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族关系思想的有关问题

中国民族关系思想是各个时期各个民族的各类人物对中国民族关系的认识,是统治者制定民族政策、处理民族关系的理论基础.重视和研究中国古代民族关系思想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一是中国古代民族关系思想能为解决现实民族问题提供智慧、经验和借鉴;二是能为世界上其他国家解决民族问题提供智慧和借鉴,还能给正确处理当今的国际关系以启迪;三是中国古代民族关系思想中的“推诚布信”、“和而不同”等观念同样适合现代人的交际方式,可以成为人们交往的行为准则.重视和研究中国古代民族关系思想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一是有助于解决中国民族史及中国民族关系研究中的一些理论问题;二是研究民族关系思想既是学科建设和学科发展的重要方面,也是民族理论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向.中国古代民族关系思想的内容非常丰富,其中十大观点对中国甚至世界产生重要影响:一是“大一统”,二是“爱之如一”,三是“推诚布信”,四是“因俗而治”,五是“以夏变夷”,六是“先守身而后四夷”,七是“推亡固存”,八是“以水洗血”,九是“夷夏一家”,十是“以夷治夷”.     

胡寅民族关系思想初探

胡寅是南宋时期著名理学家、思想家。胡寅在内忧外患的时代背景下探求国家发展之路。正值北方陆沉,金兵南侵,民族矛盾尖锐之际,其民族关系思想逐渐成熟,主要表现在：“天命所钟”论华夷、反对“华夷之交”、“德能配位”为正统、力主北伐、号召复仇以及“内治民安,边圉得人”五个方面。胡寅的民族关系思想既反映了时代的特性,又具有强烈的“义理化”倾向,对南宋时期民族关系思想的发展和后世处理民族问题都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     

贾谊的民族关系思想

贾谊的民族关系思想主要包括大一统的“首足”观、设立“属国之官以主匈奴”以及“三表”、“五饵”等内容。“三表”、“五饵”的战略构想,既是在与匈奴单于进行一场民心和民众的争夺战,也是在与中行说打一场舆论战。传统的“大一统”观念和先秦时期的政治家、思想家的思想,都对贾谊的民族关系思想产生过深刻影响。贾谊的民族关系思想具有如下几个特点:其一,“德”是贯穿在民族关系思想体系中的主线;其二,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其三,民族关系思想与政治思想的统一;其四,理论体系的系统性与完整性;其五,思想认识和方案设计的狭隘性。班固在《汉书》中对贾谊的民族关系思想评价很低,认为没有多大价值。其实,贾谊的思想在中国民族关系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第一,高扬大一统的旗帜,强调华夷一体,有助于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第二,蔑视匈奴,设立消灭匈奴的时间表,有利于改变汉朝君臣的低落情绪和惧怕匈奴的社会心态以及坚定汉朝君臣的自信心;第三,提倡用先进的文化和文明改变匈奴的思想代表着人类进步和社会发展的方向。     

先秦儒家的民族观

先秦儒家民族思想的核心内容包括“华夷之辨”和“用夏变夷”两个方面。孔子“裔不谋夏,夷不乱华”主张,是“华夷之辨”思想的具体反映,它具有以华夏为中心甚至歧视夷狄民族的色彩,同时又具有反对外来干涉、侵扰的性质。孟子对儒家民族思想最重要的发展,是明确提出了“用夏变夷”的概念。而《公羊传》中的“大一统”、“尊王攘夷”和“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则反映了公羊派的民族观以及处理夷夏关系的基本原则和方针。     

略论司马光的民族关系思想

司马光民族关系思想主要由怀柔优于征伐、“御之得其道”、先治其内而后立功于外三大部分构成,其中怀柔优于征伐是其民族关系思想的核心,“御之得其道”是其处理民族问题的基本方针,先治其内而后立功于外是其处理内政和边疆问题的基本原则。司马光民族关系思想的形成,既受到了儒家教义、传统民族关系思想的影响,又与其个人经历和北宋激烈的民族矛盾有关。不畏上的理论勇气、关注现实、全面与片面共存是司马光民族关系思想的显著特征。司马光的民族关系思想是对儒家教义和传统民族关系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在中国民族关系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王夫之民族关系思想初探

始终怀有反清复明抱负的王夫之,通过对历史上民族关系的研究、反思和评论,系统阐述了“不以信义结夷狄”“夷狄相攻,中国之害”“战与和,两用则成,偏用则败”及“和亲无耻”等思想观点。王夫之民族关系思想的形成,既有家庭和社会的影响,又有传统儒家思想的浸染,也有个人对民族关系的体验,还有历代政治家和思想家的影响。民族关系思想与政治思想的统一、经验理性和托古论今是王夫之民族关系思想的主要特征。王夫之的民族关系思想具有时代局限、阶级局限、认识局限以及狭隘性和片面性。     

关于中国文化史分期问题

关于中国文化的发展阶段,有的论者划分为三个时期、四个时期,有的论者则划分为七个时期、八个时期。究竟如何认识和划分中国文化的发展阶段,这是文化史研究难以回避的问题。 一“三分法”与“四分法” 将中国文化史的发展过程划分为三个时期,具有代表性观点的是解放前出版的一部《中国文化史》。全书分为三编:“第一编 自邃古以迄两汉,是为吾国民族本其造之力,由部落而建设国家,构成独立文化之时期。第二编 自东汉以迄明季,是为印度文化输入吾国,与吾国固有文化由牴牾而融合之时期。第三编 自明季迄民国,是为中印     

论隋炀帝的民族思想和民族政策

公元581年,隋王朝建立后,中国封建社会的民族关系又出现了新的局面。但在评论隋代民族政策时,大部分人对隋文帝时期加以肯定,而对隋炀帝时期极力否认,认为他“抚之非道”。①其实,隋炀帝的民族思想和政策有许多是继承隋文帝的,隋代民族关系的高涨也主要在大业初年。所以,关于隋炀帝的民族思想和政策是不可忽视的,很值得加以总结研究。     

南陈大臣民族关系思想述论

南陈时期,一些大臣始终把"安抚笼络"作为处理民族关系的基本思路和主要手段,之所以会出现如此现象,一是少数民族为陈立国发挥了重要作用,又是陈朝巩固政权的中坚力量,必须对他们高看一眼;二是这一时期的民族融合已达到新的高度,民族关系比较融洽,"安抚笼络"已成为当时的主流思想;三是最高统治者的意志和政令助推大臣"安抚笼络"思想的形成.大臣对"北伐"的认识无论多么正确,只要与最高统治者不一致,都很难发挥作用.南陈大臣的民族关系思想具有二大特点:一是以"怀柔"为核心,二是实践成效显著.其作用和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推动了当时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二是加快了南北统一的进程,三是为隋唐时期民族关系思想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     

班彪祖孙三代的民族关系思想

班彪、班固、班超和班勇祖孙三代或“避地河西”,或远征匈奴,或出使和经营西域的特殊经历,使他们的民族关系思想更加丰富,更具特色。班彪的羁縻南、北匈奴的思想进一步深化了光武帝的“扶南抑北”思想,更有利于东汉王朝控制整个匈奴。班固在《汉书》中通过对各个少数民族政权历史的记述和评论,系统阐发了他的民族关系思想。他的和亲无益、甘言不可信空约不可守、羁縻不绝、有来有往以及战争乃“一劳而久逸,暂费而永宁”等思想观点既有精华,也有糟粕。班超的“示以威信”和“以夷狄攻夷狄”的思想观点及其军事行动,不仅极大地扩大了东汉的声威,而且使东汉完全控制了西域。班勇关于民族关系的理想追求是“自日之所入,莫不向化”,他恢复校尉和设置长史的主张,主要考虑汉朝“安边久长”,希望达到“外夷归心,匈奴畏威”、“抚西域”、“招怀诸国”及“宣威布德”的目的。班彪祖孙三代民族关系思想的形成,既与他们的个人经历有关,也与他们的家世有关;既受传统民族观的影响,也受当时民族关系思潮的影响。他们的思想既有对传统民族观的吸收,也有一定的创新和发展。     

南染吴越,北杂夷虏——南北朝双言双语现象透视

南北朝时期多族杂居,南北割据,通语与方言相互激荡,母语与外来语交互竞争,是我们观察双言双语的绝佳窗口.南北朝时期是典型的双言双语社会:南朝以双言为主,北朝以双语为主.南北方之“雅言”同出一源,这个“雅言”,是以首都方音及读书音作标准语音而形成的一种语音系统.南朝和北朝均同时存在“书、通、方”三种语言或语言变体.“书”即读书音,“通”是通语,“方”是方言或“方语”.     

宋齐之际的王朝财政与三吴经济

刘宋晚期财政严重依赖扬州,尤其是三吴地区。萧道成依靠淮北四州豪强策动易代,将太湖东岸的吴郡、西岸的义兴以及宁绍平原的会稽纳入齐国封地,并以“悉”与“勋”为标准选任三郡太守。三吴自刘宋后期便已出现严重的经济衰退,建元、永明年间又频遭水灾,但齐高帝、武帝仍以赋税征收为首要考虑,三吴经济由此在“重赋”“急役”下运行。南齐以货币征收租布诸调,却缺乏解决货币短缺的能力,以致三吴民户还要承受货币市场波动带来的经济损失。尽管《南齐书》以“职贡有恒”“府藏内充”来赞誉永明时代,但这是以民户贫困与经济衰退为代价的,南齐的国祚短促未尝与之无关。     

汉宣帝时期的民族关系思想初探

汉宣帝对民族关系的理想追求是“万国伏,贻长久”,其思想核心是“推亡固存,信威北夷”;因这一思想符合中原王朝的根本利益,因此成了后世处理民族关系的重要理论依据。赵充国的民族关系思想体系主要由三大理论观点所构成:一是以夷击夷,二是分化瓦解诸羌同盟,三是“威德并行”。从汉宣帝以及大臣们对赵充国的理论观点表示怀疑到逐渐理解和认同,说明任何一种理论都有一个被逐步认识和逐步接受的过程。魏相对少数民族出师应有名的思想,最突出的特点是大气和大度,它既体现了汉朝主动改善汉匈关系的积极态度和诚意,也与汉宣帝“信威北夷”的思想比较合拍。萧望之民族关系思想的主要观点,一是反对汉与乌孙和亲,二是“不伐丧”,三是“让而不臣”。尽管“让而不臣”是当时处理汉匈关系的最佳理论,却遭到了丞相黄霸和御史大夫于定国等重臣的普遍反对。由于汉宣帝采纳了萧望之“让而不臣”的理论并积极实践,才使汉朝出现了“北边自宣帝以来,数世不见烟火之警,人民炽盛,牛马布野”的太平和繁荣局面。由此可见,真理并非都掌握在多数人的手中,就如何对待匈奴呼韩邪单于到长安朝见这件事情而言,真理就为萧望之个别人掌握。     

古“三苗”新考——兼论“三苗”与南方诸族及楚国之关系

“三苗”的问题,是我国上古史和民族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以纸上文献与地下出土资料相结合,以研究尧、舜、禹时代南北统一战争与“三苗”的迁徙,并厘清三苗与蚩尤及南方部族之关系,以及三苗与楚国历史渊源。笔者认为“三苗”原是奄有今湘、鄂、赣之地的土著民族,在南方势力极大,其兴衰与我国上古时期南北统一战争的进程有关。     

“救国”与“救人”——辛亥革命时期与新文化运动时期改造国民性思想之比较

辛亥革命时期和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改造国民性的思想有相因相似之处 ,都以“救亡”和“启蒙”为主题 ,但是两者在侧重点、具体内容、思想资料等方面又有很大的不同 ,梁启超等突出救亡 ,力图中西结合培养出具有现代政治、社会意识的国民 ,以挽救民族危机 ;陈独秀等鼓吹个人主义 ,个性解放 ,希望造就一代和传统完全决裂的新青年使社会走向现代。两个时期改造国民性思想之相异 ,根源在时代所赋予的任务不同     

汉民族的形成及其民族意识

秦灭六国、统一“诸夏”,华夏族因此而改称“秦人”。但由于秦朝二世而亡，“秦人”还未能成为华夏族的普遍称谓。在两汉四百多年的大一统时期，“汉人”便逐渐取代诸夏或华夏之称，成为民族共同体的一个固定和普遍称谓。秦汉时期的文化认同意识，还使得炎帝和黄帝成为中华民族认同的共同先祖，这标志着各民族的进一步融合，汉民族已初步形成，并铸就了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巨大凝聚力。而“华夷之辨”则形成文化、生产方式和血缘三方面的判断标准，其民族意义和“群”的差别备受关注。在以夏变夷的总方针下，汉代胡汉一家的思想及实践亦具有巩固统一和推广汉化的作用。     

章学诚的语言哲学观

清代考据学的基本信念是“道在六经”,方法则为“由训诂以通义理”,即以语言文字的释义以通达“六经之道”。章学诚与清代考据学的分歧主要是在语言观方面,一方面章学诚认为,“言与意”有时而背离,“通其辞”之外还必须“通作者之心志”;另一方面,章学诚认为六经语言的本性是象征性的,《易》之象和《诗》之比、兴“兼通六艺”,因此当“因象而求道”而非“因言而求道”。章学诚的语言观与历史上的道家、禅宗、心学的语言现存在着一定的思想脉络关系。     

论孙中山的赶超战略思想

孙中山的赶超战略思想反映了中华民族崛起这一内在要求 ,集中体现在四个方面 :“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的思想 ;军政、训政、民政之建国三时期的思想 ;“十年之内 ,并驾欧美”的思想 ;借助于“外资”、“外才”发展中国经济的思想。代表着近代觉醒了的仁人志士寻求民族独立富强的思想趋向     

唐宪宗时期及其之后的民族关系思想

民族关系思想是各个民族对中国民族关系的认识,是各个时期几乎所有统治者处理民族关系、制定民族政策的理论基础。其中,唐宪宗及其之后的民族关系思想有如下四个特点:第一,“和”是这一时期民族关系思想的核心,无论是李绛、高骈、卢携、陈敬及豆卢的和亲思想,还是李德裕的“抚”、“诚”及牛僧孺的“守信”思想,无不围绕这一核心而驰骋他们的理论思维。第二,这一时期有关民族关系的争论都与当时的朋党之争和派系之争有一定关系。这是唐后期民族关系思想的一大特点。正常的理论争论是必要的,因为通过争论会使人们的认识更加接近真理,但把个人的恩怨尤其是把朋党之争和派系之争牵扯进理论争论之中,不仅会使思想理论更加混乱,而且还会使一部分人的思想发生异化或遭到扭曲。第三,国家不断衰落的政治地位、已遭到严重破坏的社会经济和人们要求安定或苟安偷生的社会心态,都对这一时期的民族关系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第四,唐与少数民族政权都在新的形势下对传统的民族关系予以重新审视。少数民族政权要求得到平等地位的意识更加强烈,并强迫中原王朝对他们已取得的政治地位予以承认。     

隋唐时期民族关系思想相关著作及作者述评

隋唐时期是中国民族关系思想的高度发展和成熟时期.在这一时期,许多重要人物编撰了大量的与民族关系思想相关的著作,这些著作既体现了他们对历史和现实民族关系的认识,也为研究民族关系思想提供了丰富的文献资料.尽管这些人物著述的风格不尽一致,侧重点也不完全相同,但从总体来看,这些人物以及他们的著述大都具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共同之处:第一,这些人物都是博学之士,都有满腹经纶.博学使他们熟知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对现实的民族关系有更加深刻的认识.第二,他们著述的出发点大都是为最高统治者提供治理边疆和处理民族关系的信息资料和经验教训,也可以说都是经世致用之作.事实证明,这些著作都在当时处理民族关系中发挥过一定的作用.第三,他们的著作大都引起最高统治者的高度重视.第四,他们大都有在少数民族地区生活或工作的经历,对少数民族比较了解,这为他们撰写相关著作提供了方便,也使他们对民族关系有了更加接近实际的感悟和认识.第五,他们大都具有严谨的治学态度,因而他们的著作大都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