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诸子关于历史变化趋势性的史学思想

历史是变化不已的一种进程,这种历史进程表现出一定的趋势性,对此,先秦诸子基本上形成了一种共识。先秦诸子的历史变化趋势论的产生,受时代剧变的深刻影响并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关于历史变化的观念,是先秦诸子史学思想中最具特色的部分之一,并且为后世史家所继承,构成中国古代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     

“百家争鸣”是如何走向“思想一统”的——以战国及汉代典籍评先秦诸子为视角

举国文化之昌盛、影响之远莫胜于先秦诸子,对于先秦诸子的起源有三种解释:荀庄的"诸子出于道散天下论",淮南王的"诸子出于社会需要论",班固的"诸子出于王官论"。通过对诸子起源的探讨,可以看出诸子思想的真实内容、特征与分歧。而荀子"务息十二子之说"和韩非、吕不韦"诸子为乱"应"主一"之说,正可以显示出先秦至秦汉思想脉流如何逐渐由"百家争鸣"走向"思想一统"的秘密。     

试论张居正的历史思想

张居正一生主要从事政治活动,但在史学领域也颇有建树。他立足于现实政治的需要,重视对历史的借鉴和阐发,形成了许多极具价值的历史思想,诸如变通思想、经世意识以及安顿民生、严肃吏治、重视教化、反对迷信的务实精神等。这些不仅与当时的空疏学风形成鲜明对比,也对后世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轴心时代与先秦诸子简

春秋战国时期,属于中国文化的“轴心时代”,这个时代所产生的先秦诸子思想,也被认为是中华文化的原典、中华后世文化的原动力。本文从诸子思想学说的内容以及诸子思想的内在依据上阐发了先秦诸子成为中华文化原典的原因。     

“地方性知识”视域与先秦诸子哲学起源——战国诸子至汉代史家的第一次研究思潮

先秦诸子哲学起源问题的第一次研究思潮,以《庄子·天下篇》《荀子·非十二子篇》《汉书·艺文志》为代表文献,是战国至汉代哲学家、思想家一种自觉的学术反思。他们的共同之处或者说突出特点在于:将先秦诸子的问题意识植根于春秋时代的文化传统与思想世界之中,在中国哲学自身的思想轨道中进行探讨,更具有学理上的“纯粹性”与“地方性”。这种“地方性知识”视域,其要义是对先秦诸子哲学起源问题进行动态的、历史的、传统的考察,展现于历史维度与时代维度之中,历史维度是指《诗》《书》《礼》《乐》传统在春秋时代经历的“重构”或“阐释”;时代维度是指这种传统成为春秋时代精神最为重要的思想资源和文化底色。在“地方性知识”视域中探讨先秦诸子哲学的起源,应注意三个问题:其一,春秋时代礼乐传统的“地方性”,是先秦诸子哲学发源的根基;其二,抉发先秦诸子哲学的思想原创性,防止陷入“格义式论证”的陷阱;其三,彰显先秦诸子哲学对人类贡献的普遍性智慧与世界性意义。     

孙子与先秦诸子

先秦诸子中，孙子是私家著述的真正开创者。孙子的思想和先秦诸子思想的关系是广泛而复杂的。在一些重要问题的看法上，孙子和孔子的思想相当接近，而他们之间又看不出相互影响的痕迹。在孙子之后，儒、墨、道、法各家对孙子的思想都有不同程度的驳难与发展，这些驳难与发展，既是古代兵学思想的宝贵财富，也是了解孙子思想的宏观历史背景。     

先秦诸子哲学与中国艺术思想

先秦诸子在阐明哲学主张的同时,往往引譬设喻,其目的很少直指艺术,却流露出极为深刻的艺术思想,影响并左右了中国艺术思想体系的确立和审美特征的形成。梳理先秦诸子的思想及其对艺术的影响,有助于我们准确把握中国艺术思想发生发展的脉络,从而更深入地理解中国艺术。     

中国先秦诸子教育思想对俄罗斯的影响——托尔斯泰与先秦诸子教育思想的比较研究

本文从俄国伟大的文学家、教育家托尔斯泰的教育思想与我国先秦诸子的教育思想进行比较研究入手,透视出中国先秦教育思想家们对俄罗斯19世纪末的教育思想,特别是对托尔斯泰的教育思想具有很大影响和作用。     

论苏天爵史学思想的理学倾向

苏天爵的史学思想中有浓厚的理学倾向。第一,受理学影响的通变思想。基于"政有因革,事贵变通"的历史观,苏天爵提出"欲救其弊,理宜更张"的政治诉求与"制其烦简之宜,达乎通变之道"的为政方法。第二,以王道德治作为衡量历史治乱兴衰的标准。苏天爵常常从历史的角度强调王道德治为治世的根本途径,突出"仁政"在王道德治当中的核心作用,认为纲常伦理是决定历史盛衰的基础。第三,注意考察"正心"说在历史与社会中的作用。苏天爵既看到人君端正身心、率先垂范的重要性,也主张将"正心"思想推广到更加广阔的社会阶层。他还继承了先秦的重民思想,注意总结民心向背,以观照"君心"正邪,这也是元代史学心性观念的发展。     

荀子礼法思想及其当代启示

荀子作为我国先秦诸子中杰出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他的礼法思想开儒法合流之先河,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作者通过对礼法思想的人性论基础,“礼法并重”诸问题的研究,并辨析了荀子“礼”“法”与当前我国“德”“法”概念的异同,从而得出荀子礼法思想对构建和谐社会有重大意义。     

翻译"变通"探论

由于源语与目的语以及与之相关的文化之间存在的差异,“变通”通常成为通往理想译文不可或缺的手段。文章从探讨变通的本质入手,进而分析了变通的理据以及变通的原则,认为翻译变通不可随意为之,必须基于语用推理,语用推理可以确保原文深层意义的延传。判断变通手段得体与否要依据使用该变通手段所产出的译文是否忠实准确,以及它所服务的读者对象是否乐于接受而定。     

先秦诸子与魏晋论体文

魏晋思想的解放受到先秦诸子的沾溉,作为思想表达载体的论体文自然受到先秦诸子的影响.论体文源于诸子,其基本的说理品格是由诸子规定的.论体文的诸多问题都与诸子文本或思想有关,儒、道、名、法诸家对论体文的渗透影响造成了论体文广博富赡、透彻明快、玄远高致等不同风格,从论体文设置对话问答的表达形式以及经验、逻辑并重的论证方式我们也可以发现诸子影响的痕迹.通过诸子与论体文二者关系的考察,对魏晋文章的兴起与学术关系也将有所裨益.     

论荀子的“隆礼重法”思想

荀子作为我国先秦诸子中杰出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其“隆礼重法”思想开儒法合流之先河,影响极为深远。作者通过对“隆礼重法”的理论基础、礼法关系及礼德作用诸问题的研究,着重辩析了荀子提出的“礼”“法”与孔、孟、商鞅所述的“礼”“法”概念的异同,并探讨了荀子思想与前代各派思想的区别与联系,对荀子政治法律思想的内涵进行初步的探寻。     

论柳宗元开放的儒学思想

柳宗元生活于儒学转型的中唐时代,他在当时新春秋学派的影响下,汲取先秦儒家的实用理性精神,结合自己的政治实践,构建了自己开放的儒学思想。这种开放性表现为从训诂走向义理,从章句走向现实;融会诸子,统合儒释;儒文结合,文以明道这三个层面。他开放的儒学思想达到了当代思想的最高水平。     

论先秦诸子的“尚武”思想

中国文化长期被视为“尚文”,其“尚武”的一面往往为学界所忽略.事实上,先秦的尚武之风浓烈,先秦诸子的典籍也包含着尚武的思想,儒家尚勇尚战尚兵,重杀身成仁、舍生取义;道家尚兵,尚以弱胜强,崇侠;墨家重强重力,诛暴戾,任侠,非攻;法家重力,重刑法,重耕战,以器制暴,把战之力、法之力和国之力融为一体.几家尚武思想都旨归于“崇使尚义”,对后世思想影响犹存.     

嵇文甫学术思想的三个侧面

嵇文甫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中国思想的发展。嵇文甫的学术思想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史学理论、以先秦诸子哲学和宋明理学为主导的哲学思想以及“融合”中西文化的文化观。     

论"先秦学术体系"的汉代生成

我们现在所了解的"先秦学术体系",先秦诸子的学派划分,形成于汉代;汉人根据他们的时代需要,对先秦诸子学进行新的阐释或改造,而这种改造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先秦学术的真实面貌,已经不利于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掘先秦学术的思想价值.另一方面,按照学派的划分去认识先秦思想,也容易造成这样的弊端:对于某一学派内部,重其共性而忽视个性,而学派内部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对于不同学派之间的个性来说,又造成重视个性而忽视共性,忽视各学派共同的思想文化前提,忽视三代文化对于先秦学术的奠基意义.先秦时期留下来的可以名家的学者并不很多,分别称为某学某学即可,如老学、孔学、庄学、孟学、荀学等等.     

礼乐重构:荀子思想的基本主题

礼乐重构是荀子思想的基本主题，这几乎是学界的基本常识，但却是学界默认而没有论证的常识。文章首先通过苟子对诸子的批评得出这一结论，然后将此结论放在荀子思想体系的推演中考察，最后通过对先秦诸子思想主题的考察，论证该结论的合理性。     

试论刘向著述的思想倾向

刘向既是一个儒生 ,又是一个学者和实际政治的参与者 ,他生活在新的伦理道德尚未完全建立起来的西汉末期。其思想可分为两个层面 :一是在他思想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儒家伦理道德思想和社会政治思想 ;二是儒家思想涵摄下的各家思想。这使他的思想呈现出既力图用儒家思想统一全社会思想意识 ,又残留着许多先秦诸子思想的比较复杂的面貌     

康有为变通求新思想中的教育创新之智慧

要在变革中求生存和发展，就必须积极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大力发展本国的科技事业，并且要创办新式学校，改革传统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培养大批学贯中西、精通古今的通才和各行各业的专业人才。康有为变通求新的思想与实践，值得今天的教育工作者研究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