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老保障对返乡中老年群体再次外出就业的影响

在影响返乡中老年群体再次外出就业的相关因素中,养老保障尤其值得重视。返乡农民工再次外出就业说明农村老年人口经济收入相对不足,希望通过外出就业获得部分收入的补偿,这也表明存在中老年在农村人口因养老保障不足而被迫继续外出就业的可能性。文章构建两期生命周期模型,对返乡中老年群体的养老保险参与情况影响其再次外出就业的作用机制进行理论分析,并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返乡中老年群体参加养老保险显著减少其再次外出就业;（2）不同类型养老保险对返乡中老年群体的外出就业存在差异性影响,返乡农民工如果获得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具有更明显的收入效应,减少他们的再次外出就业,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保障力度相对薄弱,还不足以改变返乡中老年群体的劳动供给行为;（3）具有养老保险对农村中老年群体劳动参与的影响存在外溢效应,养老保险降低再次外出就业,并通过增加他们的家庭劳务和隔代抚育的时间,增加其成年子女的外出就业和进城迁移。研究提出,加强农村养老保障体系建设对提高农民工和返乡农民工的生活福祉,减少城乡社会保障不平等,促进乡村振兴和城乡整体发展具有作用,对我国的劳动力市场建设也具有一定积...     

农民工回流的选择性与非农就业:来自湖北的证据

近年来,随着东部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农民工回流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本文利用来自湖北省的农村劳动力调查数据研究农民工的回流原因与返乡非农就业状况。农民工的回流决策不仅要受到其人力资本的影响,也与老人需要赡养、农业负担较重、与家人团聚等家庭因素以及输出地经济的发展程度有关。相对于那些仍然外出的农民工而言,回流农民工往往是负向选择的结果,并没有表现出比从未外出农村劳动力更倾向参与非农就业。因此,农民工回流对输出地经济发展的贡献程度可能并不像大部分研究结果所显示的那么乐观。     

“双重迁移”女性的就业决策和工资收入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北京市农民工的调查

农民工的家庭化迁移是中国城市化发展的重要趋势。家庭化迁移和城乡迁移同时发生的"双重迁移"对农民工家庭造成了重大的影响,特别是对于家庭中的女性"双重迁移"引发不同以往的就业决策,并改变了农民工家庭的生活状态。文章在新家庭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下,实证分析"双重迁移"中各类因素对女性就业选择和工资的影响。结果发现,家庭化迁移会减少女性居家就业和外出就业概率,降低女性就业水平。分析表明学前教育、技能培训等公共服务的可获得性能够提高流动妇女的劳动参与率,而在职培训和教育水平在提高女性农民工收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广西富川县计生农民工就业不言愁

为了引导计生家庭返乡农民工实现就业、创业,广西富川瑶族自治县人口计生部门对返乡农民工的基本情况信息进行详细统计,并积极协调人事劳动、农业、科技等部门开展"阳光工程"培训。组织返乡农民工进行汽车维修、电器维修、烹饪、农业种植、水产畜牧养殖等20多个工种的职业培训,增强他们的就业创业能力,使众多计生家庭农民工由"劳力型"向"技术型"转变,以适应市场的需求。与此同时,该县农村信用社还为计生家庭返乡农民工创     

返乡农民工再就业状态选择及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利用陕西省的调查数据,运用多元Logistic模型实证分析了返乡农民工再就业状态选择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自身特征、就业能力、就业环境和就业保障对其再就业状态选择影响显著,且存在差异。其中,性别、年龄对待业状态有显著负向影响,学历和农村低保户对待业状态有显著正向影响;特色产业状况、中介服务及职业咨询等对就近务工状态有显著正向影响;贷款融资优惠、再就业补助金等对创业状态有显著正向影响;机会识别及人际交往能力对兼业状态有显著正向影响;经济发展水平对待业状态有显著负向影响,对其他三种状态有显著正向影响。     

子女随迁是否有助于改善进城农民工的营养摄入?

从"只身外出"到"举家迁徙"的农民工流动趋势转变,子女是否随迁逐渐成为进城农民工家庭面临的重要选择.本文利用"城镇外来务工人员就业和食品需求"调查数据,考察了子女随迁对进城农民工营养摄入量的影响.结果表明:在控制了收入和劳动强度等因素后,与子女未随迁的农民工相比,有子女随迁农民工的热量摄入量显著增加了4.9％,从营养摄...     

外出务工经历、邻里关系与返乡农民工创业

返乡农民工自主创业是“双创”背景下妥善处理农村剩余劳动力安置问题的重要途径。农民工外出务工期间积累的多元要素禀赋是其迈过初创门槛的关键因素。运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2016年数据,系统分析了包括外出务工经历在内的宏、微观因素对返乡农民工创业决策的影响,并重点探究了邻里关系的多维调节效应。理论分析与实证结果表明：外出务工经历显著提高了农村劳动力开展自主创业的概率。相比于宏观创业环境,返乡农民工在作出创业决策时更加关注自身要素禀赋的丰裕程度。对于主观幸福感较高、不公平感强烈、未参加短期技术培训以及西部地区的返乡创业群体,外出务工经历对自主创业行为表现出较强的促进作用。邻里关系对外出务工经历与返乡农民工创业具有正向调节效应,邻里间的支持作用、同群作用以及示范作用均是调节效应的有效渠道。以上结论经过稳健性和内生性检验依然成立,从而为激发农村创业内生动力,尽快实现乡村产业与人才振兴提供了有益借鉴。     

失业、待业者就业抉择的家庭推拉力分析

本文以杭州市的调查数据为基础，探讨了家庭因素对失业者再就业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家庭的“推拉力”影响了失业者的再就业行为，相比而言，“推力”大于“拉力”；中年失业者面临在家照顾老人还是外出就业的“两难困境”：“就业依赖族”和“啃老族”的说法欠妥。     

家庭迁移决策分析——基于中国农村的证据

本文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状况调查数据,以家庭为单位分析了农村劳动力迁移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有无子女、子女年龄是影响家庭迁移的重要因素。与无子女的家庭相比,有子女家庭中夫妻二人至少一人外出打工的概率会大大降低,且子女年龄越小,影响越大。老人健康因素对一个家庭中夫妻二人是否至少有一人外出打工的影响不大,但家中男性老人健康较差会大大减少已婚子女夫妻共同外出打工的概率。     

生命历程视角下农民工留城与返乡意愿研究——基于重庆和珠三角地区的调查

本研究从生命历程的视角出发,利用2010年"农民工社会适应问题研究"课题组在重庆和珠三角地区所收集的调查数据,分析了影响农民工留城与返乡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除了个体的能动性如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会影响其留城意愿外,与生命历程相关的出生组效应、家庭所处的生命周期以及一定的空间效应都会影响农民工的留城和返乡意愿,另外,性别因素也会导致其留城意愿的差异,文化方面的适应也会极大地影响农民工的留城意愿。     

个体特征、就业状况及工作满意度对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的影响--基于福州、厦门的调查数据

本文基于福州、厦门两地农民工问卷调查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从个体特征、就业状况和工作满意度三个方面对农民工是否参加社会保险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教育程度、外出务工年限年限及是否拖欠工资对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具有显著的影响。年龄、工作性质、是否签订劳动合同、有无技能培训、更换工作次数对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作用显著且系数为正。性别、家庭外出务工人数、职业类型、月平均收入及对当前工作是否满意的影响并不显著。最后根据分析的结果提出相应建议。     

农民工非正规就业选择研究

本文利用200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进行的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研究调查数据,对农民工非正规就业的进入条件、就业影响因素以及就业效果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从事非正规就业的农民工相对具有更狭窄的社会资本和更少的工作初始投入;教育显著提高了农民工从事非正规就业的概率,滞后一期的市场状态对农民工非正规就业选择不会产生显著影响;就业分流并没有导致农民工就业市场出现内部分层,农民工非正规就业存在着强的自选择。     

乡村振兴背景下返乡回流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研究——外出务工经历的潜在影响

在农民工返乡回流常态化趋势之下,关注返乡回流农民工的心理状态,进而激活其人力资本可以为实现乡村振兴增添新动能。研究表明,与农村留守居民相比,返乡回流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偏低,这一现象在老一辈和受教育水平较低的群体中尤为突出。在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纠正可观测的自我选择偏误、递归双变量Probit模型解决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及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中介效应分析显示,返乡回流农民工主观幸福感之所以低于农村留守居民与返乡回流农民工收入满意度与社会公平感“双下降”有关。出于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返乡回流农民工的生活评价标准不会“返乡随乡”,返乡回流农民工也不会因为返回家乡而将幸福自评的参照对象相应调整为农村留守居民,由于外出务工经历而产生的城乡差距感知潜在地影响返乡回流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因此,政策制定者应该从幸福角度创造返乡回流“引力”,提高农民工的回流意愿与他们返乡后的主观幸福感,从而激活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     

中国农村地区的家庭禀赋与外出务工劳动力回流

中国农村地区家庭禀赋对个人的行为决策有着重要的影响,需要学术界予以更多的关注。为了考察外生性的家庭禀赋对劳动力就业流动的影响,文章通过构建新生代外出务工劳动力和户主子女的回流决策两个计量模型来进行经验论证。分析结果表明,农村劳动力的迁移选择是综合考虑家庭禀赋状况的理性决策,尤其是对于年轻一代的外出劳动力。家庭经济资本的增加会阻碍家庭外出务工成员的回流。外出劳动力回流的概率起初随着家庭人力资本和家庭自然资本的增长而上升,达到一定程度后开始下降。家庭成员只有拥有较为丰富的人力资本,外出务工劳动力才能对家庭社会资本加以充分利用。另外,分析显示年轻一代劳动力和第一代劳动力对家庭社会资本和自然资本的利用是有差异的。     

返乡劳动力的再迁移意愿和再迁移方向选择

部分流动人口回流迁移后仍会再次外出和继续迁移。研究发现,约三分之一的返乡劳动力具有再迁移意愿,县城及中心镇是他们再迁移的主要方向,呈现出就近城镇化的特点。就业机会与预期收入的驱动、家庭整体利益的权衡、社会网络的助推既决定他们的再迁移意愿,也决定再迁移方向的选择。(1)返乡劳动力的收入水平、就业稳定性和劳动技能培训经历显著影响其再迁移意愿,劳动技能培训提高了返乡劳动力选择县内再迁移的可能性。(2)家庭照护(居住)安排、土地耕种安排与子女教育安排也会影响其再迁移意愿,土地流转会增强返乡劳动力向省外的再迁移意愿,子女教育期望与入学机会是返乡劳动力向省内县外再迁移的重要因素。(3)返乡劳动力再迁移主要受其亲属网络的影响,而非地缘网络的影响。充分发挥返乡劳动力作用,有序引导其再次流动,对乡村振兴和中西部地区城镇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家庭禀赋对农民外出务工行为的影响

文章基于2007年8～9月对湖北省丹江口市、郧县和河南省淅川县58村3145户农村居民的抽样调查,以新迁移经济学为理论基础,利用OLS回归模型,分析构成农户家庭禀赋的物质资本、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对成员外出务工决策的影响.研究表明,农户家庭禀赋对农民外出务工决策有着显著的影响,家庭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越丰富,成员外出的可能性越大.家庭财富积累状况和耕地数量与成员外出务工人数和可能性成"U"字形相关关系,家庭经济条件较差和较好的农民更倾向于外出务工.农民外出务工存在着家庭内在延续效应,有外出务工经验的家庭,家庭成员更容易外出.     

农村劳动力流动微观决策分析

本文利用201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并从家庭决策角度分析家庭禀赋对农村劳动力流动微观决策的影响,进一步探讨农村劳动力省内与跨省流动微观内在形成机制。结果表明,家庭人力资本中的家庭规模每增加一个单位,家庭成员外出务工概率将增加3.5倍,而人均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家庭外出务工概率较低;家庭社会资本对农村劳动力流动产生负向影响,但在有成员外出家庭中,拥有丰富社会资本家庭的劳动力跨省流动概率较大;家庭经济资本的收入效应将大于替代效应,家庭经济资本越丰富,劳动力外出打工概率越低;家庭自然资本的替代效应将大于收入效应,丰富的家庭自然资本对劳动力流动具有促进效应;此外,农村劳动力流动还存在明显的同群效应。     

农民工失业保险需求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深圳市农民工调查的分析

根据2008年5月对深圳市农民工失业保险现状与需求实态调查数据,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定量分析了农民工参加失业保险的主要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农民工的文化程度、支出水平、再就业的难易程度、在城市工作的年限、长远打算和对未来生活的预期是影响其参保的主要因素,提出了尽快把农民工纳入失业保险范围、加强农民工的教育培训和拓展就业途径等政策建议。     

城市“用工荒”背景下流动人口的返乡决策与人力资本的关系研究

文章利用2010年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考察了20世纪末以来农村外出务工人员的返乡决策与人力资本的关系。研究发现,近30年来,接受过较高教育的流动者返乡的可能性平均更低,这一模式在各时期保持相对稳定。尽管如此,近年来,拥有农业生产技术的男性流动者更倾向于返乡,且相应效应不断增强。健康状况对流动者返乡决策的影响较为复杂;各时期因健康状况变差而"被动"返乡的情况在不同程度上持续发生。文章认为,流动者往往根据自身人力资本的比较优势决定是否返乡。到目前为止,"返乡潮"并未引发人力资本较高的流动者选择性地回流,其对传统人口流入地"用工荒"的影响更多地表现为劳动力数量短缺程度的加剧,而非优质人力资本的流失。     

城市农民工的家庭迁移行为及影响因素研究——以北京市为例

文章基于北京市的抽样调查数据,对城市农民工的家庭迁移行为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北京市外来农民工的流动已呈现明显的家庭化特点,1984~2006年,家庭式迁移发生概率总体上呈逐年上升的趋势。除了个人特征外,以新迁移经济学理论为依据的家庭因素变量对农民工的家庭迁移行为有显著的解释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