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汉语诗性的消退

受到白话文运动、欧化翻译观念、偏颇的学校语文教育、政治程式化语言、传媒语言、网络语言等多方面影响,汉语日趋重形合、轻意合,在追求表达严谨精确的过程中,不断失去它的重要的民族美学特征——诗性。这无疑是汉语文化的重大损失。     

汉语诗性:事实、概念与问题

汉语诗性既是一个基本事实,也是一个有待解释的概念。在当前的学科体制之内,汉语诗性研究是一个边缘性的领域,但它将会对文学研究及其他以汉语文献为依托的人文学科产生影响。汉语诗性研究一方面必须厘清一系列的相关概念,一方面还要进行系统、深入的文本调查。     

诗性：汉语的灵魂

汉语"诗性"和"艺术性"的提出由来已久,但往往停留在汉语与汉语诗歌的通约上,也就是把诗歌作为特定语言的一个功能来加以观照,这样的"诗性"只能是属于特定语言的"诗性"而不具有普遍意义.为此,本文尝试从诗的本质入手探讨汉语诗性面貌的内涵以及判断本真汉语的标准.     

诗性汉语与诗歌翻译之我见

诗歌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任何其他文学形式都无法比拟的重要地位,原因就在于汉语本身具有与生俱来的诗性特质。诗歌翻译不能无视诗性汉语的特点。在对汉英两种语言文字及其诗歌进行分析比较后我们发现,以普遍的翻译标准衡量性质完全不同的诗歌翻译是不切实际的。此外,本文还指出,诗歌翻译的实践性不仅需要译者具备较高的文学修养和审美能力,也需要更大的胆识。     

新诗的汉语诗性灿亮于形音义一体的文本

新诗的汉语形式本体意识的确立,旨在汉语诗性智慧的开发,激活和拓展汉语表现的崭新空间,达到现代生命诗意的本真实现.联系优秀的诗歌文本,发掘汉诗的形音义一体的特点及独特表现力,新诗具有找回汉语诗性的可能性.     

多元文化与汉语文学批评

汉语文学批评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并不是世界范围内的“全球化”和“多元化”,而是汉语文化圈内部的多元化。学术上的“无根”状态,摆脱不掉的中西碰撞和交融,生活世界与理论建构的疏离,精英文化在通俗文化冲击之下的日益“边缘化”,以及“现代化”焦虑症等,是汉语文学批评面临的真正问题和困惑。批评家和理论家的当务之急不是建构各种理论体系,而应当把注意力放在对本土文化语境的认真反思、分析和理解之上。     

李健吾诗性批评的特质与价值

李健吾的文学批评虽有西学背景,却放弃了西方文论的学理言说,从直观出发,整体把握,致力于开掘批评者与作者之间的灵魂共振;用隐喻与象征的形式表达生命体验,以艺术通达真理,呈现出鲜明的诗性特质。其文论的诗性品质正是中国诗学传统的发展。     

阿巴斯电影的诗性品格

作为诗人和电影大师兼具的双重身份,阿巴斯将诗的元素灌注到他的电影中,赋予他的电影一种浓郁的诗性底色。阿巴斯电影的诗意主题,表现为对生命的沉思与拷问、对童心和大自然的赞颂。这一方面是伊朗传统哲学对阿巴斯潜移默化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伊朗当代和古典诗歌的熏陶。阿巴斯电影的诗性结构,具体表现为诗化的叙事结构和真实与虚构的无痕切换。阿巴斯一直在电影中追求一种生活流的叙事形态,而与这种叙事形态相适应的就是他的长镜头美学和象征、隐喻等修辞格的广泛运用。     

试论文学语言的诗性特质

文学语言是语言进入文学这一领域后形成的言语变体,是主体为了追求语言的表情效果和关学效果而对常规语言有所超脱和偏离的有意味的话语形式。诗性,是指人的精神的创造性。文学语言作为语言符号系统中的一种特殊的艺术化符号体系,本身就体现了一种超越现实的诗性精神。研究文学语言的诗性特质,可以更加深入地透视文学语言的“人性化”、“感性化”的审美属性,从而更深刻地认识和揭示文学语言美的本质。     

从“诗性智慧”看中国传统的诗性思维

维柯在《新科学》中用“诗性智慧”描述人类早期的思维方式,原始人凭借想像、感觉和情感来认识世界。在中国的诗性文化中,人们的思维也体现出诗性智慧的某些特质,如重类比、象征、推崇想像、整体直观等。     

论诗绝句与文学批评

论诗绝句作为一种特殊形式的文学批评体裁,言简意精、凝练含蓄.比起抽象的说理来,给人的印象更为深刻而具体.它能把复杂的含义浓缩在极小的篇幅之中,这就是论诗绝句在文学批评作用上所恃有的最大长处.自唐代以后,历代文人递而祖述,绵延至今,使论诗绝句已成为我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的重要形式之一.     

两汉文学批评的文体特征

两汉文学批评从文体形态上,出现了《诗大序》、《楚辞章句序》、《诗谱序》这样一批理论性强、观点鲜明的序文,还有像王充《论衡》的有关篇章及班固的《汉书.艺文志》等,都比较集中地论述了文学批评理论的问题,理论的表述不再停留在片言只语,不再全然依附于诸子散文,较之先秦零散的片断式的议论有了明显的进步,出现了单独成文甚至成书的可喜现象,具有了专题性、经学性、史传性特征。可以说,到了汉代中国文学批评才开始走向独立,有了属于自己的批评文体或言说方式。     

略论中国文论发展的开合大律问题

以中国文化哲学发展的开合大律为理论背景,论述中国文论发展的开合大律问题及其特点:从先秦到魏晋南北朝为特定时段,以《文心雕龙》为标志的民族文论典范模式的形成;自南北朝至宋明为另一时段,是进一步消化、吸收道、佛,主要是佛教文论的大开合;自明末至今为又一时段,是逐渐消化、吸收西方异体文论的新一轮大开合。这新一轮大开合任务异常艰巨且存在诸多变数,至今尚远未完成。还论述了中国文论发展开合大律与文论全球化的关系问题。     

文学修辞批评与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学术品格

文学修辞批评承诺对文本意义与效果产生的过程进行揭秘,它是批评家对文本进行意义阐释与价值评判的基础。作为一种批评方法,文学修辞批评与其批评对象之间有天然的亲和性,对文学的修辞性的忽视,实际上是对文学的本质的忽视。     

中国古代文论中的情景论

我国古代文论中的情景论经历了五个阶段,即:魏晋南北朝为产生期,唐代为拓展期,宋代为充实期,明代为深化期,清代为完善期。古代文论情景论的发展历程呈现出历时承传、梯度拓展和不断深化的特征。     

中国文人的魏晋传统

魏晋时期形成的中国文人传统,对中国文人品格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追求精神上的高蹈与超越,徘徊于庙堂山林之间,逍遥于艺术人生,寄情于诗酒玄言形成了魏晋文人生存的基本状态。研究中国文化的魏晋传统,对认识中国传统文人的人格精神具有重要的价值。     

中国文论重建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中国文论重建作为一个学术命题,已经在学术界提出。它的理论前提在于当今的中国文论已经西化,可是对于真正的西方文论来说,它显得比较稚嫩,有时也缺乏文化的相应支撑;对于中国的文艺现实和中国广大文艺接受者的审美心灵来说,它又缺乏深厚的根基,难以形成一种有效的阐说。本文首先辨析中国文论重建的必要性,然后指出中国文论重建的可行性。     

中国近现代文学的道德叙事批判

中国近现代文学真正的“宏大叙事”是道德叙事。近代文学道德叙事的实质内涵表现为“道德至上,私德优先”。五四文学虽然以“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为叙事转换的革命性标志,但传统道德的某些根本价值原则仍然在深层结构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即使对新道德的高扬也在道德/艺术思维方式上与传统道德叙事纠缠不清。一方面它是“道德至上”审美原则的超常延伸;另一方面它又将近代道德叙事发展为审美上的道德实用主义叙事。     

论六朝檄文的骈化及其艺术成就

最早的骈体檄文产生于东晋。齐、梁时期，尤其是梁代，那些战争的主宰者都很注重檄文的创作。由于时代环境的影响，北朝许多文人都擅长檄文的写作。檄文是有着特定实用目的的公文，要给看到或听到的军民以较深的印象，而骈体无疑具有这方面的长处。     

文学革命意义中的唐宋诗之争

1917年南社内部的唐宋诗之争,在新文化运动的介入下文学论争演变成文化事件。南社在新旧文化冲突下地位尴尬,以至于陷于解体之危。新思潮对传统文学的摧颓相生相离,既有决绝式的告别,又连而不断,作为一种传统保留在新文学中。而胡适、陈独秀发起的新文化运动,急于打破旧时代框架,对旧文化之评价,则多了思想史意义上的道德性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