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变通旗制处考述

变通旗制处是清政府在宣统年间成立的解决旗人生计、化除满汉矛盾的机构。在这个以旗人群体为主体的机构中,变通旗制处对清除旗弊、裁撤官缺和筹划八旗生计等事议论颇多,但多未能实施。这反映了旗人群体缺乏政治改革的智慧和魄力,亦是清末旗人群体人才匮乏的一种表征。清政府原藉以化除满汉畛域,反而使这一问题更为凸显,这反映出清末改革的某种困境。     

从《清文启蒙》看清初满族人对汉语的使用

满汉合璧的《清文启蒙》是清代的满语教材,反映了清代前期满族旗人使用汉语的情况。从书中的汉语释义来看,雍正时期,满族人已进入使用满汉双语阶段,其作者是一个精通满语和汉语的双语人,普通的满族旗人也已经具有一定的汉语水平。但这一时期双语旗人的汉语水平并不能超越其母语,满族人所使用的汉语带有鲜明的满语特征,同时有些满语成分也被汉语所接纳,经过汉语内部语言规则的打磨,这些满语成分成为了汉语家族的新成员。     

嘉庆朝汉军旗人生计问题的政治史考察——以参与天理教起事的曹纶父子为中心

嘉庆朝汉军旗人生计艰难,其中作为四品官员的都司曹纶,因生计困顿参与林清领导的天理教起事,最终清廷将曹氏父子处以极刑、罪及家族,且追究失察职官、责成州县管理屯居汉军旗人,并进一步笼络汉军官员群体。不难发现,清廷鉴于汉军个体反清行为所采取的这些措施,无不反映了对汉军旗人这一重要政治群体的震慑、严加防范以及强化控制。清廷在加强政治统治的同时,却未能从根本上解决旗人的生计困境。     

清初 "华夷观念" 的解读与中原王朝合法性重构——以 "曾静案" 和杭世骏命运为视角

"曾静案" 表明, 清王朝对满汉民族关系的认识, 已经超越历代 "华夷观念" 对民族关系的理解, "中国" 在新的大一统基础重新定位. "曾静案" 和杭世骏的命运反映了满汉在文化与政治上的不对等所造成的民族畛域对传统士人政治生命的影响, 体现了清王朝通过阐释传统 "华夷观念" 来重构王朝合法性的良苦用心, 以及由此引发的满人 "中国" 观念的嬗变.     

八旗贵胄的没落——清代旗人经济状况研究

在清朝,旗人超越了民族的界限,成为了一个特殊的群体。清初朝廷为了保证旗人的生计,从各方面给予特殊的政策。分拨大量的土地,发放丰厚的兵饷和各种福利,以维持其独尊地位。但在清中期,旗人却因多种原因,出现了严重的生计问题,甚至连基本生活都难以保证。为了帮助旗人解决生计问题,清政府采取了鼓励旗人参加科举,增加旗人兵额,帮助旗人回赎土地和支持旗人从事农业生产等措施,但结果均以失败而告终。     

消失的城市满族——以沈阳满族群体变迁为例的城市满族人的民族性

本文以沈阳市为例从满汉文化比较中找出我国北方城市中存在的大量的藏匿的满族群体。笔者将从历史的角度分析其消失的根本原因——清王朝灭亡后满族旗人因成为社会革命对象而散佚、藏匿。同时，利用巴斯（Fredrik Barth）的关于族群及其边界以其文化为基础而形成的理论来说明这一部分已改变其民族身份的人们仍在城市中保留有其特有的文化圈层，从这一点来说，城市中大量藏匿的满族虽然身份上是汉族但实际上仍是满族。     

清代旗人的法律特权地位

为保护旗人的特殊利益,清朝统治者在法律上赋予旗人以特权地位。这种特权地位既表现为旗人犯罪其审判机构的专有性,也表现为其法律内容规定中的减轻处罚或特别规定。但随着八旗子弟的堕落,清朝统治者对律例的许多条款作了修改,使旗人的法律特权地位有所削弱,但实际上清朝统治者对旗人尤其是宗室觉罗犯罪的优容从未停止过。     

清末满汉官僚与满汉民族意识简论

自清王朝入关至清廷灭亡,满汉民族、满汉官僚间的矛盾是存在的,有时甚至相当尖锐,但有些问题却决非仅是以满汉矛盾所能解释清楚的。由于时人某种民族情绪的激扬,满汉官僚间的矛盾被人为地扩大突显出来。有清一代满汉民族、满汉官员的矛盾不是在加剧,而是在缓和。在中国遭受西方列强侵略、国内各民族均处于覆巢之下的民族危机时刻,清王朝内部的满汉官僚,除极少数民族败类外,皆不可避免地走上各民族统一于中华民族大家庭之内的道路。     

清代外旗人在扎赉特旗经济演变中的作用

扎赉特旗的外旗人以喀喇沁、土默特地区的蒙古农民为主,他们是与扎赉特旗的开垦历史密切相关的群体。外旗人以交纳租子的形式体现对土地的使用权和在当地的生活权,并以"蒙古人的农业"文化载体者的形象与汉农民相区别。外旗人给扎赉特旗的经济、文化带来了一系列变化。研究外旗人,对于了解20世纪上半叶的扎赉特旗具有重要的作用。     

杭州旗人和他们的汉人邻居:一个清代城市中民族关系的个案

清代杭州驻防旗人在杭州经历了从清初的占领者,到清中期的定居者,到清末的革命排斥对象的身份转变过程。驻防旗人的地方化使其对杭州逐渐产生归属感。清末反满浪潮并非直接来源于持续的满—汉矛盾,而是由于汉人民族主义情绪的急剧高涨。当排满革命者将旗人锁定在与清廷的关系中,驻防旗人群体同时面临了民族和地方身份认同的危机。     

清代东北地区"守堡"与旗屯管理

东北地区作为满族的"龙兴之地",清前期和中期多数是旗人聚居.清朝统治者对东北地区的旗人实行旗屯管理制,守堡即是旗屯的基层社会主要管理者.清代东北地区的守堡,最早设立于清太祖努尔哈赤时期,专为基层旗屯管理而设置,是一种"准行政"的旗人自治组织体制.守堡的名称与管理范围并不固定,体现了清廷在乡村治理上的实用主义特征.守堡选自于旗人,待遇、选任与考核都有详细而明确的规定,是清代"旗民分治"政策的典型代表.守堡"立于官民之间",于"上"传达、协助,于"下"管理、教化,具有行政、经济、治安、教化等较为全面的职能,虽然名义上受州、县官府的管辖,但更多的是旗人自治.到了清末,守堡在旗屯管理和维护旗人利益上基本失去作用,最终被裁撤.纵观守堡制度存续期间东北地区的历史发展,这种旗屯自治有效地维护了旗屯社会秩序的稳定,基本达到了守护"龙兴之地"的目的.从国家层面而言,守堡的设置具有其独特的政治意义;从社会层面而言,守堡的消亡是旗民融合的内生需求与必然结果.     

涵化：清入关后的满汉文化关系

在满文化与汉文化的长期接触、影响过程中,满族文化并未发生单方面变迁,满汉文化也并未融合为一个新的文化,而是出现了“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满汉文化“涵化”。无论是在伦理思想、语言、服饰方面,还是在饮食、文学艺术、习俗等方面,满汉文化都表现出涵化的现象。     

清代旗人赌博治理述论

清朝入关前后,旗人渐染赌博习气,既影响到旗人生计,加重了国家财政负担,又危害到满洲传统的淳朴、尚武之风,削弱了军队战斗力.为巩固统治基础,清朝统治者不断制定禁令,从多方面对旗人赌博加以整治,但并未收到预期效果.究其原因,旗人不事生产,耽于逸乐,容易受到诱惑,加上其身份特殊,即使因赌博犯法,受责罚也相对较轻.此外,旗人定期领有钱粮,容易引起不法分子的觊觎和引诱.这些都导致了旗人赌博难以治理.     

清代京畿旗人司法审判体制探析

京畿地区是清代特别行政区,旗民杂处,社会矛盾复杂,纠纷讼案频繁。在长期的司法实践中,逐渐形成了包括顺天府、八旗、步军统领衙门、直隶总督在内的京畿旗人司法审判制度。在处理旗人诉讼案件的过程中,统治者注意强化各衙门之间的相互协作,以此调整京畿地区的民族关系,缓和社会矛盾。清代京畿旗人司法审判体制具有多元性。     

论清代“大一统”与避暑山庄

儒家“大一统”的政治主张 ,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恒久的影响。清朝更是在这一思想影响下 ,突破了“内外”与华夷之限的传统观念 ,坚持“满汉一体”的思想 ,开创了盛况空前的“大一统”时代 ,避暑山庄就是清代实践“大一统”的产物     

乾隆十三年剃发案的身体政治史探究

丧仪期间不能剃发是满洲民族的一种民俗,并被赋予了"孝"的意义.乾隆十三年皇后病逝后,皇子、满汉官员在丧仪期间的表现让乾隆帝频频发怒,更有部分官员在丧仪中违制剃发.在处理剃发案过程中,臣工不能严格按照乾隆帝谕旨办事,相互之间包庇推诿,乾隆帝深感朝臣的散漫状态和朋党问题的隐现.米歇尔·福柯的权利观念为我们分析政治领域的剃发案建构了一个分析框架.通过分析发现,乾隆帝正是欲通过塑造作为满洲民俗的头发(发式)与孝道、礼文化之闻的关系,重新加强皇权对满汉大臣的支配权力.     

从乾隆时期满族文化传统的迅速转变看汉文化的影响

乾隆时期清朝的政治经济制度、文化思想等各方面渐趋成熟，博大精深的汉文化在这个时期从政治、经济、意识形态、风俗习惯等各个层面对满族固有的文化传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和渗透，引起了满族民族文化的一系列变化。尽管乾隆帝曾极力地想保留满族文化习俗，但采取的种种举措在满汉文化交融的洪流面前显得苍白无力，而且他本人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充当了满汉文化交融的先锋。究其原因，一是汉文化博大的包容性，二是乾隆具有较高的汉文化修养，三是满族民族文化发展需要大量吸收先进的汉文化。     

从方志看清代直隶地区旗人社会之演进——以顺天、保定二府为中心

清朝入关后,通过圈地、投充与设立驻防等手段,在直隶省形成了旗人社会,该社会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并受到一套专设体制的约束.相对外省驻防,直隶旗民间交流充分,经历了一个冲突-磨合-融合的历史过程,不仅令旗人逐渐汉化,对直隶产生了归属感,也使民人认同并接受了旗人的存在,使直隶在民族革命时成为宁谧之地.     

试论清末新、伊分治的满汉关系因素及其影响

本文以清末满汉关系为大背景,分析了新疆建省时期新(新疆)、伊(伊犁、塔城地区)分治局面形成的满汉关系因素及其影响。认为新、伊分治局面是满汉官僚调和矛盾、互相妥协的产物,事实上造成了巡抚、将军的并立,两相不容,权力掣肘,削弱了新疆的防务体系和行政的统一性,是新省体制中的不和谐音符。     

满族民族性:帝国时代的政治化结构与后帝国时代的去政治化结构

自清朝入关到清帝逊位,满族的民族性呈现出一个显著的演变过程。清末民初的中国社会政治环境发生了剧烈变化,满族从一个帝国时代的政治民族迅速演变成民国之后的文化族群,而这种演变不仅是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过程的一个缩影,也塑造出当代中国社会满族成员独特的族群认同特点。文章系统地回溯了满族在东北地区的兴起、入关后处理满汉关系的政治谋略,结合民族理论和民族话语解读满族在认同意识方面的巨大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