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中国传统法律的儒家化

儒家提倡的“礼治”、“德治”、“人治”包含着丰富的法律思想。西汉中期，随着儒家独尊地位的确立，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正统法律思想得以形成。此后，在官方的认同和儒学大师们的推动之下，儒家法律思想全面贯注到了古代立法与司法领域。这个过程便是中国法律儒家化的过程，它可分为三个阶段：《春秋》决狱是其开端，以经注律是其深入，以经立法是其完成。《唐律疏议》的出现，则标志着中国法律儒家化过程的终结。     

论汉朝法律儒家化的体现

法律儒家化是中国古代法律发展的一个重要过程,儒家思想向法律的渗透影响着中国法律的走向,汉朝是法律全面儒家化的开端。本文从立法思想、法律解释、法律内容和司法制度等四个方面对汉朝法律的儒家化进行阐述。     

变革、继承与法的演进:对“古代法律儒家化”的法文化考察

上世纪40年代,瞿同祖先生系统提出“中国法律儒家化”命题,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极大影响.70年代后,由于秦简、汉简等新史料的出现,学术界对该命题的某些具体观点提出不同见解.伦理主义和混合法是中华法系的两大基本特征并且始终一以贯之.先秦儒家的法律思想是对古代法律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战国秦代的法家集团,在清算宗法贵族制度推行“集权法治”的同时,完成了局部的“纳礼入律”.西汉以后,随着集权政治的巩固特别是儒学被奉为正宗学术,古代法律开始儒家化进程,这一进程是全方位的.在学术思想上表现为政治法律思想的儒法一统化;在司法职业训练上表现为儒学律学化或律学经学化;在刑事立法上表现为宗法礼制的逐渐成文法化;在法律样式上表现为儒家提倡的混合法理论逐渐社会化.     

董仲舒“春秋决狱”思想及对法治建设的启示

中国古代有很多法律思想,中国古代的法律思想与儒家有很大关系,让中国古代法律一直走着儒家化的道路。董仲舒作为儒家的重要人物,其司法判决思想在中国古代司法思想中起着发端的作用,他提出了"春秋决狱"思想,主张以心治罪,让儒家思想有指导现实司法实践的效力。"春秋决狱"让儒家教义高于了法律条文,让儒家思想成了法律的源头,开启了法律儒家化,让中国古代司法实践重视道德教化的作用,用思想管制维护政权稳定。董仲舒的"春秋决狱"思想,对于当今中国的司法建设仍有一定的启示,能推动法治建设和道德教育的结合,使法治和德治形成相辅相成的关系。我们需要深度挖掘"春秋决狱"的时代意义,坚持程序正义,秉持司法公正,继承古代优秀的治理思想,推动全面依法治国建设。     

中国古代法律之儒家化探源

中国古代法律儒家化,是指儒家将法家的同一性法律变为有差异性法律,使家族和阶级成为中国古代法律的基本精神和主要特征的过程。这是四十年前瞿同祖先生提出的著名论点。瞿先生通过描述中国古代数千年法律现象和法律事实,详尽地论述了自己的论点,令人信服。但是,中国古代法律为什么会儒家化,汉以前一直处于被动状态的儒家思想为什么不但没被清除、淘汰,反而吞并了比自己优越的法家思想成为至尊,却一直是令人困惑不解的问题。诚然,儒家学者们利用了教育手段倡导自己学说,可为什么人们能甘受制约呢?本文试以文化人类学观点,从接受机制和文化机制互存的两而作一粗浅探讨。     

论中国传统法律儒家化的历史进程

儒家思想体系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它的理论几乎影响着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于中华文明性格的塑造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本文从传统法律儒家化的角度研究中国古代的法律。自从两汉时期开始,“引礼入法”成为法律儒家化的萌芽,经历了魏晋南北朝的发展和完善,到隋唐时期代礼法结合的全面完成,儒家思想成为封建法律的正统思想,自此以后历朝历代均沿袭不变,对后世的法律制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且这些影响一直沿传至今,对我们的日常生活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本文从法律儒家化的进程,即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三个历史阶段进行研究,以求对这一浩繁课题的研究有所裨益。     

中国传统社会的法律与妇女地位

中国传统社会的法律，在很大程度上，是依据儒家的礼教观念即“法律的儒家化”。中国妇女的地位，尤其是在法律上的地位，决不能简单地、笼统地以“男尊女卑”的公式化的概念来理解。“男尊女卑”的确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大格局和基本原则，但要真正了解中国妇女的社会与法律上的地位，还需进一步把握儒家“孝”的文化逻辑以及“长幼有序”的礼教观。在刑法的构成原理中，“孝”与“长幼有序”的“例外条规”冲淡甚至排除了“男尊女卑”原则的适用。因此，中国社会和法律上出现了一种可以名之为“母权”的现象，而妇女的地位就不能一概以“卑下”视之了。此为中国文化造成的特殊现象     

中国法律儒家化后的发展——浅谈儒家理学思想对中国法律发展的影响

中国法律儒家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经历了产生、发展、完成后，中国法律就此发展缓慢，这主要与唐宋后儒家理学思想的形成有关。本文就儒家理学思想对中国法律发展的影响进行阐述，指出正是理学思想阻碍了法律的发展，使得中国法律在儒家化后就开始了停滞。     

论选举制度与儒家伦理之同构

选举制度和儒家伦理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两个核心要素。二者同构于选举社会之中,具有深刻的学理依据,实现了君主的“圣人化”、社会关系的“拟宗法化”、道德的制度化以及士民的“趋善化”,从而保证了中国古代社会的有序而又良性的流动,形成了中国古代社会的“超稳定结构”。     

中国古代自然法：表达、特征与再认识

中国古代自然法中公认的元概念是“天”，具体存在三种表达。天道是一种自然法则，道家是较为完整纯粹的自然法思想的代表，其中庄子讨论了“恶法非法”等涉及自然法价值的命题，但对实证法影响不大。天谴是一种政治法则，由董仲舒将阴阳家和儒家学说相融合形成，阴阳家也蕴含较纯粹的自然法思想。天理是一种社会法则，由朱熹等理学家抽象而来，为君主、官吏和百姓所共享，体现了儒家自然法思想。儒家局部蕴含着一定的自然法思想，对法律实证化具有重要作用，但将儒家整体视为自然法主义，进而将其与被视为实证法主义的法家二元对立并不准确。虽然中西自然法皆源于自然规律，但中国古代自然法以儒家为载体，在向以人为中心的“人法”转化的过程中，既没有发展出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以限制君权，也没有进化出财产权理论以保护私权，国家基本法律制度主要围绕维系君权独尊的目标而构建。儒家蕴含的自然法成分具备有限的工具理性，整体上存在碎片化缺陷。但中国古代自然法对民众守法意识的形成影响深远，依然可为当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提供思想资源。     

论儒家法律文化对两汉郡县官吏司法活动的影响

经过汉初七十余年的文化复兴及文化整合,至西汉中期,儒家法律文化占据了法律文化的主导及主流地位,儒家法律文化深刻地影响了汉代法制的各个环节.儒家法律文化对汉代司法的影响主要表现在郡县官吏司法的儒家化方面.两汉郡县官吏在儒家伦理法观念、"无讼"观、"身正令行"观、德刑观及"恤刑"观的影响下形成了"春秋决狱"、综合治理、道德感化、调处息讼及"哀矜折狱"的司法之风.两汉郡县官吏司法的儒家化影响中国古代儒家化的司法传统及司法制度的形成.     

我国秦汉时期儒家法律思想研究

儒家法律思想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形成,但并未被当时统治者所接受。秦朝法律法家化明显,但秦律中仍然包含儒家法律思想成分。汉代中期废除汉初“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使儒家思想的主导地位得以确立,儒家法律思想遂成为长期影响中国法制进程的正统法律思想。     

“道德法律化”与“法律道德化”——浅论中国法律思想的理论特色

“道德法律化”、“法律道德化”是中国古代法律思想的重要特色之一,这一特色是在曲折与漫长的进程中逐渐形成的,一经形成,便使得中国古代法律思想的历史发展呈现出艰辛、坎坷的样态,从而在具有了鲜明的“中国特色”的同时,也留下了深深的历史遗憾     

科举偏科及其对古代司法影响研究

科举制是中国古代以分“科”举人为特征的一种官吏选拔制度,然而,由于长期以来受儒家贤能治国、精英统治思想的影响及官府有意识的引导,致使人们从科举创制以来就产生了偏重进士科的“偏科”现象,在进士科一科独重的阴影下,主要以选拔法律人才为主的明法科逐渐式微且终被废除。中国古代行政与司法不分的体制,决定了通过科举选拔的官吏在日常工作中要承担重要的司法职能,而科举的偏科取士则加剧了古代司法实践中以儒家经义代替法律的倾向,造成了司法官员法律素质普遍低下,在清代则几乎完全由刑名幕友把持司法的局面。在司法与行政相分离、法律与道德有分殊的当代,“偏科”则为选拔和造就一支高素质的法官队伍所必需,只是“偏”的方向已侧重于应试者对专门法律知识和技能的掌握,而这也是司法考试日益成为法律人的“抡才大典”的重要原因。     

荀子社会控制思想研究

儒学在中国古代社会控制实践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先秦儒家的集大成者荀子从“人性恶”出发 ,提出了“定分使群” ,“隆礼重法” ,富民化民 ,尚贤使能等一系列社会控制思想 ,“有助于时政” ,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     

先秦儒家“亲亲相隐”原则的实质及其法伦理意义

在古代中国,亲亲相隐原则萌芽于先秦儒家。作为一种法律思想,亲亲相隐原则最能反映儒家“亲亲尊尊”的伦理实质,其实质是一种“权”,其目的是一种给以血缘亲情一定的自由空间,将一定范围内的法律权力授权给家庭。从法伦理意义上说,亲亲相隐原则是儒家仁爱精神在外扩展过程与法律规范发生冲突时的一种选择。同叶,也赋予法律一定期待可能性,即在国家法律制度体系中给予血缘亲情一定的自由空间,这不仅有利于维护社会的稳定,而且可以软化国家法律的残酷性。     

德主刑辅之于依法治国的现代借鉴

“德主刑辅”是儒家法律思想的经典命题,而且是传统中国的基本治国方略,对古代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考察“德主刑辅”的历史发展,以现代视角审视其基本内容,为依法治国的不断完善寻找可资借鉴的传统本土资源。     

儒家“思无邪”论与古代讽刺诗真美观

儒家的“思无邪”观，对中国古代诗歌的创作和评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从“真美观的理论基础”、“真美标准的观照线”、“真美观嬗变的流向”三个方面揭示了“思无邪”论与中国古代讽刺诗真美观之间的关系；强调指出，既要看到“思无邪”束缚创作思想的负面影响，也要实事求是地评估“思无邪”审美观对中国古代讽刺待所产生的积极作用     

论朱子的审美化育之道

朱熹为了使人得到“气象近道”的人格境界,对中国古代“人文化成”的教育思想进行了扩展.朱熹继承了先秦以来的儒家“诗、乐、艺”教思想和道家山水育人观念,又结合自己多年的教育教学实践,提出了富有创见的审美教育的方法论.具体表现为:“学”“践”“养”“化”“熏”等五个方面,形成了具有完整性和互动性的中国古代化育体系,丰富了中国古代审美教育理论,对今天的审美教育的理论和实践有重要的意义.     

儒家思想与刘少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进路 ——以《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为讨论中心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共产党思想理论建设史上的重要文献。它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但是在系统地专题论述共产党员修养过程中，并不是对古代儒家道德修养理论的简单化扬弃，而是在讨论共产党员修养的理论依据和修养目标时，对儒家思想进行了多样化的迎拒，在此基础上又凸显了复杂但鲜明的转向。这种迎拒转向既体现了二者本质区别，又说明了在思想意识上与古代儒家思想某些方面具有同构性，在解决问题的方法论上也与古代儒家思想某些方面具有极为相似的内在理路，深刻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对中国传统文化“化”之过程的多面样态和“化”之文化历史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