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关于现代乡愁表述的哲学意蕴和现实关切——兼论乡村振兴要“留住乡愁”

习近平总书记曾在多个场合谈到乡愁问题,指出地区发展要“留住乡愁”。从哲学角度看,从传统乡愁到现代乡愁,再到留住乡愁的变化隐喻着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演变。现代乡愁不仅包含着传统乡愁所体现的对故乡环境和文化的怀念,也蕴含着对盲目追求现代化的担忧和反思。从现实角度看,乡愁作为一种文化符号,是人们重返精神家园的路标和灯塔,也是一个地区发展状况的晴雨表和温度计。乡村振兴不仅是物质的振兴,也是文化的振兴。一方面,物质和文化的振兴为“留住乡愁”创造条件;另一方面,“留住乡愁”也要求物质和精神协调发展。     

中国20世纪乡愁文学的流变及其特征

中国乡愁文学既依托着浸润了数千年的民族精神传统,又汲取了西方自古希腊、古罗马以来文化的营养;东方的“儒、释、道”理念与西方的“阿波罗精神”、基督教文明以及“浮士德精神”,在中国乡愁文学中都得到了一定的融合和体现,形成了世界文坛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论景教的"他者"特征与景教碑的文化身份

景教 ,在西方亦称“聂斯脱利派” ,是基督教的一支。景教因其教义跟正统的基督教之教义相左 ,而被后者视为异端。这样 ,景教在西方基督教文化中就成了一个“他者”。在中国文化中 ,由于景教所传播的宗教思想跟中国传统思想在本质上的不同 ,它就更是一个“他者”。但景教为了在中国传播 ,它又努力跟中国本土文化相适应、融合 ,广泛地采用佛教和道教的术语来阐释自己的教义 ,这又使得它带有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些特征。     

中国20世纪乡愁文学的流变及其特征

中国乡愁文学既依托着浸润了数千年的民族精神传统，又汲取了西方自古希腊、古罗马以来文化的营养；东方的“儒、释、道”理念与西方的“阿波罗精神”、基督教文明以及“浮士德精神”，在中国乡愁文学中都得到了一定的融合和体现，形成了世界文坛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传统文化与周作人文学思想的重识

周作人在五四时期提出了“人的文学”的口号,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从思想资源看,他吸纳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为人生与为艺术两大文学主潮的文学主张,其人道主义的文学思想也有相应的文化传承;在学术方法上,他的中国式的持平执中、宽容兼取的学术立场也使其学术思想能够更多地融入传统文论中的优秀因子,并更加富有包容的张力;在审美追求上,他通过对文学史的深层次体验提出以普遍、真挚、入世与超越建构新文学的基本框架。     

再论台湾文学“乡愁”的叙事类型

台湾20世纪50年代后,文学“乡愁”强烈地显现出“遗民”内生性“故乡原型”的原始驱动力和顽强的中国民族意识。台湾文学的“乡愁”演绎着对中国文化之“根”的追寻和民族国家认同之思。分析台湾“乡愁文学”中的遗民情结,并由此影响两蒋时期在台湾岛内外社会政治因素关照下的“故乡原型”意象在文学“乡愁”中的独特存在,揭示台湾“乡愁文学”叙事中,“战斗文学”面具下“怀乡”的“乡愁”叙事、“女性文学”凄美牵魂的“乡愁”叙事和“无根”文学在原乡时空叙事下“乡愁”的国家认同。     

中国传统文化对郁达夫的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对郁达夫的生活与创作有重大影响。传统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激励他以天下兴亡为己任,努力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天人合一的审美理想促使他在生活中乐于亲近自然,在创作中大量描写自然;魏晋名士风流感染郁达夫既批判现实,又避世归隐,甚至饮酒狎妓;隐逸思想则既促使他逃避世俗,又鼓励他坚守自己的个性,决不与世俗妥协。     

张恨水与中国文化现代化

现代化是 2 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共同面对的时代课题。与陈独秀、鲁迅等人不同 ,张恨水对中国文化现代化的价值取向及其路径 ,有其独特的理解 ,他更加注重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化生成的合理性意义和支撑作用。他的独具特色的现代通俗小说创作 ,构成了中国文化现代化进程中的富有意味的“典型”。     

中国传统文化对郁达夫的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对郁达夫的生活与刨怍有重大影响。传统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激励他以天下兴亡为己任，努力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天人合一的审美理想促使他在生活中乐于亲近自然，在创作中大量描写自然；魏晋名士风流感染郁达夫既批判现实，又避世归隐。甚至饮酒狎妓；隐逸思想则既促使他逃避世俗，又鼓励他坚守自己的个性，决不与世俗妥协。     

简评胡适的文化现代化思想——胡适不是一个“全盘西化”论者

胡适两次提出“全盘西化”都有特殊的背景和原因,他并不主张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他的“全盘西化”实为“全力西化”,是作为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手段而非目的。胡适并不是真正的“全盘西化”论者,其文化现代化的思路是通过全力西化的努力,使中西文化充分交融,经过“适者生存”法则的选择,最终建立包含中西文化精华,符合世界现代化潮流的中华民族新文化。     

胡适中西文化观的特征

胡适是誉满世界的学者。他在“五四”西潮东来的新文化运动中鼎力促使中国传统文化向世界现代化的转型。在中国近现代三次中西方文化论战中,胡适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必须经西方先进文化的洗涤和冲击,弃其“惰性”,取其“朝气”,尚存“精华”。有的史家仅从单一的视角来评价胡适的中西文化观,把他定为“全盘西化”和“全盘反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本文以为这是有失公允的。     

论老舍创作中的传统文化心理特征——以《四世同堂》为例

老舍,作为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位极有影响力的文学大师,处在现代文化和中国古代文化的撞击中,为中国理想图景的构建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和不间断的思考。从他的创作实践中可以看出,老舍在对中国国民的中庸、保守、软弱、敷衍、自私等国民劣根性进行批判的同时,也对中国传统家庭模式中所体现出的温情、民众中蕴藏的民族主义精神、民性中的“善”和侠义心肠表现出某种程度的眷恋和赞赏,明显地体现出他本人的一些传统文化心理特征。在长篇小说《四世同堂》中,他的传统文化心理特征中的这几个方面尤为彰显。     

中国艺术设计早熟特征探微

艺术设计是一种文化,是人类把自己的意志附加于自然界之上,用以创造人类使命的一种广泛的活动。中国传统艺术设计在文化的影响下具有早熟的特征。中国传统艺术设计的早熟性,在“软件”上表现为,思维方式上直觉发达;在“硬件”上表现为以生产为目的经济文化萎弱,不合时宜。早熟是一种不成熟,我们应该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从其成熟因素中寻找现代艺术设计的切入点,并努力将其从早熟引向成熟。     

《山楂树之恋》：身体的诗学与语言的诗学

将《山楂树之恋》的美学风格解读为中国传统诗学“怨而不怒”、“思无邪”的含蓄蕴藉的精神.从人物崇高与美的内涵探讨其与中国诗学情感的构建关系；从身体意识形态的两种结构——身体的姿态模式和身体的力比多模式,推导出身体作为叙事的符号,是如何成为重建“中国韵味”与“中国情感”的修辞学,并通过集体性记忆的“致幻性”功能表述着对传统中国的文化乡愁.     

新时代主旋律电影创作策略变革探析——以电影《我和我的家乡》为例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电影业的发展成就举世瞩目,主旋律电影也随着时代进步不断发展与创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背景下,电影《我和我的家乡》的上映,突破了传统主旋律电影创作思维框架,影片在架构上更加追求灵活多变,叙事手法上更加倾向“类型化”融合,角色塑造上更加讲求真实性刻画,艺术表达上更为注重多元素融入,不仅维系了电影艺术与社会需求之间的平衡,更有效激发了观众的乡愁记忆与审美共情,实现了新时代主旋律电影在创作策略上的成功变革。     

“乡愁”研究的文化地理学视角

“乡愁”涉及空间和地方,且与人之情感密切关联,是文化地理学的重要研究内容.很有必要依据文化地理学的学科框架、核心概念、基本理论,梳理、分析地理学者如何在乡愁研究中提出自己的视角和观点.本文采用经验主义的方法,最终建立一个文化地理学视角的乡愁研究框架.该框架是用尺度、距离、移动性刻画乡愁的空间性;用身体感知、情感记忆和文化建构分析乡愁的地方性;用对自己、对他者、对自然的三个道德评价维度,评判留住乡愁的空间实践是否成功.     

"鲁迅与浙东文化"论纲(一)

“鲁迅与浙东文化”这一研究课题,是着眼于鲁迅一生与故乡文化的联系来探讨他与中国民族文化及其近现代以来的发展的整体关系。近十余年的“传统文化热”(或称“国学热”),带来我们对鲁迅愈益严重的隔膜、疏离以致对立,在这种对立情绪中所从事的鲁迅与中国传统文化包括他的故乡文化联系的研究,是有悖于鲁迅的精神世界与民族文化在整体上特有的联系方式和内涵的。鲁迅对中国固有文化的批判表现出对民族“固有之血脉”的追寻和发展,建立在他与浙东特殊的地理历史文化传统的深刻联系之上——“鲁迅与浙东文化”的研究,就是对这样一个问题的追问和思考。笔者梳理了浙东特殊的地理历史文化传统的形成和发展衍变,在此基础上,阐释了鲁迅对此的体认和追寻建立在他与故乡文化的“血缘与地缘”关系之上,是在他主体意识参与下通过“复活—认同”、“深化—辨异”、“升华—消解”实现的。     

传统原罪心态下的西学乌托邦之梦──论五四时期钱玄同的文化激进主义思想

在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上，钱玄同是一个彻底否定中国传统、极力推崇西方文化的文化激进主义者。他抱着传统原罪心态，在功利主义、经世致用的目的下，要铲除“东方化”，以为“‘东方化’终于是毒药”①，主张“欧化”、“世界化”。文化激进主义作为中国启蒙运动的主导思潮，对20世纪中国的思想文化运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作为文化激进主义代表人物之一的钱玄同，其心态、理论和实践，当成为我们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郁达夫悲秋心理背景下的文化乡愁

文化乡愁是一种带有偏执性倾向的文化心理情感范型.郁达夫散文笔下故都的秋天传达了作家悲秋心理背景下的文化乡愁.悲秋是郁达夫文化乡愁的心理表征,它来自于作家对中国历史的深刻体认和对文化传统的深深眷恋,折射出郁达夫对理想主义与浪漫精神的执著守望的文化心态.     

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产生？——论张东荪对“李约瑟难题”的求解

张东荪在20世纪40年代致力于中西文化异同的比较研究工作,先于李约瑟对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产生这一难题,从根源上作出了合理的解答。他认为,中国在传统哲学上,不注重“本体”观念,只关注“整体”思想;在古代逻辑上,缺乏“同一律”,重视“相关律”;在传统文化上,忽略“物”的观念,偏重“事”的观念。这些因素共同作用,致使中国近代没有形成科学诞生所必备的文化语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