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将建立和完善城乡三大社会救助体系

灾害救助体系。进一步完善以救灾工作分级负责、救灾经费分级负担制度为基础,灾害应急机制为主体,社会动员机制相配套的灾害救助体系。全面落实国家和地方政府救灾应急预案,提高灾害紧急救助能力和减灾救灾综合协调能力,建立完善以灾情预警监测评估、灾害紧急救助、灾区恢复重建、灾民生活救助和应付对灾害社会动员等为主的灾害救助制度,开展城市灾害紧急救助试点。进一步加强救灾物资储备和装备建设,建立     

国民政府时期浙江政府的灾荒救济——以1929年浙江灾荒救济为个案的考察

1929年浙江的灾情与浙江政府的救灾工作均颇具代表性。1929年浙江灾情严重,为此浙江政府建立了相应救灾组织和规范、开展了防灾活动并采取了一系列灾后救济措施。浙江政府的救灾工作开始从传统迈向近代,但是救灾成效仍然有限,这主要由浙江政府本身的积弊所造成。     

情系灾民 爱播灾区——江西九江地震救灾工作剪影

2005年11月26日,突如其来的一场5.7级地震扰乱了江西九江县、瑞昌市人民平静而安宁的生活。灾情发生后,江西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立即成立救灾指挥部,指挥救灾,安置灾民、查灾核灾、重建家园。兄弟省(市、区)、社会各界向灾区人民纷纷伸出了援助之手,本省群众也踊跃捐款捐物,掀起了向灾区人民献爱心的热潮。地震无情人有情。如今,世界各地、祖国八方的爱心在灾区仍然绵延不断。我们相信,有党中央的坚强领导,有全国人民的坚定支持,灾区人民一定能够战胜灾害,度过难关,迎来灿烂盼春天。     

增强救灾实力须从四个方面着手

第一,依靠科技力量,建立灾情防范体系。以国家加大水利基础设施建设为契机,加高加固长江大堤,搞好与抗洪救灾相配套的交通、电力、通讯等监控和预测。推广好的救灾经验,完善救灾工作责任制,建立灾害监测管理体系,特别是要搞好蓄分洪区的建立和移民建镇两项工作,严格、及时拆迁堤内外一切违章建筑,保证长江河道畅通。第二,坚持抢险救灾与生产自救两手抓。完善和强化政府救灾职能,提高群众抗灾和自救能力,实行减灾与救灾相结合,不放松灾害期间的工农业生产,力争当年受灾当年恢复。各级党政机关特别是领导干部要着眼大局,统筹安排,加强基层民政…     

灾害救助中中国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互动模式研究

当前,我国救灾领域的社会资源控制主体日益多元化,特别是在汶川地震以后以非营利组织为主体的社会力量在灾害救助全过程中呈现出持续性深度参与的态势。但是,由于我国政府应急管理体系对于非营利组织参与灾害救助缺乏系统的制度规定,自发无序、救灾效果不明显等问题逐渐显现。因此,以汶川地震以后芦山地震、岷漳地震、鲁甸地震三次重大自然灾害中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互动为典型案例,根据当地社会组织的发育情况和政府部门的协调能力,探讨和总结出群团组织协调模式、半官方NGO协调模式、民政部门协调模式三种互动模式。在此基础上,逐步探索出针对灾害救助中各阶段的不同特点,使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之间形成深度良性互动,进而能够充分激发社会资本活力的差异化立体灾害救助模式。     

2005年江西民政将为百姓重点办好5件事

记者在年初召开的全省民政工作会议上了解到,2005年,江西民政将认真实践“以民为本,为民解困”的宗旨,着力为百姓重点办好五件事,为实现江西在中部地区崛起,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出积极贡献。(一)全面建立城乡社会救助体系,切实保障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安排好灾区群众的生活。做到:有效备灾,加强救灾物资储备工作,建立社会动员机制,提高救灾物资应急保障水平,建立救灾资金投放的自然增长机制和救灾专项预备金制度,及时救灾,建立灾情信息快速收集和报告制度,强化灾害评估体系,建立灾害基本资料数据库,进一步提高重大自然灾害的响应能力,确保灾民吃、住、饮用水、医疗等救助措施及时到     

日本阪神大地震后应急措施对完善中国灾害应急体制的借鉴意义简

1995年1月发生的“阪神大地震”是日本自1923年关东大地震以来受灾损失最惨重的一次。在这次破坏性超强的地震发生后,日本政府立即采取了一系列应急措施,展开了救灾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这些应急措施还存在一些不尽人意之处,致使救灾效率和成效大打折扣。我国应该借鉴日本的经验教训,建立一个完善的灾后应急管理体制,方能为救灾提供制度保障,从而最大程度减少灾害带来的损失。     

唐代“五谏”考略

谏诤制度是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唐代五谏的考察,得出唐时的五谏为中国古代谏诤制度中五谏的集大成者。考略五谏在唐代的实施情况和实施效果,以及谏诤与皇权之间的矛盾,为今天的民主生活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     

抚州地县民政部门将建立“灾情大事记”

为充实灾情数据库,抚州地县民政部门即将建立「灾情大事记」,其内容主要有:(1)自然灾害发生的时间、灾种、受灾范围及灾害损失情况;(2)上级和本级党政领导对抗灾救灾工作的指示及贯彻落实情况;(3)上级民政部门     

抓好救灾工作 促进农村社会稳定

救灾是援助和赈济灾民、减轻和挽救灾害损失、医治灾害创伤的一种有组织的行动。救灾工作是党心与民心高度融合的一项工作,与农业、农村、农民息息相关,直接影响着农村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它推动着农业发展,农业生产直接受灾害的制约,农业遭受灾害后,只有救灾方能使农业恢复正常状态、恢复生机和活力。它促进着农村的社会发展,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农村兴盛进步的过程,是一部与灾害作斗争的历史,只有妥善地解决因灾造成的一系列问题,农村才会稳定,社会才能发展。它保证农民休养生息,帮助农民看到希望、     

隋唐财政制度之北周渊源略论

西魏北周的制度改革在隋唐财政制度形成过程中,曾经产生重要影响。经过六官制度对官制重新整理,民部成为度支部的头司;左右民曹合一;颁禄工作由度支曹移到仓部;建立了司门监察制度。在三公九卿制向三省六部制发展过程中,两套机构并存,造成财务行政机构重叠设置管理混乱,经过北周改革,形成对应关系,构架起三级财务行政系统。唐代预算制度也基本萌芽于这一时期。     

唐代货币思想述论

唐代的货币思想主要继承《管子》和两汉的学说 ,对货币的起源、本质、职能、作用等主要问题的思考研究虽有所进步 ,但总体认识水平并未取得实质性突破 ,仍停留在货币国定说和轻重论认知体系上。这在实践中不仅对唐代社会经济的发展造成了阻碍和破坏 ,也影响了唐代货币制度的创新和发展。     

汉唐灾异认识论初探

汉唐时期对灾异的认识有一个发展的历程。两汉时期,人们认为水、旱、震、日月食等属于灾异范畴,基本上是用阴阳五行说、天人感应论等来解释灾异的产生,表达其对灾异的认识。唐代,仍然注重与农业相关的灾异,与汉代相比,基本忽视了地震、日食、火灾等灾异。在两汉灾异认识论的基础上,唐代仍然认为灾异为天谴,但是也有人淡化了董仲舒"天地之物,有不常之变者,谓之异"的思想,认为"灾变"非"灾异",灾变有常,是客观存在或者是人为造成的,这就是唐代出现的灾变自然成因说和社会成因说。相较两汉而言,唐代对于灾异的认识更加深入、更加客观。     

主体的自由和现实的困惑──晚唐五代词与禅道之关系

晚唐五代词与禅道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本文通过对晚唐五代词的分析 ,描述了晚唐五代词人面临末世时主体的自由 ,并进而揭示这种自由与现实之间的矛盾。而这一切 ,都与禅道有关     

论唐代诗人对嵇康的文化接受

嵇康是魏晋时期著名的文学家、音乐家、思想家.他独特的文化品格和高洁的人格对唐代诗人影响极大,在时代和社会的作用之下形成了独特的接受现象.对《全唐诗》进行检索和整理,从人际交往、生活乐趣和对《广陵散》三方面考察唐代诗人对嵇康的接受,并尝试分析其接受之原因.     

论唐朝盐专卖制度的影响与启示

专卖制度,古称禁榷制度。唐朝前期采取的是直接专卖制度。第五琦于唐肃宗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在全国范围内实施榷盐法。第五琦盐法的核心内容是官产官销,政府完全把商人纳入到自己的官营商业体制当中。安史之乱后,刘晏对第五琦盐法进行了系统改革,其核心是改官运官销为商运商销。刘晏盐法改革,在内容和性质上较之前代都有变化：从内容上看,把民制官收、官运官销变为民制官收、商运商销;就性质而言,从官府直接专卖变为官商混合的间接专卖。唐后期的盐业政策是以增加财政收入而不是以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为指导思想来制定和实施的。这种盐业政策对唐王朝的中兴和衰亡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对今天的盐业政策也产生了重要启示。     

唐代人事制度考论

以科举制为基础的唐代人事制度,不仅迥异于魏晋人事制度,开古代中国中古时代之后用人选官及世界文官制度之先河,而且其在选拔、录用、考绩官吏等方面体系化的、较为科学完备的制度措施,既是构成贞观、永徽、开元年间吏治清明乃至治世出现的重要因素,也是中国古代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对于行政机构和人事制度深刻改革的当今社会,仍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唐宋牡丹诗词的主题嬗变及其历史文化内涵

唐宋时期，牡丹玩赏之风日盛，以牡丹及牡丹玩赏活动为题材的诗词作品也大量涌现。唐五代北宋牡丹诗词，以赞美牡丹之美艳、歌咏牡丹玩赏活动之繁盛热闹者居多，只有少数篇章对于牡丹及与之相关的奢侈之风进行了批判。中唐以后，牡丹渐成文人士大夫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牡丹的生命形态与文人士大夫的命运遭际之间存在着某种同构关系，藉歌咏牡丹以抒写人生感慨的作品频频出现。宋室南渡以后，牡丹诗词主题发生了深刻嬗变，家国之恨成为最重要主题，唐宋牡丹诗词因之具有了深刻的历史文化内涵。     

王维追步楚骚的文化背景和美学意义

王维追步楚骚,是应盛唐时代要求而动的积极走向。王维是在对六朝文学全面清算的文化偏激中走向楚骚的,他在避开初唐非此即彼的激烈论争中找到了诗歌创作的自由。楚骚对王维的深刻影响主要是绮靡精神和幽寂情调。王维熔铸诗、骚,熔铸汉魏古诗和齐梁新体,兼融汉魏清刚和六朝清丽而获得了艺术上的超越,形成了他特有的风华腴丽而清逸空灵的诗风,形成了风骨兴象兼备的盛唐真精神。     

论唐代送别诗意象的高度情思化

中国古代诗歌史中的送别之作,从《诗经》的比兴托物,汉魏时的率真直抒到六朝的绘景写心,逐渐趋于成熟完美,到唐五代时达到了物我浑融,形神兼胜的境界。唐人送别诗意象的高度情思化包括三种情形:即情中景,景中情和情景的“妙合无垠”。这就使得送别诗的情感含量大大增加,艺术感染力明显增强,具有了超时空的审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