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治“民族文化之史”的出色成果

陈寅恪治“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的两部名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充分反映出他的中国中古史分期的史学思想和治史方法。陈寅恪的治史特色是:以小见大,从别人不注意处发现历史的关节点,通过联系分析,揭示出有关历史演变的重大问题。又善于推求变化之故,从联系中概括出通例性的认识。     

元稹交游考

《元氏长庆集》,为之作笺释者殊为少见,近人陈寅恪先生始有部分笺证(见《元白诗笺证稿》)。年来,笔者拟全面整理元稹诗歌。其首要工作则为考证元氏之交游动向。元稹一生经历了德、顺、宪、穆、敬、文宗六朝,位至宰相,当时重要的政治斗争和文学运动都与之有牵连,有名的政治、文学人物都与之有交往。为此,先写其交游考。这里选择五人,或与时人考证有所异同。     

陈寅恪先生关于李商隐《无题》诗研究的见解——新发现的陈寅恪先生的一篇佚文

陈寅恪先生1950年为学生毕业论文而作的评语反映了一个杰出的历史学家在这个问题上的真知灼见。陈先生平生虽未对《无题》诗作全面训释,然在此评语中,从历史解《无题》,评点众注家得失,于中可见自30年代以来诗史互证之脉络,实亦为元白诗证史等典范性研究外一个少为人知的诗文证史之例。     

说《关睢》

毛诗以为“《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毛诗的基本精神是“以史证诗”。从文学角度看，“以史证诗”只能作为参资之助，从经学角度看，“以史证诗”，只可备一说。北宋欧阳修，于经书多所疑议，而在其《诗本义》中却把《关雎》坐实为文王、太姒，这就更近“史学”，其见解又在毛诗之下。近代以来，治诗者多以“文学”相尚，其惑更甚。此诚如朱东润先生所云：“今之治《诗》三百五篇者，一洗前人之故习，而矫枉过正，又惑于欧美之旧说，以是非未定之论，来相比附，为说益多，纠纷益滋。”诗，原本即所谓“赋…     

"诗"与"史"的三维影像:陈寅恪的社会史研究方法蠡测

二十世纪初,国内外的"新史学派"掀起了一场史学革命.史学大师陈寅恪秉承"种族和文化"的社会史观,将以诗歌为主的文学作品中所描写的"社会"置于史书所载的由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构建的"社会"坐标之中,运用"了解之同情""以诗证史"等社会史研究方法进行中古史研究.他广泛占据史料,精细考证,并将文史哲多学科相结合,重新解读了中国传统社会进化发展的历史.     

《柳如是别传》之"红楼因缘"考释

《柳如是剐传》是陈寅恪先生晚年著述中的鸿篇巨制。其撰写“因缘”,虽可自多层面考释,然其与《红楼梦》一书之联系,却极为关键。不仅开端、结尾处有特剐提示,形式笔法之相似、主题内容之一致、大义精神之相通,均为两书关联之证。此一“因缘”的形成,固然有华夏文化传统为背景,而与《别传》撰写之时代背景密切相关,亦有非同一般的特殊原因。     

论陈寅恪考证“杨贵妃是否处女”的学术意义

陈寅恪先生<元白诗笺证稿>关于<长恨歌>的考证,不仅是"杨贵妃是否处女"的问题,而且是学术问题、文化问题.陈寅恪先生一生关注妇女问题,涉及范围十分广泛,其研究目的就是发微探幽,观察当时的政治、道德的真实情况,在历史真相的揭示中,发现中国妇女身上蕴含的民族文化要素和精神特质,构建中国"民族文化之史".     

读余云岫《古代疾病名候疏义》有感

《古代疾病名候疏义》是中国首部考证中医病名、证候的专著,著者余云岫对《尔雅》、《方言》、《说文解字》、《释名》、《广雅》及《十三经》中的病名、证候作了精密翔实的训诂考证,堪称中医病证考释的经典之作。是书自序阐述了著者采撷文史古籍中的涉医资料,整理旧医书,“除死方休”之愿望,从侧面反映了余氏晚年对中医的态度。     

陈寅恪诗歌的历史意义

陈寅恪治学以“以诗证史”擅场,解诗则长于“以史笺诗”,评价诗歌多着眼于对重大历史事件的反映。他的诗歌创作也多以时事为背景和题材,秉笔直书,不避不讳。因此,《陈寅恪诗集》向读者展现了一个真实的世界和一位真实的诗人。他为数不多的存世诗歌,写作目的如其自评《柳如是别传》,乃是“痛哭古人,留赠来者”;而作为情感的寄托,陈寅恪的诗歌也更能体现其“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理想追求。     

从"以诗证史"到"以史证诗"--读陈寅恪《柳如是别传》札记

陈寅恪《柳如是别传》的文体体现了他一向视语言为自身家园及文化传统载体的信念,更表明其晚年从“以诗证史”到“以史证诗”的诠释学转变。一面坚持严密精致的科学考据,一面寄托抒情想像,重构晚明文学文化之壮丽画面,激扬民族精神,使诗、史两者皆发挥至极致,遂造就一天壤间不世出之奇作。这一转变也表明他不仅摆脱德国“历史主义”的影响,而在人文精神上与“浪漫主义”的现代“诠释学”风云际会。且在主题和方法上,《柳如是别传》所包括的放逐和文化离散、性别研究、怀旧、边缘及文化政治、诠释意识和细读策略、学科跨际和文类交叉、互文性、杂交性及碎片性等,更预示了“后现代”的多元文化潮流。     

再议《再生缘》的文学史价值

《再生缘》是明清弹词中较为优秀的作品。陈寅恪和郭沫若作为研究《再生缘》的“先驱者”,具有开创之功,也不乏研究的深度。但对《再生缘》的文学史价值定位,似需进一步斟酌。     

答同学问

承询拙作《王国维评传》(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181页,新版同)称《颐和园词》为七言排律,是否有误?谨答于次:按:陈寅恪在《论再生缘》这篇著名论文中写道:“《再生缘》之文,质言之,乃一叙事言情七言排律之长篇巨制也。”又说:“弹词之文体,即是七言排律。……白香山之乐府及后来摹拟香山,如吴梅村诸人之七言长篇,亦可适用微之、惜抱之说也。”最后称:“如《再生缘》之文,则在吾国自是长篇七言排律之佳诗”王国维的《颐和园词》,作于壬     

《〈柳如是别传〉匡失四例》质疑

我们读《学林漫录》第八集中周采泉先生的《〈柳如是别传〉匡失四例》一文后,颇有一些不同看法,今不揣浅陋,写出来以求教于周先生。《柳如是别传》是陈寅恪先生的名著之一。它以大量诗文资料通过考证“女侠名姝”柳如是的事迹来论述明末清初政治史,是一部诗文证史的著作。而周先生对这部著作的批评,则是专就这部著作在诗     

王瑶与“清华学风”——兼及《中古文学史论》的方法与意义

王瑶在20世纪80年代对清华文科学风的表彰,引出了学界关于"清华学派"的讨论,但迄今为止,关于这一学派的内在学理与涵盖范围,却众说纷纭。将这一议题置于王瑶自身的学术渊源及其论说语境中来讨论,不难发现,他所阐述的"清华学风",其学理基础建立在冯友兰、陈寅恪等清华学人对二三十年代实证史学之方法与前提的修正与反思之上;而王瑶自己撰于1942—1948年的《中古文学史论》,则与同时期朱自清的《诗言志辨》及陈寅恪的《元白诗笺证稿》共同构成了这一学风的产物:它们采取了一种近于客观的"历史的"阐释方法,同时又对历史中知识观念与批评价值的变迁保持高度的敏感,从而突破了"五四"以来"重估价值"式的文学史研究范型,在学术史上代表了后"五四"时代一种对传统和历史更为开放的文史研究的新路径。     

《增定二十一史韵》的作者考评及其价值探析

《增定二十一史韵》是清人仲弘道在明人赵南星《史韵》二卷的基础上，补《帝王世纪》、《春秋世纪》、《东西周纪》、《列国世纪》和《秦世纪》在西汉之前，作《明世纪》续于元之后，还补晋时十六国、五代十一国及宋时辽、金、夏，遍及二十一史，并集诗、注、评于一体，文史结合，在文学及史学方面都有较高的价值。本文在点校此书的基础之上考证该书作者赵南星、仲弘道的生平事迹，简单介绍《史韵》一书的版本体例并以具体例证叙述其文学及史学价值。     

论沈钦韩的《范石湖集注》

乾嘉学者沈钦韩以经史考证见长,并将经史考证方法移植到诗歌注释中。在《范石湖集注》中,沈钦韩发展了孟子的"知人论世"观点,赋予了传统诗歌注释"以史证诗"方法的新内涵,将"证"诠释为"考证",从而将"以史证诗"方法转化为"以考证注诗"的方法,对范成大诗题与诗句中涉及的人物、时事等史实作了严密的考证,尤其将重点放在职官典制、地理方面,从而对范诗的句意、篇意作了完整可靠的解释说明,同时还指出了范成大的不少错误。     

浦江清先生的词学贡献

浦江清先生是一位博学多能的人物,词学研究只是他一生事业中的一部分。他是20世纪词学史上科学地阐释王国维词学思想的第一人;他用“以史证诗,以诗补史”的方法,对花蕊夫人《宫词》的作者及其真伪问题做了令人信服的考证,解决了词史上的“千年之惑”;他借鉴中国传统的诗论、词论和西方诗学的某些成果,解读相传为李白所作的《菩萨蛮》、《忆秦娥》和温庭筠《菩萨蛮》14首,不仅新意扑面,妙趣横生,而且发明了两种全新的读词方法。他的词学著述虽然不多,但其贡献却是别具一格的。他的词学思想和治词方法,值得很好地加以总结和借鉴。     

陈寅恪佚文两则订正拾遗

程二奇的《陈寅恪佚文偶拾》一文,披露了陈寅恪先生为学生程曦所撰之学位论文《恽南田研究》所作的评语,其释读有误。评语“亦当审慎”应该是“亦尚审慎”;陈寅恪的签名不是亲笔,而是助教王永兴代签的;程曦完成论文并定稿誊正的时间和陈寅恪评语之落款时间虽用民国年号,但是公历,不能换算成农历。1992年9月号《中山大学史学集刊 》（第一辑）披露了中大图书馆刘少雄先生发现的陈寅恪给学生李炎全的学士论文《李义山无题诗试释》所作的评语。李炎全是美籍华人,在海外以“汤翼海”之名为人所知。他的学士论文后来修订为《李义山〈无题〉诗十五首考释》和《平质苏雪林〈玉溪诗谜〉》发表于海外杂志上,署名即为汤翼海,后都被收入台湾中山大学中文学会主编的《李商隐诗研究论文集》。他还著有传记体小说《康乐园》,忆述其在岭南大学求学之经过及跟陈寅恪先生求学作论文事甚详。此书中还有两条信息,对研讨岭大史颇有参考价值。一是岭大被收归共产党领导之前夜,中文系曾有过一次 “倒容风波”,《容庚传》中并无记载。二是身为该系学生组织国文学会主席的李炎全发起创办了一份学术刊物《南国》。陈寅恪的《以杜诗证唐史所谓杂种胡之义》就正式发表在《南国》第二期上。共襄盛举的还有容庚、冼玉清、程曦等。     

唐宋变革视野下的“元和体”诗学意义

《旧唐书》以元白自述中的“元和体”概念作为书写中心,以元白的文学活动作为传记的重要内容,又以本时代对元白的接受作为考量标准,这样就形成了自己的阐释观念,元白在五代的被接受状况也被呈现出来了.史臣通过对元白入传位置的调整,淡化了元白作为一个诗派的特定意义,通过对传记文本内容的增删改写,转而以传主的政事行为与相关事件为中心,这也就瓦解了《旧唐书》以元白作为一个文学唱和群体而主盟元和诗坛的文学格局建构.从元和诗、元和格、元和诗体到元和体演进的具体过程,可以看出一个文学概念的确定过程及其具备的文学史意义.     

以诗证史——从一篇短文论柴德赓的治学风格

本文将柴德赓刊于《新华日报》1961年6月11日“新华副刊”上的一篇短文《天堂苏杭说的由来》,与其《从白居易诗文中论证唐代苏州的繁荣》的论文进行对比分析,讨论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而论及柴德赓学术生涯中鲜明的“以诗证史”风格,认为20世纪以来,在刘师培、陈寅恪、邓之诚等大师之后,包括柴德赓在内的一批史家,也都在“以诗证史”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