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格"与"意境"考辨

诗学的范畴很多,对其理解也多有差异,在实际运用中常出现混淆的现象。文章从"诗法"意义上的"格"与"境"入手,探讨"意格"和"意境"这两个诗学范畴的形成和嬗变,并在区别这两个范畴的过程中,勾勒了自唐以来中国古代诗学理念的变化轨迹。     

王昌龄“境思”说的诗学地位

在中国古代诗学史上,王昌龄第一个把"境"引入诗论,倡导"纵横"思维,阐述"境思"理论,提出"意境"审美范畴,是中国诗歌艺术思维的一个重大转折。"境思"成为了中国诗歌以心灵自由为特征、强调主体情感抒发的基本思维模式。从"象"思维到"境思",是中国审美思维的一次富有历史性跨度的心灵横向超越。这一思维变革的价值,远远大于"意境"概念本身的价值。     

意境与中国古代文人审美取向

意、境,是中国古代美学的一对重要范畴,历来为文学理论界所乐道。从古人的诗论、画论,直到王国维等近现代的学者,关于意境,均有研究和探讨。与西方不同,"意境"是中国特有的美学范畴。"道德自然"、"天人合一"等自然哲学思想是其产生的根源。按中国的传统认识,美的东西所要传达的"美意",一定是在其所处的"境"中体现出来的。这"境"就不单单是一个两个物件的简单相加,而是"境界"中所有人或物的和谐映衬,是境界中诸多意象的和谐统一。由此出发,中国古代文人的审美趣味取向亦在"意境"中得以体现,其最终要求是这些多样的审美趣味要给人以精神的指归,及成就了文人精神上神游般的飞升。     

释“意境”——中国诗学的生命境界论

“意境”作为中国诗学的独特范畴,具有“意与境会”和“境生象外”两大特征。意境的讲求体现了我们民族的生命追求——一种力求在自我超越中回归生命本真的价值取向。故意境说实乃以传统的“天人合一”理念为支撑,植根于民族思想文化的深厚土壤之中,儒、道、释各家均参与了它的建构。唐以后,古典意境说还经历了曲折的历史发展,而近人对“意境”概念的推陈出新,更为它开启了融入当今时代生活的广阔前景。     

文学意境之文化渊源——老庄思想及《周易》对意境的影响

意境是我国古典文论独创的一个概念.作为审美范畴,它是中国古代哲学意识与中国古代诗歌比喻象征传统手法相结合的产物.意境"虚实结合"的基本创作手法,"含蓄蕴藉"、"韵味无穷"的美学特征,"言"、"象"、"意"的包蕴性和层次性以及意境中的艺术形象的特质与功能等,都深受中国古代老庄哲学思想和<周易>的影响,我们完全可以从文化的角度在它们那里找到这种渊源关系,这对以后意境理论的发展和完备提供了一种文化背景和思维视野,并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文化诗学”流变考论

在世界文论话语体系中,"文化诗学"主要由三部分组成:美国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俄苏文化诗学和中国文化诗学。"文化诗学"这一术语率先发难于美国,随后被"移植"到中国文论体系中。中国文化诗学借用的仅仅是西方的名词术语,在进入中国语境之后便被不断的内化、同构于传统诗学内,并在谱系化的"本土性"构建中逐渐建构起了"中国文化诗学"的理论体系。巴赫金的文化诗学不但在时间上早于美国新历史主义学派,更被后者借鉴与吸收,而且对中国文化诗学也形成了重大影响。文化诗学是作为一种"反抗"与"回归"的世界性思想理论思潮而席卷全球的。     

论中国古代造物艺术中的“意境”

意境是中国古代造物艺术在满足实用功能基础之上对艺术审美的追求与提升。从动态时空的情境把握和虚拟世界的精神建构两个方面,说明造物艺术中的"意境"是人们从客观可感的外在物态逐步进入到其中所蕴含的深层次的"境"之中,出"景"入"境",由"表"及"里",达到一种精神的超然,这是一个动态的造物过程和艺术表现。     

意境诗的形成、演变和解体——兼论新诗不是意境诗

意境美是在中国古代诗歌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和演变的。意境的原初义是生于象外的"真意之境",其中包含着宇宙和人生的先验的真谛;它滥觞于魏晋时代的言、象、意之辨,并接受了佛禅之境的影响。意境的引申义是"情景交融之境",其极致是"妙合无垠"。意境的引申义逐渐压倒了原初义而广为流行,这种演变反映了古代诗歌创作面貌的变化。"真意之境"多见于唐诗,尤以孟浩然、王维等山水田园诗人的作品最为突出。"情景交融之境"多见于宋词,豪放派的苏轼和婉约派的李清照等皆有典范之作。元明散曲开始放松对意境的追求,转而注重俚俗化的明快和风趣。清末梁启超、王国维的意境说标志着古典意境说的终结。梁启超提倡的"新意境"主要是指西方传入的近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远离了意境的原初义和引申义。王国维在承先启后的意境说的系统建构中也显出难以避免的尴尬。新诗诞生初期以直抒胸臆方式表达现代知识分子的思想感情,宣告意境诗的解体。新诗的基本发展趋势是现代意象诗的建构。现代意象诗以突出诗人的自我意识为核心,在总体上与古典意境诗大异其趣。但意境美仍应加以继承,作为现代诗美的构成因素之一。     

朝鲜古代诗家对"象"的现象学阐释

作为一个诗学范畴,"象"是中国传统诗学中的核心范畴,也是基干范畴.由于古代朝鲜与中国在历史、文化上的亲缘性关联,朝鲜诗家在诗学批评中,对源自于中国传统的诸多诗学范畴甚至不加任何诠释地加以使用.从表面上看,朝鲜古代诗学范畴在内涵等方面与中国传统几无二致,甚至成为了朝鲜半岛古代文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是站在今天的立场上看,我们可以把朝鲜半岛诗学与中国传统的关系理解为,朝鲜古代诗家对中国诗学的现象学阐释,特别是对于具体诗学范畴而言.朝鲜古代诗学中"象"的范畴,就是朝鲜古代诗家对中国诗学进行现象学阐释的一个典型.     

论"摘句"的诗性阐释方式

从诗学解释学的角度看,"摘句"并不像研究者通常所认为的是一种批评方法,而是一种诗性阐释方式.这种阐释方式之所以是诗性的,除了受中国诗性文化传统的影响之外,最根本的还是中国古代的说诗者和批评家们在面对诗性文本的时候先在地持有的一种与解释对象相匹配的东方民族所特有的诗意的态度和诗性的思维方式,正是这种诗性的思维方式铸就了"摘句"作为中国古代诗学解释学重要阐释方式的独特理论品貌.     

"审美空间"--艺术意境的现代界说

在各种各样的意境内涵现代界说中,主要有"情景交融"说、"典型形象"说、"想象联想"说、"情感氛围"说、"审美空间"说和"哲理意蕴"说这六大界说,各学说都有自己的侧重点,它们共同构成了现代意境内涵的界说系统.艺术意境的"审美空间"说强调意境是生于象外的"艺术空间"、"想象空间",注重意境生成时的心理想象特征,注重中国古代审美心理超越"象外"的艺术趣味,切合中国艺术审美实践的感性经验."审美空间"说的提出,在建构意境范畴的内涵系统和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上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     

意境说与儒、释、道的对立互补

中国古代宗教思想的特点决定了其影响意境说的方式,横向剖析可以清楚地看出意境概念基本内涵的形成及其融合都来自于儒、道、佛的影响,纵向考察则可以轻松理出儒、道、佛思想对立统一影响意境说生成、成长及成熟的轨迹。意境说是中国古代宗教思想与中国古代诗学、美学共同孕育的一朵奇葩。     

儒家"中和"思想与古典诗歌的审美生成

儒家崇尚的"中和"思想对中国古代文化有多方面渗进与影响,含蓄蕴籍的"中和"之美,是中国古代诗学所追求的艺术极致与理想范式。受"中和"思想的影响,中国古典诗歌"温柔敦厚"诗教说的形成、诗歌意境的创造以及形神写照等方面,都表现出较为显著的"中和"精神。     

古代诗学"无迹而神"的语言策略

作为中国古代诗学范畴中一个重要的审美命题,"无迹而神"说是用"无迹"来赞颂"有神",倡导一种"求神似于形似之外"的诗学精神.其语言策略大体可归结为三种范型曲形得神;变形得神;隐形得神.     

中国古代治史修养思想论略

治史者的史学修养关系到史学著作的可信程度和质量高低,因此,备受历代史学家关注.孔子提出"书法不隐",成为古代史学修养思想萌芽的标志.汉代和南北朝时期,秉笔直书成为著史的笔法和史家的道德信念.唐代刘知几的"三长论"明确了史学修养的范畴,初步建构了治史修养理论体系.元明时期,治史修养思想进一步完善,"正心说"和"二善说"成为清代"史德论"的思想先导.章学诚是集大成者,首次提出"史德"范畴,确立"尽其天而不益以人"的良史评价标准,提出养心术的方法,使得中国古代治史素养思想上升到一个更高的理论层次.     

论“文言”与文人

《文言》是《周易》"十翼"之一,在中国古代"易学"思想史和文章学史上均有重要地位。"文言"则是中国古代主流文化的主要书写方式,其功能始终与文化主体的身份认同密切相关,甚至可以说,在不同历史语境中,"文言"都是言说主体身份的自我确证、自我建构的方式。对于周代贵族、先秦士人以及两汉以降的文人而言,"文言"分别具有不同的意义。     

佛、禅美学二题

佛、禅宝藏中有着丰富的美学资料,本文仅掇拾二题.严羽<沧浪诗话>标举的"妙悟"说,是中国古代诗学中可通于西方诗学的灵感说,其源自汉译佛教典籍和东晋僧肇、竺道生等的佛学论著.唐代诗境理论创立之后,"境生于象外"说,亦是佛、禅"以指指月,而月非其指"的发挥.禅宗高士们对这些富于美学意蕴的命题,以他们内心的体悟,以禅诗,作了极佳的表现,从而印证玄妙的命题亦具有审美实践的意义.     

朝鲜李睟光“性情论”探析

李睟光的"性情论",不仅是朝鲜古代诗学的重要范畴,同时也是中朝文论关联研究中的一项重要的文学批评理论范畴。但是李睟光的"性情论",与我们所了解的中国古代"性情"、"情性"的诗学范畴不同,李睟光的"性情论",既与程朱理学有着直接关系,同时与中国古代文论也有着直接的关系。而他在对这两个方面的承传关系中,更多的是出自于他的"重道而轻文"的哲学观与诗学观。     

审美现代性和政治现代性——梁启超与王国维诗学再审思

梁启超、王国维的诗学被一部分学者看作是中国现代文论的两个主要源头,分别体现了所谓的政治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这种观点一部分是基于对历史的追认,另一部分却是基于对历史的"发明",是从中国"启蒙与救亡"的当代社会语境中建构出的话语体系,而并非对梁启超和王国维诗学的准确描述.这种文论话语不仅遮蔽了梁启超与王国维诗学的多重内涵,也忽略了二者诗学所承袭的中国诗学传统和面临的复杂历史语境.在审美现代性与政治现代性的视角之外,借由王斑、王德威关于中国研究中所表现的抒情与政治的多方涵涉的思路,可以进一步对梁启超和王国维诗学的丰富内涵进行审思,将二者看作是两种不同类型的情感政治,继而加深对二者诗学的认识与理解.     

从整合走向现代——试论吴宓诗学思想的现代性建构理路

现代学人吴宓立足于博采东西、并览古今的理论立场,打破了"中学"/"西学","旧学"/"新学"之间的界线,形成了以"整合"为基本特征的诗学现代性建构理路。三境说作为吴宓在诗学研究上的重要成果,即是其整合中西古今理论资源建构诗学现代性的一个典型实例。吴宓这种以"整合"为基本特征的诗学思想为中国现代诗学的发展进程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