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考烈王“徙于钜阳”有充分事实根据——与陈伟、徐少华、杨玉彬等商榷

《史记·六国年表》载楚考烈王十年"徙于钜阳",元明以降学者信疑参半,近年研究者提出此前三十多年楚国外部环境相对安稳,没有必要迁都,因而否认之。此论不可取。据《韩非子》记载,楚国迁徙钜阳前魏国于陈城周边三败楚军,对楚都形成三面包抄态势,说明楚王不迁都无以自安,此与《六国年表》记载可以相互印证。还有,《战国策》记楚令尹春申君言"魏、齐新怨楚",以及春申君让出寿春封邑以建设新楚都等,可以进一步说明楚与魏、齐之矛盾,及匆忙迁徙后之考虑。《韩非子》、《战国策》为先秦旧籍,有关记载也可以和其它文献资料相对证,足以信人。再说《六国年表》所述有早期官方谱牒历记以为参照,较之纪传可信度要高,文字简短,传抄误写的可能性亦小,不可随意否定。钜阳的位置大略当今阜阳市以北颍、淝二水间,正当郢陈南下江淮的冲要地带。     

试论秦拔郢之战——兼探夷陵之所在

拔郢之战在楚国历史上是很关键的一战,过去有楚“都郢而强,去郢而亡”的说法。楚郢都被秦占领以后,楚也的确由强盛走向衰落了。有关文献对拔郢之战的记载都非常简略,扼要摘录如下: 《战国策·秦策四》:“(楚)顷襄王二十年(公元前279年),秦白起拔楚西陵,或拔鄢、郢、夷陵,烧先王之墓。王徙东北,保于陈城。楚遂削弱,为秦所轻。”《史记·楚世家》:“(顷襄王)十九年,秦伐楚,楚军败,割上庸、汉北地予秦。二十年, 秦将白起拔我西陵,二十一年,秦将白起遂拔我郢,烧先王墓夷陵。楚襄王兵散,遂不复战,东北保于陈城。”正因这些记载非常简略,过去一些史家也就把拔郢之战看得很简单,好像白起占领鄢、邓之后,向郢一进攻,楚国几乎没有任何抵抗,即往东北逃窜。细审各种史料以及     

庄辛《谏楚襄王》考校──兼论《新序》的史料价值（续）

庄辛《谏楚襄王》考校──兼论《新序》的史料价值（续）赵逵夫一八，蔡侯之事故是也。《战国策》作“蔡圣侯之事因是已。”按：《新序》中三处均作“蔡侯”，《战国策》作“蔡圣侯”或另有所据。鲍彪以“《春秋》和史传无圣侯”，改“圣”为“灵”。加上《史记·管蔡世家...     

白公胜“革命”论质疑

<正> 公元前479年,楚平王的孙子白公胜愤于子西、子期不为其父(太子建因受谗于楚,逃到郑国,但又勾结晋国袭取郑国,谋泄,被郑人杀死)报仇攻郑,发动政变,袭取首都,杀死子西、子期。但不久兵败,自缢而死。郭沫若同志认为这是一场“革命”,“搞到几乎成功而失败了的”。因此断言,白公是与“陈成子一样的革命政治家”。这个结论,似大有商榷的余地。稽诸史实,从先秦至魏晋南北朝,记载白公事迹的《左传》、《国语》、《淮南子》、《史记》、《汉书》、《韩书外传》、《说苑》、《列女传》、《列子》等书里面,都找不     

关于宁夏古长城的二个问题

战国秦长城的修建时间对这个问题、有的著作原文是这样引用的:“《史记·匈奴传》载:‘秦昭襄王三十五年(公元前1272年),起兵伐残义渠,于的秦有北地、陇西、上郡,筑长城以拒胡。’”但《史记·匈奴传》的原文并无“三十五年”四个字,而是用倒叙的口吻说:“秦昭王时,义渠戎王与宣太后乱,有二子,宣太后诈而杀义渠戎王于甘泉宫,遂起兵伐残义渠。于是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汉书·匈奴传》亦如此,宣太后诱杀义渠王一事,在《后汉书·西羌传》中记有时间,为“赧王四十二年”,即秦昭襄王三十五年,但只字未提筑长城。可以分析一下,秦昭襄王18岁即位,“三十五年”时,他已53岁。宣太后是秦     

东迁后的楚国国势

战国后期,秦白起拔郢,楚顷襄王兵败,东迁至陈。东迁后楚国国势究竟如何?《史记·楚世家》云:考烈王元年,纳州于秦以平。是时楚益弱。《史记·春申君列传》又记载说:春申君相楚八年,为楚北伐灭鲁,以苟卿为兰陵令。当是时,楚复强。这说明,楚国东迁之后,其国势曾经有过一个从“益弱”到“复强”的过程。     

《史记》校勘二则

近将马王堆出土的帛书《战国纵横家书》与《史记》对勘,偶得两则,兹录于下: 一、《史记·魏世家》:伐楚,道涉山谷,行三千里而攻冥阨之塞。”《战国纵横家中》无“山”字,《史记索隐》也说:“涉谷是往楚之险路。从秦向楚有两道,涉谷是西道,河内是东道。”可以肯定《史记》的“山”是衍文。涉谷,地名。道涉谷,是说取道     

一个义仕派知识分子的淑世情怀

关于公元前372年，也就是孟子出生的那一年，翦伯赞先生主编的《中外历史年表》有着这样的记载：“……赵以大戊午为相，攻魏，取乡邑七十三。魏败赵于北蔺。”公元前289年，也就是孟子去世的那一年，该书有着这样的记载：“……秦大良造白起、客卿错伐魏至轵，取六十一城。”杨宽先生《战国史》书后附录的《战国大事年表》记录得还要详细些，仿佛攻城掠地、血流漂杵就是那时的家常便饭一样。不是有本刘向校录过、高诱注疏过的书叫《战国策》吗？今天也打仗，明天也战争，难怪孟子生活的那个时代在历史上被称之为战国时期。     

伐蜀实为惠王而非昭王

刘泽华等编著的《中国古代史》(上)第212页说:“秦昭王采纳了司马错的建议,于公元前316年由司马错率兵攻占了巴、蜀。”此乃张冠李戴。据《战国策·秦策一》记载:“司马错与张仪争论于秦惠王前,司马错欲伐蜀。……曰:‘蜀两辟之国也,而戎狄之长也,而有桀纣之乱。……取其地足以广国也;得其财足以富民缮兵;不伤众而彼已服矣。故拔一国而天下不以为暴;利尽西海诸侯不以为贪。是我一举而名实两附,而又有禁暴正乱之名。’……惠王曰:‘善!寡人听子。’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史记·秦本纪》记载:秦惠王“十四年,更为元年。……九年,司马错伐蜀,灭之。”《史记·六国年表》记载:秦惠文王后元九年(公元前316年)“击蜀,灭之。”《史记·秦本纪》也记载昭王事,武王四年(公元前307年)“八月,武王死,族孟说。武王取     

司马子期的国别与“楚伐中山”的真伪——兼与天平、王晋同志商榷

战国时期的中山,地在赵、齐、燕三国之间,楚国则在韩、魏、宋三国以南。两国一北一南,可以说是毫无关系可言。但在《战国策》中,有的记述似乎也牵涉到楚与中山的某种关系,甚至出现了楚伐中山的说法。近年来,有的文章更明确提出楚曾伐灭中山,其中尤以天平、王晋的《试论楚伐中山与司马子期》(以下简称《试论》)一文最具代表性。由于这涉及到楚与中山的某些史实的真伪,故本文拟提出一些一孔之见,以求教于方家。     

一个义仕派知识分子的淑世情怀

一、义仕派以孟子为代表 关于公元前372年,也就是孟子出生的那一年,翦伯赞先生主编的《中外历史年表》①有着这样的记载:"……赵以大戊午为相,攻魏,取乡邑七十三.魏败赵于北蔺."公元前289年,也就是孟子去世的那一年,该书有着这样的记载:"……秦大良造白起、客卿错伐魏至轵,取六十一城."杨宽先生《战国史》②书后附录的《战国大事年表》记录得还要详细些,仿佛攻城掠地、血流漂杵就是那时的家常便饭一样.不是有本刘向校录过、高诱注疏过的书叫《战国策》吗?今天也打仗,明天也战争,难怪孟子生活的那个时代在历史上被称之为战国时期.     

“禽”字与生死无干

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竹书《齐孙子》,学者多称其内容与传世史书有所不合,最为乐于援引称道者,即为载于该篇第一简简背之“……孙子弗息而击之桂陵,而擒庞涓”。按《史记·魏世家》记魏惠王十八年齐、魏桂陵之战,未提及庞涓,记其后十三年齐、魏马陵之战,谓庞涓自杀,太子申被虏;又《孙子吴起列传》记载马陵之战曰:“……庞涓自知智穷兵败,乃自刭,曰:‘遂成竖子之名!’齐因乘胜尽破其军,虏魏太子申以归。”这就与《齐孙子》所载除战地不同之外,厥为庞涓的自刭与被禽之不     

安阳新考

安阳新考陈凯东，陈伟以殷墟闻名于世、被誉为中国七大古都之一的安阳，其地名之来源一直以《史记》为依据。《史记·秦本记》记载：秦昭襄王五十年（公元前２５７年），王“攻汾城，即从（张）唐拔宁新中，宁新中更名安阳。”这就是“安阳”名字的出处。近来有人对“宁新...     

平安君鼎国别研究评议

学术界对平安君鼎的国别尚有不同意见。通过对已有意见的分析可以看出,官庄M3所出漆器上的"三十五年"等纪年刻铭实为秦文字,《战国策》中的"卫必效单父"也不能作为秦昭王时单父一定是卫地的依据;单父归魏的时间不在魏囚杀卫怀君之时,卫嗣君"独有濮阳"是指卫君只掌控濮阳,并非说卫国的领土范围。产生分歧的关键在于学者对单父在战国时期的归属存在争议。钩稽史料记载可以看出,战国中晚期单父的归属大致经历了"卫(或魏)——宋——齐——魏"的变化。平安君是卫或魏国贵族的可能性都存在。     

从《战国策》看策士在决策中的作用

《战国策》(简称《国策》)是春秋以后至秦并六国二百四十年间的史料汇编。作者已无可考。西汉时刘向重加整理,按战国时期东周、西周、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中山等十二国次序,编订为三十三卷,并定名为《战国策》。这部书主要记载了当时谋臣、策士游说各国或互相辩论时所提出的政治主张和斗争策略。它反映了战国时期各个国家、各个阶级之间尖锐复杂的矛盾和斗争。为了推行各自的政治主张和     

启封戈

一九七五年三月旅大市新金县元台公社后元台大队的社员平整土地时发现青铜戈、青铜矛和青铜短剑各一件。其中戈、矛有铭文。戈的正面铭文是:“二十一年,启封(立命)(令)(广邑隹)(广乡隹)工师钞冶者”。背面有“启封”二字。根据戈的铭文,我们将此戈定名为“启封戈”。“启封”应是战国时代魏国的属地,因避汉景帝讳而改名为开封。《古今地名大辞典》载:“开封县,战国魏邑。〈史记·韩世家〉记,韩釐王二十一年,秦攻大梁,‘使暴(?)救魏,为秦所败。(?)走开封’。故城在今河南开封县南五十里。”启封戈是魏国之器,这已是无可争议的了。至于它是怎样到了辽东半岛?亦有史籍可证:《史记·六国表》记:“魏安釐王五年击燕”,《史记·     

关于“行三千里”的标点

中华书局版的《史记·魏世家》中有如下一段话:无忌谓魏王曰: ……伐楚,道涉谷,行三千里。而攻冥阸之塞。所行甚远,所攻甚难……我认为在“行三千里”处标上句号(。)是值得商榷的,应改为“行三千里而攻冥阸之塞,……”。按原文,无忌谓秦伐楚有两道:道涉谷;道河外。原文如下: 伐楚:道涉谷,行三千里而攻冥阸之塞,所行甚远,所攻甚难,秦又不为也。若道河外,倍大     

新见羕陵攻尹戈及相关问题研究

羕陵攻尹戈是新公布的楚国有铭兵器,戈铭中的“郘豊”就是见于《战国策》、《史记》等书中的“吕礼”,主要活动于秦昭王时期,由此可判断这件兵器铸造于战国中晚期之际。它和其他几件以事纪年的楚国兵器表明,战国中晚期楚国兵器的监造者可以是当时的县公,也可以是县级的莫敖、司马、攻尹等职官;这种制度应该是受到魏、韩两国的影响。楚国兵器制度与三晋有较为明显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不同时期的监造者有变化,楚国始终未实行三级监造制度、未见明确使用刑徒等方面。     

试论中山国的族姓及有关问题

战国时期的中山国是仅次于齐、察、楚、燕、赵、魏、韩的,与东西周、宋、卫诸国并称的千乘之国。关于中山国的历史,《战国策》、《左传》、《史记》、《吕氏春秋》以及《水经·滱水注》等文献虽有零散记载。但它的兴起、发展、诸王世次等问题,文献记载不明,这给后人研究中山国史造成了一定的困难。河北平山县中山国墓葬和遗址的发现,使人们得以看到二千多年前中山国的遗物和文字,给人们深入探讨中山国史和中山国文化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然而,战国时期的中山究竟是何族建立的国?战国中山与春秋鲜虞的关系究竟怎样?目前史学界和考古界尚有异议,这些问题如果不首先解决,对于中山国史的研究无疑是有影响的。 辨中山族属诸说之是非 战国时期的中山与春秋时期的鲜虞有一定的关系。《史记·赵世家》载:“中山武公初立。”《索隐》:“中山,古鲜虞国,姬姓也。”杜预《春秋释例》也悦:“鲜虞、中山、白狄、姬姓。”正由于史     

孟子游历诸国考

<正> 孟子之游历诸国,于战国史中,实为一重要事件。清朱右曾《汲冢纪年存真》,断定(《史记》于孟子游历一事,记载不确;《孟子》叙孟轲游历系先梁后齐,为正确无误。梁启超《先秦学术年表》据之,以孟子于公元前321年游梁,作为孟子游历之开始。自此以后,《汲冢纪年》既受学界重视,持《史记》之说者,乃不得不调和折衷为说,将《史记》的记载修正为:孟子先游齐,盖齐威王时,后游各国及大梁,第二次再到齐国,方为齐宣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