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传教”与近代广州西医业的兴起

19世纪 30年代 ,美国第一批新教传教医生来到了广州口岸 ,开始了以医疗活动为手段 ,以传教为目的的“医学传教”历程。传教士的医学活动取得可喜的成果 ,促进了西医学在华传播 ,也促进了广州西医业的兴起。但是 ,医学和传教相结合的关系却逐渐开始松驰、淡化 ,两者开始了离异的过程     

“科学传教”及其对中国近代科学的影响

明末清初,受政治背景、文化前提等因素的制约,耶稣会士采取了“科学传教”的在华传教策略。他们的“科学传教”活动历时200余年,其间经历了初始、兴盛、衰落三个阶段的起伏变化,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仅使他们的传教活动达到其前辈们所无法企及的高度,而且在客观上对中国近代科学的产生与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李大钊改造国民性思想述论

李大钊在“五四”时期改造国民性思潮中有着重要影响。他从思想革命与政治革命的关系入手 ,开始关注、思考国民性问题 ,着重针砭了与现代民主政治、现代民族意识不相适应的国民心理阴暗面 ,考察了国民性弱点的病源 ,还进一步探寻了理想的人性、理想的国民性结构 ,并不断寻求能够有效地改造国民性的新文化。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后 ,他的改造国民性思想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作为新文化阵营中主张“调和”论的思想家和以马克思主义观察国民性问题的先驱者 ,其国民性观具有独特的价值。     

早期在华传教士"独厚儒学"原因初探

受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影响和怀着对中华悠久文明的敬仰,以及出于发展自身、与新教抗衡之目的,以意大利耶稣会会士利玛窦为代表的基督教士在明末清初来华传教。在传教期间,他们基于传教现实和教义融合的考虑,“借儒宣教”、“独厚儒学”,成功地促成了中西哲学思想的一次大融合。他们的传教策略与在传统儒学接触中所采取的承认、包容和尊重态度对于我们今天的中西方文化交流有巨大的启示作用。     

日本的“家”文化与国民性

日本的“家”文化孕育于本土,在其形成过程中,佛教、儒学逐渐融入日本的“家”中,共同成为“家”文化内容。她是日本传统文化的基本部分。日本民族的“集团主义”、“等级服从意识”、“纵式人际关系”等特殊国民性均可以在“家”文化中寻找到源头。它作为日本国民性的基因,在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以相应的形态表现出来。“家”文化也正在走向衰落,日本的传统国民性也在这个过程中弱化。     

20世纪初中国民族国家构建视野下“国民性”概念再考察

长期以来,“国民性”被视为一稳定而不言自明的概念范畴。然而,细究近代以来“国民性”概念之嬗变过程,便可发现其内涵及外延并非一以贯之。在其转译过程中,西方语境中“国民性”概念的个体成分逐渐被剥离殆尽,“国民性”概念也逐渐由中性概念一转而成为负面表述的概念范畴,并最终在民族国家构建及抗战背景下被“民族性”概念所取代,成为中国社会群体描述的潜流。     

剖析明清“邪教”

中国历史上的民间宗教、秘密宗教、邪教 ,不管其显露的政治倾向如何 ,其教首创教传教的原始动机一般都是利益的驱动。以血缘关系为纽带 ,以宗法制度为基础 ,以“宗教信仰”相号召 ,是明清邪教家族性传教的基本形式。明清时期难以计数的大小邪教教主会首借传教以致富 ,大肆攫取现世利益 ,其财产之积累 ,甚至富埒王侯公卿。     

后殖民译论下的明清来华传教士翻译策略研究

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来华是在地理大发现和殖民扩张的背景下发生的。来华传教士的翻译活动是其“学术传教”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后殖民翻译理论的角度研究来华传教士在译材选择中的主体性、文化杂合策略的运用以及译者文化身份的认同等问题,探究其传教策略与翻译策略选择之间的关系。     

"国民性"问题再思考

从鲁迅三组各自独立又相互关联的命题出发,以“众趋人格”作为理论手段,把鲁迅的“国民性”理解为兼具开放性与自足性的系统,从而为鲁迅“国民性”研究中长期以来悬而未决的疑点提供了一种阐释可能。     

流亡日本与梁启超国民教育思想的形成

在流亡日本期间,梁启超对中国国民性的认识发生了转变。梁启超的国民教育思想具有以下特征:首先,将国家主义作为第一义,却又正面切入了个人的问题;其次,针对中国国情强调“以新守旧”,“以内化外”,“导奴隶就国民”;再次,以改革教育来改造国民性,以改造国民性来改造国家,具有文化启蒙的浓厚色彩。     

郭士立的医药传教思想与实践

医药传教是基督教新教来华传教士们在中国特有的环境和经历中摸索出来的一种有效的传教方法。最早倡导以医药活动作为叩门砖在中国展开传教活动设想的是德国人郭士立。他以亲身经历证明以往的传教方法在厉行禁教的中国难以实施,而借助施医赠药活动往往可以一举数得。诸多传教医生卓有成效的活动证明其言不谬。     

“国民性”解析

“国民性”一词引入中国已有一百余年的历史了，在这期间，关于国民性话语一直存在着众多争议。本文就一些国民性的基本属性做出了阐释，以期人们对其有概括的认识。     

近代来华传教士创办报刊的活动及其影响

在近代中国，伴随着西方殖民者对华侵略活动的不断扩张，西方传教士也纷纷接踵而来，从事旨在传播基督教的传教活动，其传教方式可分为直接传教和间接传教两种：直接传教是传统的传教方式，即到民间宣讲教义、游说布道、散发宗教小册子、设立教堂、吸收教徒等；间接传教是...     

国民性的内涵及其养成

“国民性”概念缘于欧洲启蒙运动。其历史源流显示,“国民性”兼具两层内涵:政治意义上,与 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巩固密切相关;学术意义上,表示一个民族与其生存的文化生态系统相互适应形成的共同 心理结构。现代教育,需从关注人的精神成长,从民族性格与文化认同角度,遵循现代人文教育和公民教育理 念,秉承“通达民情、化育人心”的中国传统教育精神,发挥“民族文化心理场”对国民性的养成作用,构建塑造 现代国人人文素养、公民意识和国家精神的动态、交叉、立体的教育生态,培养国民的国民性。     

田清波与鄂尔多斯

在鸦片战争前的1830年,天主教法国圣味增爵会就潜入察哈尔西湾子(今河北省崇礼县)设立了教堂,并开始向内蒙古各地扩展势力。1860年中法《北京条约》签订之后,法国忙于在京、津、直隶地区的活动,“蒙古教区”的传教权为比利时神甫所争得,遂于1862年成立了旨在到“蒙古教区”传教的“圣母圣心会”。1865年底,“圣母圣心会”的首批来华教士一行五人来到西湾子,接替了法国圣味增爵会的教务。     

陈独秀对“改造国民性”的探索

从二十世纪初开始,陈独秀从爱国、救国思想出发,对中国国民性进行了全面的剖析,并在此基础上对“改造国民性”的问题进行了积极的探索,提出了一套以提高国民素质为目的的改造方案。随着革命实践的深入发展,到了“五四”运动时期,陈独秀便形成了以国民参预政治,创建先进政党,发动国民采取暴力手段建立劳动阶级国家为目的的新思路。     

论鲁迅关于改造国民性的思想

如果说,鲁迅研究中曾经有过大大小小的禁区,我以为,鲁迅关于“国民性”或“民族性”改造问题,就曾是一个令人却步的所在。“国民性”的提法,曾经被认为“不科学”、“太笼统”、“缺乏阶级分析”……许多人不敢承认在阶级性之外,还存在“国民性”、“民族性”,生怕由此会导致资产阶级人性论。可是,这个问题又是非常之重要,简直可以说,不理解鲁迅鞭挞、改造病态国民性的深远意义,就不可能真正懂得鲁迅的伟大。那么,应当怎样看待“国民性”的提法?是否承认“国民性”的存在就会导致资产阶级     

柏格理乌蒙山区传教的阶段性对比分析

柏格理(S.Pollard)在中国西南乌蒙山区的传教活动以1904年为界呈现为两个明显不同的阶段,前期以城市汉族为主,传教艰难;后期以乡村苗族为主,发展迅猛。通过对柏格理两个阶段的传教方略、方式、特点进行对比分析,有助于更好认识柏格理在乌蒙山区的传教运动及其对当地苗族社会的影响。     

晚清圣母圣心会在阿拉善旗的传教活动

晚清时期，圣母圣心会传教士在阿拉善旗的传教活动获得很大进展。传教士的成功在于其传教方法得当。教会的传教活动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同时也加深了地方社会的半殖民化程度。     

近代喀什噶尔瑞典传教团印刷所及其印刷品评述

喀什噶尔瑞典传教团是瑞典行道会派往中国传教的诸多传教组织之一.从1892年抵达喀什噶尔传教到1938年被盛世才驱逐,瑞典传教团在喀什噶尔进行传教和社会慈善活动近半个世纪.在喀什噶尔建立印刷所,印刷大量宗教宣传册以及卫生、教育和实用技术方面的印刷物,是其重要的社会活动,这些宗教和世俗印刷品对当地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