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均田制与寺院经济变迁的制度化分析——以“僧尼授田”为中心的考察

均田制是中古时期重要的经济制度.唐代均田制"僧尼授田"的规定对于中古佛教寺院经济的发展演进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本文正是基于均田制"僧尼授田"与中古佛教寺院经济变迁的视角,以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方法对国家"制度化"的僧尼授田方式与其他"非制度化"的方式及其意义予以论述,指出"制度化"的僧尼授田方式与"非制度化"的其他方式这种双轨制的发展道路,是唐代佛教寺院经济兴盛的真正原因所在.     

唐代西州部曲来源考释

根据吐鲁番出土文书,唐代在中原地区近于绝迹的贱口部曲在西州地区仍广泛存在,其中一部分由与其身份相近、且独存于西州地区的"作人"转化而来,另一部分则由奴婢放免而来。     

唐代寺院的规制与管理

佛教寺院是僧尼居住修行之所,南北朝时期,佛教在中土的广泛传播,更加推动了寺院的兴置,佛教寺院也开始纳入国家管制.在唐代佛教达到鼎盛,在寺院的管理制度上,国家设立官方寺院,就是给额的寺院,对寺院按京城和州县分别进行等级区分,寺院给额与国家的政治生活紧密联系;并对寺院的数额进行总量控制,对私立寺院进行限制并禁毁淫祠.这些措施对控制寺院规模和总数额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终唐一朝,基本保持比较平稳.在控制寺院人数方面出现较大的波动和反复,在于管制体制自身问题,也和唐代后期整个社会政治形势的变化相关.     

唐代羁縻府州内部结构及其相关问题

唐代羁縻府州是唐仿内地行政制度而建,其结构多为府—州,府—州—县,州—县。但县及县以下组织则较复杂,如龟兹无县而有城,城下又有村坊;江南诸道则县下设村洞。这两种建制既有唐制,又有地方特色,而此种独具特色的基层建制却不是唐周边民族地区都能设置的,体现了唐羁縻府州的等级性,而此又决定了唐羁縻统治的多样性。     

明清僧尼社会形象的文化透视

中土佛教发展至明清,虽然间或有贵盛、中兴之势,但总体呈现颓波日下之态。这一时期,僧尼群体的社会形象远离圣洁高雅渐趋流于下品,并成为一种脸谱化的定型。明清僧尼丑化的社会形象,既镌刻着佛教世俗化进程中没落的痕迹,也折射出明清独特的时代特色与世俗观念。     

唐代西州的私学与教材--唐代西州的教育之二

西州的私学资料可以丰富我们对唐代私学教育的认识 ;西州的教材在与中原内地保持一致的同时 ,也具有一些“地方特色” ,这些特色的形成有些可能与高昌国的文化传承有关 ;由于西州的偏僻与落后 ,西州教育的总体水平不高。     

论唐代西州镇戍——以吐鲁番唐代镇戍文书为中心

吐鲁番唐代军事文书揭示西州在玄宗开元元年(713)之前,设置赤亭、柳谷、白水、鹳鹆、银山等五镇、十戍;自开元始银山镇改戍,即西州置四镇、十一戍.其部署:以西州治所高昌城为中心向四周要道辐射状布局,与轻骑兵相辅相成,构成西州军防体系.     

唐代西州官吏日常生活的时与空

本文以唐代西州这一特定地理空间的官吏为中心,以其工作时间为线索,来勾勒他们工作与休假、出勤与点检、值班及发放月料等日常活动的轮廓.通过梳理可以看到,官员和吏员身份地位的不同已渗入到日常生活中,反映在工作时间和强度上二者有很大的不同,说明身份与等级不仅是象征性的符号,更决定了人们的生活状态.     

卢向前《唐代西州土地关系述论》评介

北魏隋唐的均田制,作为中国古代土地制度的组成部分,长期以来是国内外史学界研究的重点或热点.国内外学者在均田制研究方面的成果,可以说实在太丰硕了,仅国内出版的专著就有韩国磐《隋唐的均田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及修订本《北朝隋唐的均田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宋家钰《唐朝户籍法与均田制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武建国《均田制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杨际平《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均田制新探》(厦门大学出版社,1992年)和其增订本《北朝隋唐均田制新探》(岳麓书社,2003年)、[日]堀敏一《均田制的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日]铃木俊、山本达郎等著《唐代均田制研究选译》(甘肃教育出版社,1992年)等,发表的论文可以说是以千万计.一般认为,均田制研究应该说没有剩义可言了.     

论唐代商人的社会地位

唐代商人社会地位逐渐提高，主要表现为商人经济势力膨胀，并向政治渗透，商人获得一定的文化教育权利，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已受到正面宣传。政府扶商政策是商人地位提高的前提。社会商品经济繁荣是商人地位提高的基础。土地兼并及均田制的废弛为商人地位提高提供了大好机遇。开放的社会风气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商人地位提高，促使唐代社会政治结构、经济结构及价值观念发生了变化，亦为宋代商业的鼎盛繁荣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佛教戒律与唐代妇女家庭生活

信佛妇女在接受信仰的同时势必受到信仰的约束,这种约束也一定会对她们的家庭生活带来影响,而这种约束与随之产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她们的受戒遵戒上面。唐代在家信佛妇女受的主要是菩萨戒。唐代一些受了具足戒而出家的比丘尼与家庭的关系也值得注意,因为这种关系不仅意味着它也是一种家庭生活,而且还说明了出家妇女对家庭生活的依然参与。这些不仅和社会的环境、宗教本身等因素有关,而且也曲折地反映了妇女提高自身在家庭中形象地位的一种努力,即信佛妇女藉此在礼教的氛围中维护自身的尊严与人格。同时,还显示了中国佛教戒律的情理化。     

从吐鲁番文书看唐代西州县以下行政建制

贞观十四年,侯君集率兵平定高昌国后,唐朝政府在该地设置西州,属于正州。据传世文献记载,唐朝在西州推行与内地一样的州县制度。但是,县以下的行政建制阙载。本文根据出土文书证明,唐朝实行于内地的县以下的乡里制度也推行于西州地区。但是,由于地理条件的差异,西州地区乡里制度与内地不尽相同,西州地区没有发现“村”的建制。但这并不表明是乡里制度的变通,而是唐朝执行该制度严格的象征。     

唐诗中的天竺僧形象

唐诗中天竺僧形象的塑造,反映出唐代诗人对异族形象的记录、想象、执著、理想化等痕迹,存留了中印文化交流的文学事实。对天竺僧形象塑造所体现的,正是唐代诗人对印度文化所表现出的开放而自信的文化心态。这种他者形象的塑造,本质上源自于本土文化与异族文化遭遇中文化应变的结果。     

论唐宋时期丧葬中的佛事消费习俗

佛事消费习俗是唐宋时期一项重要的丧葬消费习俗,这一习俗的形成受到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诸因素的影响,与时人的心态观念密不可分;反过来,该习俗又对社会产生了一定的反作用。唐、宋丧葬中的佛事消费习俗既有相通之处,又因佛道二教的发展等原因而各具特色,但总起来看,佛事消费习俗在唐宋时期的丧葬消费习俗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人们的生死观、价值认知、社会崇尚等一系列追求倾向和消费倾向,影响后世深远。     

关于唐西州蒲昌府问题

本文主要讨论唐西州蒲昌府的等级问题。以往研究者认为蒲昌府应为中府或下府,本文认为应为上府,作者从蒲昌府的地团、蒲昌府的员外折冲和员外果毅、蒲昌府官员的仗身人数、出土文书的有关记载四个方面对此问题进行了论证。在论证的同时,作者还对相关出土文书进行了梳理,对蒲昌府官员的身份及蒲昌府辖境的镇、戍等军事机构进行了讨论。     

论唐帝王对唐诗发展的影响

唐诗是中国古代诗歌史上的顶峰,唐诗园地百花齐放;唐诗大家灿若群星。唐诗是唐代诗人群体的智慧结晶,但唐帝王对于唐诗发展的影响也非常重要。唐帝王身体力行对唐诗创作起着导向作用,举办应制、诗会活动对唐诗创作产生推动作用,看重诗人、礼贤下士对唐诗创作起到鼓舞作用。     

洛阳唐瓦浅议

洛阳出土唐瓦（包括瓦当）具有范围广、质地丰富、种类繁多、形制多样、装饰各异等特点,充分体现了唐代洛阳在建筑的材料、技术和艺术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试论唐西州高昌县的等级

史籍中唯有《新唐书·地理志四》和《元和郡县图志》记载了唐西州各县的等级,但二书所载不同,前者记高昌县为下县,后者载为上县。本文分析出土文书,结合史籍有关记载,从乡里数及户口数、官吏人员的配置(县尉和县佐史的人数,是否有录事史和仓督)、官吏的散品与职事品的对应关系等方面对高昌县的等级进行了考察,并探讨上举二书的成书年代与有关内容,认为龙朔至永淳年间(661~683年)高昌县应是上县,《元和郡县图志》的记载可信,开元二十二年(734年)左右高昌县可能降为下县。     

唐代京兆韦氏与皇室婚姻关系及其影响

京兆韦氏是唐代重要的皇婚对象,其与皇室通婚体现出时间长、类型全和重点突出的特点。这既与韦氏身集经学世家、武力强宗、仕宦名族和科举新贵等特征于一身的家族地位有关,也与关陇士族尚冠冕的婚姻风尚有关,亦与官方士族标准的重新修订相联系,还受到特定阶段政治环境的影响。作为隋唐时期最重要的介质性婚姻家族,京兆韦氏与唐室通婚有助于减缓因改朝换代而产生的矛盾冲突,使政局避免大起大落。联姻皇室对韦氏家族自身也有双重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