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型农民合作组织与农村经济转型

新型农民合作组织的兴起是影响中国农村经济转型与发展的重要事件,基于对近30年新型农民合作组织兴起的制度根源和约束条件的分析,本文对新型农民合作组织的制度特征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尤其对公司领办型合作社的兴起进行了经济学解释,并提出了全要素合作和政府对农民合作组织进行制度补贴的概念,论文最后对新型农民合作组织的发展趋势和中国农村经济的转型进行了展望。     

嵌入性政治对村落经济绩效的影响——小岗村的个案研究

当我们分析和解释村落经济的变迁过程时,不能仅仅考虑单纯经济行为逻辑的作用,还需要考虑社会系统中其他非经济因素的影响。小岗村是中国农村“大包干”改革的发源地,在合作化和集体化过程中,村落经济从自给自足走向崩溃,其原因是在合作化和集体化过程中出现了嵌入性政治,它破坏了村落经济的原有基础、社会关系和个体自我谋生手段。“大包干”标志着农民摆脱了嵌入性政治,获得自主选择权,从而复活了村落经济。     

路径依赖、合作秩序与农村经济组织演化

农村经济组织发展关系到农村经济社会转型的整体进程。从路径依赖效应视角解释农村经济组织的演化问题，是在界定路径依赖等基本概念的基础上，分析路径依赖效应对农村经济主体合作秩序的影响，可见虽然这种效应对形成相对稳态的合作具有价值，但对农村经济组织的创新能力及合作秩序的拓展有抑制作用。在经济社会转型中这种路径依赖的负面效应需要从长时期演化视角进行分析和认识，其负面影响表现在对社会分工的抑制等诸多方面，而路径创新则是农村经济组织演化朝着更加富有效率和价值方向发展的重要条件。     

合作经济组织——我国农村经济组织的一种新选择

罗虚代尔合作原则几乎是合作经济的代名词。我国农村体制改革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突破口,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一项制度性的安排随着时代和环境条件的改变,应该与世俱进。我国入世以来传统的家庭为核心的作业模式在农业产业化进程中,暴露出种种弊端。合作经济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探索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是入世后农业产业化进程中的重要课题。农村经济合作化的发展道路是我国农村经济体制创新的必然选择。     

发展中的现代中国农村社会史研究——读行龙《走向田野与社会》

2009年8月8日至9日，在山西省昔阳县大寨村召开了题为“集体化时代的中国农村社会”的国际学术研讨会。这个村庄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曾因“农业学大寨”的口号而备受关注。     

农村经济组织在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中的地位研究

建立完善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离不开农村经济组织.农民在通过参加各种经济组织融入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中,更需要社会保障.组织化的农村经济与松散的家庭式的农村经济相比更有利于建立社会养老保障.如果没有建立各种农村经济组织,仅仅依靠政府和农民家庭,支撑不起来稳固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各种农民经济组织在社会养老保障体系中发挥着中坚作用.     

非营利组织兴起的经济分析

市场失灵 ,政府失效是非营利组织兴起的主要原因。处于经济转型时期的中国具有发展非营利组织的条件 ,应重视发展非营利组织     

江苏武进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分析

在对武进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现状描述的基础上,分析了武进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在农村发展中的作用,认为武进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提高了农户的市场竞争力,创新了农业服务的组织和形式,提高了农户的生活水平。武进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中存在诸多问题,如发展规模小、服务水平低、运作不规范,资金受限制、缺少自我积累机制,法律地位不够明确等。最后就如何进一步发展武进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提出了加大扶持力度、营造良好环境,规范管理、健全内部制度等方面的措施建议。     

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组织形式、问题及对策

中国农村合作经济组织良好的发展势头,已经开始把农业产业中的一部分弱势群体带动起来,使长期困扰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中的一些困难和问题有了新的解决思路。文章在大量的调查研究和项目实践的基础上,对我国当前农村合作经济的组织形式以及各类组织建设中存在的共性问题和个性问题进行分析,以探讨解决这些问题的对策。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推动新农村建设的宁阳验证

发展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世界上一些农业发达国家和国内一些先进地区发展农业的成功经验。山东省宁阳县把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作为新农村建设的切入点和突破口,把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理念引入农村经济领域和引入社会事业领域。实践证明: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促进了农村经济发展,部分的解决了农民“增产不增收”的问题;有力推动了农村社会事业发展,促进了社会和谐稳定;创新了农村基层管理模式,强化了新农村建设的组织基础。     

经济下行压力下文化产业如何创造新增长点

当前中国面临改革开放红利结束、经济增长模式转型、需要寻找未来经济可持续增长点的重大挑战.具体分析中国现阶段国情,参考国际经济转型发展经验,文化产业有望成为中国经济下一波发展的重要驱动力量.文化产业作为知识经济的典范,其后工业化特色与中国经济“新常态”特征相匹配,与“互联网+”相融合,更能激发信息化时代的潜能.发现和培育文化产业经济增长点,应将产业转型问题与后工业化、全球化潮流结合起来,将文化产业与城镇化和城市更新结合起来,将产业发展与新的社会生活形态和生活方式融合起来.     

转轨期中国农村社会结构变迁的经济分析

本文以改革开放后农村社会生活为背景,论述了中国农村社会结构是非正式组织与非正式制度占主流的社会,以人格交换为主要特征,构成经济交换的价格决定因素。进而论述了农村存在特殊的人际关系、民间借贷、农村社保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认为转轨期农村社会结构的变造就是非正式社会结构日益消退、正式社会结构日益壮大的过程。并对如何整合中国农村非正式社会结构提出了具体设想。     

农户参与农村经济组织的经济学分析

从中国大陆农业经营的特点出发 ,运用均衡分析方法 ,通过探讨农村不同经济组织中农户的利益分配及农户参与市场的组织选择问题 ,认为农村经济组织的生存与发展水平取决于组织对其成员 (农户 )经济利益的关注程度     

试论苏联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形式的历史演变

数十年来,苏联农村合作经济的组织形式几经发展、演变。全盘集体化之前,主要是进行所有制形式的变革,建立合作社和集体农庄的组织形式。以后,开始注意和重视改革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某些环节,建立作业队(组)的组织形式,实行集体承包制,以扩大劳动者的自主权和使劳动报酬直接同最终成果相联系。     

应尽快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改造成为新型合作经济组织

本文认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无论是从经济角度还是从社会、文化角度都已不适应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需要，必须进行改造，而对其改造的最好办法是发展新型合作经济组织。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改造为新型合作经济组织的运作办法是：政经分开；法律确认；正确处置农村集体资产；加快发展各类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     

乡村振兴战略视域下农村再集体化策略研究

集体化曾经是中国历史上一次大规模的改造农村社会的尝试。但是作为集体化替代制度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及分散经营模式在市场化、城镇化等多重因素冲击下陷入到了"内卷化"困境中,也促使走出人民公社集体化困境的农民又重新选择了集体化道路。这种"再集体化"与传统集体化相比,在表现形式、基本性质、发展基础等方面都有很大不同,具有经济上的规模性、治理上的有效性、文化上的契合性等正向绩效。在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再集体化必须要处理好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契约规制与农村人情关系、组织运行效率和民主管理等方面的平衡,才能使"再集体化"获得长久生命力。     

公共教育与人民公社时期农村集体办学的实践路径——基于“十女办学”者的口述历史分析

现代化需要最基本的社会动员,而办学和普及教育是农村社会动员最重要的途径。依据20世纪60年代西南农村妇女办学的口述资料,考察人民公社时期集体办学状况,展现农村集体时代民办女教师的来源、社会功能、生活保障和教育教学实践样态。“教育翻身”的新社会新国家情怀是青年妇女献身艰苦教育岗位的内在动力;“两条腿走路”的公共教育办学方针、地方干部深入基层和大胆实践的精神,促成了女青年上山办学和志愿从教;她们在农村集体组织中,结合农村生产生活特点办起了灵活有效的“耕读学校”;“民办教师”的社会主义集体认同,激发了她们前所未有的办学活力,村庄和学校都是女教师们的社会舞台;她们是我国农村集体化时代社会主义现代教育的探索者。面对当前乡村建制化学校和教师队伍疏离乡村等问题,公共教育必须依托农村新生的集体力量,通过激发乡村教育和妇女社会活力,促进劳动合作、集体生活、学校与社区融合,新时期乡村振兴才能得以生根,社会主义公共教育活力才能得以复苏。     

中国农村研究的主体回归与方法论创新

21世纪以来,中国农村治理研究陷入了本土化与主体性双重困境,中国农村社会基础的深度转型,农村研究方法的缺陷以及大规模村庄研究的局限,要求中国农村研究回归深度的村庄研究,尊重农民主体性。在回归村庄研究的方法论上,文章认为要突破国家政权建设理论等研究视角的局限,把市场化这一变量纳入分析视野中。村庄主位、农民主体、市场化过程同国家宏观治理体系的互动逻辑,应该构成后中国农村治理研究时代的主要内容。     

商品经济是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重要条件

当前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兴起和蓬勃发展不是孤立的社会现象,而是农民在商品经济条件下的理性选择.一方面,合作经济组织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另一方面,正是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创造和拓展了合作经济组织的生存空间.     

数字经济时代中国式企业现代化转型的要求与路径

在数字经济时代，企业面临着更激烈的竞争和更广阔的机遇，这要求企业更主动地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的浪潮当中，进行全方位的现代化变革。企业的现代化转型受到技术、资金、劳动力和政府政策的共同影响，在组织结构上呈现出平台化、网络化、扁平化、柔性化的转变。对应到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数字经济时代的中国式企业现代化需要完成价值创造转型、市场环境转型、管理能力转型和发展方式转型，通过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主动承担社会责任、重视企业文化建设、重视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吸收世界范围内的经验等路径，获得“量”和“质”两个维度的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