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的多元之维——艾森斯塔特的"多元现代性"观念及其对中国的启发

艾森斯塔特阐述了多元现代性的形成及其动力,从时间与空间、事实描述与理论反思的角度阐释了“多元现代性”观念,批判了隐含于现代性、多元现代性之中的破坏性因素。艾森斯塔特的“多元现代性”观念对中国的现代性建设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有助于我们认识当代世界的状况及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全面而科学地认识现代性;促使我们注重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发挥自己作为后发展国家的优势,发挥传统与历史经验的作用,趋利避害,探索有自己特色的现代性之路。     

从“现代化”到“现代性” :二十世纪中国 文学研究思路的转型

文章认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话语范型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发生了重大转型,即由八十年代的以启蒙主义作为价值准则的"现代化"到九十年代对"现代性"进行全面反思的"文学现代性"。这一转型意味着我们对现代文学的认识和价值评判更趋多元化,有助于我们从更为广阔的视野中去揭示现代文学中一度"被压抑的现代性",但同时我们也要警惕"现代性"话语的遮蔽性,讨论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一定要考虑到它发生的特殊语境、历史进程的具体性和文学文本所呈现的复杂、多样甚至悖论性的"现代性"内涵。     

现代性:全球化与中国化——对吉登斯现代性观点的一种社会学解读

吉登斯认为,现代性是指大约从17世纪的欧洲起源的一种社会生活(social life)或组织(organization)的模式,之后或多或少地影响到全球。它有四个维度,分别是资本主义、工业化、监督和军事力量。以全球化为突出标准的高度现代性又称晚近现代性,它是现代性的当前阶段,是现代性的极端化。现代性在西方受到后现代主义的挑战,后现代性可以看作现代性的一个新的阶段。现代性对于西方与对于中国具有不同的意义。现代性在本质上具有“共相”,但是在不同的时空范围、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下,现代性必定呈现出不同的“具相”。     

视阈的转换：从“追求现代化”到“反思现代性”

［摘要］1980年代以来,伴随新启蒙思潮,“重写文学史”运动以“现代化”的观点重构了文学史视野,确立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新典范。1990年代,中国知识和思想界发生了一个重要的转向：从追求现代化到反思现代性。     

当代宗教——“现代性”的精神避难所

启蒙的理性助推了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传统超越性的宗教神权体系也土崩瓦解;但随着现代社会全球化的发展,工具理性和形式理性的泛滥,心灵秩序的感觉化,现代性和现代性问题的凸显,导致社会秩序与人心秩序失范,价值虚无化,人生的无意义感。而宗教这种超越性的东西却满足了现代人的精神需求,成为现代人精神家园的寄托。     

论两种“现代性”

对"现代性"的思考产生很大分歧及其解决方案的巨大差异,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对"现代性"概念理解上的异质性.区分出这种异质性对理解"现代性"及其寻求解决现代文化危机的可能性具有重要意义.应该有两种对"现代性"概念的理解,一种是广义的"现代性",另一种是狭义的"现代性".从积极的意义上说,克服"现代性"的文化危机,实质上就是拓展"现代性"内涵,使其由狭义的"现代性"向广义的"现代性"延伸.     

多元现代性与“民主社会学”视野下的政治发展逻辑

当代政治发展理论,经历了从“政治系统”到“找回国家”、从“单一现代性”到“多元现代性”、从“宪法工程学”到“民主社会学”的理论转向。为了给非西方国家“接榫、吸纳、转化乃至超越”西方现代性提供充分的想象和探索空间,应秉持一种兼具整全性和规范性的多元现代性论说——其中,整全性和规范性分别确保了多元现代性的民族性特色和现代性底色。与此相适应的“民主社会学”主张：把政治秩序的社会情境依赖与社会共识基础结合起来,把握现代政治秩序的建构;把民主秩序的社会经济条件与社会文化条件相结合,把握现代民主秩序的运行。由此,现代政治发展主要包括国家建设、民主建构、社会正义和社会团结等四大基本议程。     

多元现代性视野下的中国法:重访“法律东方主义”对话中的复规范性问题

本文从比较法方法论切入,以复规范性回应法律东方主义的理论挑战,揭示多元现代性视野下的中国法律变革的自身特点。比较视野下的中国法构型体现在三个方面:激活社会历史观念中的分歧、转移规范秩序间的冲突、正视个体的社会公正诉求。法律东方主义对话反应了对法律现代化议程的怀疑和焦虑。由于域外经验和本土资源都很难在全球社会转型的背景下继续为中国法律变革进行正当化,如何寻求法律变革的非法律基础成为难题。本文指出,不妨摒弃法律现代化叙事中的一元、单边的现代性立场,以多元现代性的视角和复规范性的立场重新理解中国法的变革,尤其关注域外输入的社会历史观念、不断转化的规范秩序间冲突和社会转型的个体公正诉求三者的重要性。复规范性的中国法构型将在规范话语的混沌和均衡中,以及相互竞争与合作的不同历史叙事中得以呈现。     

论艾森斯塔特阐释多元现代性的逻辑

艾森斯塔特通过对自马克思及韦伯以来的社会进化理论的质疑和批判,对纷繁复杂的现代性历史的反思,采用比较历史(文明比较)的研究方法考察了现代性从起源、传播到成型的动态变化过程和发展方向,揭示了现代性沿着多样性特征展开的逻辑.他认为理解当代世界最好的方法是将它视为文化方案多样性不断解释、选择、重释、构建和重构的一个过程.理解现代性多样性的特征对于认识当今世界及其发展方向、认识具体社会的特殊现实,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具有深远的意义.     

儒学复兴的两条路线及其超越——儒家当代主义的若干思考

就整个近、现、当代思想发展的脉络来看,"孔家店"是打不倒的,相反,从90年代以来,儒家文化正在蓬勃地复兴.儒家复兴的缘由:现代"民族国家"观念.只有一样东西能把全世界华人联合起来,那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它的主干是儒家文化.我们的民族国家的命运一定离不开儒学的复兴.因为民族国家同时具有两个相互涵摄的维度,缺一不可:一个是现代性的维度,另一个就是民族性的维度.民族国家是现代性诉求的民族性表达.如果只有民族性表达而没有现代性诉求,就是原教旨主义;反之,如果只有现代性诉求而没有民族性表达,就是自由主义西化派.儒学的复兴要实现三个超越:超越前现代主义(亦即超越原教旨主义);超越现代主义;还要超越后现代主义.生活儒学的构想,是一种当代主义的思想路线,或者说是一种"当下主义".     

论艾森斯塔特阐释多元现代性的逻辑

艾森斯塔特通过对自马克思及韦伯以来的社会进化理论的质疑和批判，对纷繁复杂的现代性历史的反思，采用比较历史（文明比较）的研究方法考察了现代性从起源、传播到成型的动态变化过程和发展方向，揭示了现代性沿着多样性特征展开的逻辑。他认为理解当代世界最好的方法是将它视为文化方案多样性不断解释、选择、重释、构建和重构的一个过程。理解现代性多样性的特征对于认识当今世界及其发展方向、认识具体社会的特殊现实，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具有深远的意义。     

从“信任风险”到现代性的风险——吉登斯现代性理论新探

在现代性的诸种特征中,新型信任机制尤为重要,而由于现代社会信息化、分工化、交往快捷化的特点,信任的基础并非了解和信心,而恰恰是因为对专业知识的无知,不得不信。这样的信任存在着广泛的风险,也是因为无知,潜在的风险并不能为人所注意。在信任风险背后,就是整个现代性的风险。而抵御这种风险,必须经过现代性的深刻反思与全新的制度建构。     

回顾反思展望——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性”讨论述评

对"现代性"问题的关注、讨论,是近几年的事情,短短几年间,"现代性"讨论已取得了初步进展.本文旨在通过对"现代性"讨论进行梳理、反思,以期能对这一问题有一个整体认识,并希望它能对进一步研究有所裨益.     

林语堂对儒学的现代性阐释及阐释的现代性意义

林语堂受儒家思想的浸染至深至大，一生追求儒家的“仁爱”与人性的完美；同时，他又非常崇尚老子“复归于婴儿”的单纯简朴，羡慕庄子“邀游于无何有之乡”的潇洒与任性，所以他心灵的深处时时放飞着一份旷达、放任、自由的“士”的情怀。他把道家思想中崇尚自由、尊重个性的因子注入到儒家思想中，又以现代人的眼光和立场来观照儒家思想，以现代的人道主义和人性化思想补充儒学思想“仁”的内核，从而延伸了儒家思想的现代性意义。这使他的儒学思想不仅浸染上了浓郁的道家文化基因，而且具有了现代性意味。     

沈从文的“现代性”与“反现代性”

沈从文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明确其思想与创作的“现代性”或“反现代性”却是沈从文研究的一大难题。从时间的角度以及沈从文的风景描写与“风景中的人”三个方面来看，沈从文具有“现代性”与“反现代性”并行的独特魅力。“现代性”与“反现代性”的矛盾两极在沈从文的作品中形成了极强的艺术与思想张力，这种张力来自于艺术领域的不二法则——真实，也造就了沈从文在现代文学史上的独特和耀眼。童庆炳先生倡导的“亦此亦彼”的思维方式，可以作为解决这一难题的一个切实的起点。     

探索多元现代性的中国之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研究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主题是以现代性改造传统社会,通过探索多元现代性的中国之路以实现现代化,这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内涵。在创造性破坏中瓦解不合时宜的旧秩序,在适应性中融入寻找中华文明的新动力,在创新性变革中探索国家发展的新道路,这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客观逻辑。21世纪,中国依然需要继续完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践行自由、民主、法治等核心价值,构建本土化的知识体系,通过系统创新克服现代性的内在矛盾,最终走出以社会主义为指向的人类文明新道路。中国能否在这些方面做出创造性探索,将在基本面上决定自己的未来。     

未竟的现代性——兼论20世纪中国文学的审美现代性

现代性是来自欧洲启蒙运动并迅速全球化的哲学理想,现代化是其社会图景。20世纪的中国,经历了初期的启蒙救亡、中期的政治遽变、"文革"后的经济建设,至今仍在现代化过程中努力前进。然而中西之间不同的文化传统和社会形态,决定了现代性进入中国后的曲折与变形。20世纪的中国文学被捆绑在现代化之路上,其审美特质与自主精神都必然受到特定时期历史社会的影响。     

当代中国现代性的困境及其责任主义的价值重建

随着改革的深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已经主要地从生产力层面扩展到分配公平、政治体制改革、生态文明与核心价值观建设等层面,现代性建设成为当务之急。在思想界,当代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目前主要面临着新启蒙主义、民族主义、反现代性的现代化及多元主义现代性等四种思潮的博弈,可是,由于种种缘故,这四种思潮在中国都面临不同程度的危机与困境。在自由主义泛滥、全球生存危机之际,中国应当高举社会责任的大旗,走责任主义的现代性价值重建道路,由此才能真正实现制度自信与民族复兴。     

文化对话抑或现代性文化诠释之间的对话一当代情景下的多元现代性

多元现代性理论摆脱了古典的现代性理论,转向了对不同现代性的文化诠释.多元现代性理论把世界不同地区的现代化当作不同的社会结构演化的结果,这就颠覆了只有一种西方武的现代性模式的假设.多元现代性展现了不同群体和社会运动对不同社会和文化的重构和界定,其开放性和反思性的特征尤为突出.因此,不同的现代性之间的紧张和冲突实际上反映了对现代性的不同理解和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