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仁宗时期联蕃制夏政策述论

北宋时期,在与西夏毗连的广大西北地区,散居着许多党项人和吐蕃人,及其它族属不甚清楚的熟户和生户。宋人在习惯上把这些少数民族统称为蕃部。利用或依靠蕃部来经制西夏,或者说“联蕃制夏”,是北宋在对夏战争中采用的一个重要战略方针。李华瑞在《河北学刊》1989年第6期发表如题文章,对北宋仁宗时期联蕃制夏政策进行了探讨.文章认为,仁宗时制定联蕃制夏政策是北宋对夏作战屡遭败绩,军事形势日趋严峻的局面下产生的。而宋真宗以来对西北诸蕃     

试论西夏政权对北宋经略河湟区域民族政策的影响

北宋王朝自建立起,国家一直处于不安全状态。与周边政权的关系中,和西夏的关系是最为复杂的,困扰北宋民族政策制定的当首推西夏。概要来说,西夏对北宋经略河湟民族政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只能与河湟吐蕃政权结盟共抗西夏;北宋将招、买马的地点愈来愈倾向于河湟蕃族区域;为消除边患、经制西夏,对河湟吐蕃实施经略是大势所趋;西夏政权对北宋的威胁和河湟蕃族政权对北宋的严重依赖,使北宋“联蕃制夏”政策制定有一定的现实性。     

北宋向吐蕃征质及其原因探析

向吐蕃征取质子,是北宋王朝治理西北边疆的重要策略。宋在与吐蕃接壤的沿边各州建“纳质院”,办“蕃学”,羁押大量吐蕃将校子弟,以此来牵制松散难制的吐蕃部落。宋向吐蕃大量征质的原因：一是为适应吐蕃民族本身的特点而采取的一种驾驭控制手段;二是与宋和西夏对吐蕃的拉拢、争夺有密切关系。     

论北宋真宗、仁宗时期关于甘青蕃部的民族立法问题

宋真宗和仁宗时期,为对抗西夏,北宋政府竭力经营甘青吐蕃诸部。与恩信稳边、“联蕃制夏”的边地民族基本政策相适应,在法律上,北宋制定了许多针对甘青蕃部诸族的民族法律法规,内容涉及行政、经济和文化等各个方面。本文试就此问题及其在民族地区社会稳定中所起的历史作用略作探讨。     

试论北宋对西夏归明人的政策

西夏归明人即指投归北宋的西夏政权统辖下的人口。作为削弱西夏的一种手段,北宋政府不仅在宋夏矛盾激化时大肆招诱夏人,而且在宋夏关系友好时期也暗中接纳归附夏人。招抚归明人的政策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西夏,但却加重了北宋的负担。     

北宋御边政策的调整

北宋政府的御边政策有一定的阶段性 ,北宋初期重北边轻西鄙 ,到中期防御重心从北边移到西北 ,自熙宁变法后 ,又以攻为守兼制西夏。这种政策的不断变化与调整 ,主要受北宋国内政治、经济、军事等因素的影响 ,也与周边邻国辽、西夏、吐蕃等少数民族政权的兴衰有密切关系。它是北宋、辽、西夏、吐蕃等势力相互消长和制衡的产物 ,也是北宋时期民族关系的另一种表现     

论北宋时期黄河的军事战略地位

北宋时期,在辽宋西夏金政权长期对峙的复杂环境下,尤其是在防御北方辽朝的过程中,黄河防线的军事建设被宋廷置于重要的地位加以对待。反映到现实中,这不仅在君臣的言论中多有彰显,也突出表现于北宋对黄河沿线驻军的高度重视及东流、北流治河方略的长期纷争、军事防线建设的持续开展之中。北宋王朝对黄河军事防御战略的贯彻与实施,虽是其“守内虚外”政策的一种产物,但客观上则对防御辽朝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试论河湟酋豪对北宋民族政策的影响

河湟区域是宋夏战争中,北宋军事体系中的重要环节.北宋在对河湟的经略中,非常重视笼络蕃族酋豪.因为,蕃族酋豪不仅影响着河湟唃厮啰政权的政治向背,而且也影响到北宋对河湟的民族政策的制定.可以说,北宋在不同时期对河湟的民族政策都有他们深刻的印记.     

“联蕃制夏”抑或“以夷制夷”？——北宋前期赵宋对西北远蕃民族政策的再认识

长期以来,学界对于北宋前期赵宋笼络西北远蕃牵制夏州李氏政权这一问题多有研究,主要形成了“联蕃制夏”说、“以夷制夷”说两种观点。本文认为赵宋士人虽有主张联蕃制夏,但不占多数,宋人在华夷观念的影响下大量表达的是“以夷制夷”的思想。从史实来看,赵宋在真宗咸平、景德年间和仁宗康定、庆历年间实行“以夷制夷”的主观愿望比较强烈,举措较多,且景德三年之后以持重御边为主流。赵宋对西北远蕃政策的变化与调整,与宋夏矛盾的紧张与缓和息息相关,也与宋太宗晚年形成的对外思想有密切的关系。     

北宋买马社考

北宋与夏、辽为邻,边界万里.因沿边许多地区,“川原夷旷,便于骑战”。所以,如何对付夏、辽精锐骑兵的奔突侵袭,成了困扰北宋王朝的一个重大问题.宋一方面在沿边采取开挖塘泊、广种榆柳、深沟高垒,修筑堡寨等措施以限北骑,另一方面力图发展自己的骑兵与夏、辽抗衡。沿边市马,耗资甚巨,“罢之则绝戎人,行之则困中国”,而利用民间力量没置买马社,则简便易成,颇有成效,对北宋马军的建设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宋登科记考》补正(北宋篇)

傅璇琮主编、龚延明和祖慧编撰的近五百万字《宋登科记考》,收录宋代科举考试登科者近四万人,最大可能地弥补了宋代登科记之类文献记载的阙失。如此庞大的一项研究工程,难免有疏漏之处。我们依据年代顺序,将其一一梳理出来,分为南北宋两篇。北宋篇一共补录、辨正235人,其中补录《宋登科记考》失载进士139人,系年舛误者47人,系年不清者36人。其余12人乃补录特奏名进士、上舍释褐、诸科等。其他舛误1处。又,明清地方志所录者,《宋登科记考》虽遗漏,本文亦暂不补录、辨正。     

试论北宋文人游仙诗

北宋文人创作了三百首左右游仙诗。北宋文人少数仍相信游仙之事并作诗纪之,大多文人创作游仙诗的动机与道教信仰没有必然联系,甚至对神仙道教产生质疑。他们或者在游仙诗中直接点明其疑心,或者在梦仙诗中间接表达怀疑态度,有些文人在游仙诗中甚至对神话故事、道教神仙进行戏嘲、调侃。而这些恰恰反映了北宋文人创作思想的变化。     

略论北宋前期的制度革新

北宋建立后,唐末、五代以来社会动乱、政权不断更替的混乱局面得到了彻底改变。太祖兄弟及其继承人使国家趋于稳定之法,既不依靠杀功臣,也不依靠大肆镇压,而是吸取历史上的各种经验和教训,进行制度革新。宋太祖首先为赵宋政权确立了重文抑武的基本国策,在此基础上,针对前朝的各种弊政,进行了一系列的制度革新。北宋制度革新的意义重大:一是彻底结束了武人政治,保证了宋政权的长治久安;二是有利于统治集团的内部团结和稳定;三是开创了帝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局面,从而极大地巩固了赵宋政权;四是有助于两宋学术思想的繁荣,以民为本的儒家仁政思想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贯彻,从而促进了社会的和谐和安定。当然,由于受到历史的局限,北宋的许多制度革新还存在着一些副作用。     

试论北宋新儒学的重要特征

北宋新儒学与汉唐儒学不同,着重阐发经典义理,倡导义理之学。义理之学在北宋时期的发展,与后来比较定型化了的理学也有着重大的区别,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现从学术取向的多样性,经世义理之学占主导地位来论述北宋新儒学的时代特征。     

北宋新学的兴衰及其理论价值

王安石创立的新学学派。在两宋学术思想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作为官方意识形态,曾占据正统地位长达六十余年。然而,新学在两宋的思想和政治舞台上几经沉浮,终于在南宋时期的学术消长中为理学所取代。尽管如此,王氏新学本身却具有其不可低估的理论价值,值得我们深入挖掘。     

北宋《西铭》诠释模式述论

围绕《西铭》的诠释,北宋儒者至少形成了四种典型模式:以吕大临为代表的"人道具则天道具"的诠释模式、以程颢为代表的"仁孝之理"的诠释模式、以程颐为代表的"理一分殊"的诠释模式和以张九成为代表的"心性即天地"的诠释模式。反诸这些诠释者的理论体系可知,吕大临之诠释模式的建构与其理论重心转向人道之修养工夫有关,二程之诠释模式的差异根源于二人之宇宙论的不同,张九成之诠释模式的提出则关联于其对心体的挺立。然而,他们用一个统领性命题去统摄《西铭》多维度的义理意涵,也存在逻辑上不周延的缺点。     

北宋时期儒家礼学的体系化建构

礼学是儒家学说的核心组成部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有不同的理论发展。北宋时期的儒家学者在继承汉唐儒家经学传统的基础上,通过对礼与情、礼与性、礼与天理关系的论述,把礼提升为宇宙、人生的本体,同时还试图以超越之礼为根本,整合内在的道德情感与外在的人伦规范,建立礼一本论体系,丰富与深化了儒家礼学的理论内涵。     

北宋皇陵文化遗产及其保护

位于河南省巩义市西南部的北宋皇陵,包括皇帝陵墓8座,祔葬皇后墓22座,赵宋宗室、勋臣名将等陪葬墓近1000座,2006年被列入国家“十一五”期间100处重要大遗址。它代表着一种独特的艺术成就,是大宋文化及其典章制度的特殊见证。其“五音姓利”的布局,所体现的“侍死如侍生”、“孝莫重乎丧”的传统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     

北宋士大夫的人格特征

北宋士大夫的人格关怀具有中国传统儒者的典型性和代表性,而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局面在宋代出现,既是其国情的客观需要,也是儒道释三教合一的历史必然.北宋士大夫不仅复活和进一步延伸了儒家传统的忧乐思想,而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强化了对民族和国家的责任意识,因而形成北宋士大夫人格的突出特征.     

北宋震武军城位置考辨——兼谈门源县境内几座古城的始筑年代

文章结合有关文献资料和实地考察,认为北宋震武军城为今甘肃省永登县境内水磨沟口的连城古城,而非今青海省门源县境内的克图古城,并进一步推测克图古城等门源县境内的四座古城为唐开元、天宝年间唐蕃对峙时期所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