

枫桥镇是浙江省确立的三个社区矫正试点地区之一.枫桥有着全国文明的"枫桥经验",其创立的依靠群众的社会治理模式曾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在现时的枫桥,村民自己治理社会的能力相应提高.其在社区矫正试点中创立的"5+1"的监管模式,是村民自治在社区矫正工作中的具体运用.中国农村社区矫正适合运行村民自治模式,并应选择村民法治路径.村民自治模式为农村社区矫正执行主体问题提供了一个探索性的思考.村民法治路径为农村社区矫正的实施方略展示一个前瞻性的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