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谈"重写中国文学史"

上世纪 80年代末 ,有人提出“重写中国文学史”的主张 ,“重写”遂成为中国学界的热点话题。十多年过去了 ,我们看到了许多重写的《中国文学史》 ,从中仍可以看到“重写”中存在的理论盲点 :即主要从政治历史及文学本体的角度思考“重写” ,并没有看到今天文学史最大的问题所在。重写的文学史依然是某种“话语霸权”影响下的产物 ,是“残缺”的文学史。中国文学史应补上“现当代文言文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这两个残缺 ,这不仅是文学史写作的需要 ,也是中国文学发展的需要。我们的目的是要倡导“多元共盛”的观念 ,“多元”才是催生文学繁荣的标志     

关于“重写文学史”问题的若干思考

自1988年陈思和、王晓明在《上海文论》上主持“重写文学史”专栏， “重写文学史”这一说法第一次被明确提出，遂成为20世纪80年代文学活动的核心面向之一。但笔者认为，如果仅从狭义的角度来理解“重写文学史”是远远不够的，它不只是80年代产生轰动效应的文学事件，更是自现代文学产生以来就贯穿整个文学史而无法抗拒的历史思想潮流。广义而言，“重写文学史”一直是文学建设者们或隐或显的文学思想诉求，或被动或自觉的文学参与姿态。它在80年代被正式赋予了学术的内涵，但却上可追溯至现代文学的源头，下可延伸至不断发展的当今文坛，既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学的孕育下新生，也从世界文学，尤其是西方文学中汲取力量而发展。只有从广义和狭义两个角度认识“重写文学史”这一问题，才能以更积极的态度面对文学发展的挑战，以更客观的立场审视文学发展的调整，也才能在真正意义上实现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这一学科发生发展的理解。     

试论“重写文学史”对当下文学史写作的意义

“重写文学史”是在陈思和、王晓明等人推动下产生,他们对以往的文学史著作提出了个种不同问题。“重写文学史”主要针对以往重要作家作品定论分析质疑与重评。尤其是针对从解放区文学到“十七年文学”重要作家作品的既定结论的重评。从开设的专栏对赵树理、柳青、茅盾等作家作品的重评就能体会到重评“十七年文学”的“拨乱反正”意味,对我们当下的文学史认识以及新的文学史书写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文学史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现当代文学史观、史法漫议

在国内外“重写文学史”的遥相呼应下,我们的文学史研究,尤其是现当代文学史研究,受到了全面的震荡,从而引发了一系列问题,并已经涉及到文学史观和史法等文学史理论问题了。而这一点,正是我们文学研究界长期忽视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文学史研究的菱形法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同一对象,往往因考察的观点不同,角度不同,方法不同,而得出迥然不同的结论。作为认识客体的历史,它有两个层次,一是原本客体,即客观的历史事实和历史过程。从整体上讲,它是消失了的,永远不会变     

论建构当代文学经典的三个维度

文学经典既是一个民族、时代的文化标高,又引导着民族、时代文学发展的方向.而文学经典的形成,除了其自身的客观价值之外,与文学史和文学接受中的对其建构是密切相关的.因此,建构中国当代文学经典,需要从三个维度的辩证统一中去把握:既充分重视文学史撰写的作用,借"重写文学史"重建文学经典,同时破除文学史对于确立文学经典的话语霸权,使文学经典返回现场,从其与当时社会的密切联系中,认识其当代性.而对当代文学经典的指认,还需要从当代社会文学生产与消费的现实关系中,从文学消费角度加以把握.     

早期中国文学史的基本形态与撰写方法

文学史的撰写历来是文学研究与教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进入21世纪,中国文学史的撰写步入了一个新时期,考察中国早期文学史的基本形态与撰写方法,可以为新世纪的文学史撰写提供有益的借鉴。早期中国文学史存在几种基本形态,一是以传统的历史著作体例为借鉴的历史形态,一是具有一定哲学意识的体系化的理论形态,另外,还有文学与其他不同学科对比的比较形态。其撰写方法主要是科学研究法与综合研究法,前者指考据与实证研究法,后者指历史与逻辑结合法、史学与美学结合法以及"历史"和"实验"结合法。     

儿童文学史的一体化书写——梅杰专著《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纲要)》评析

梅杰的《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纲要)》将个人立场与历史细部相结合,坚持还原历史,论从史出。这一重写不仅以新的史料质疑了部分儿童文学研究的主流定论,也探讨了中国儿童文学的古今关系、儿童文学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儿童本位”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以及儿童文学作家主体性与作品成就之间的关系、作家作品在不同时代的传承影响关系等。这些关系有所区分地整合进了文学史的叙录评断之中,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中国儿童文学史的一体化书写范式。“儿童本位”论与“泛儿童文学”观的对照书写,突显了中国儿童文学观的历史演变进程及“儿童本位”的重要意义,对此后中国儿童文学史的撰写、儿童文学的创作与批评以及儿童文学的理论建构与实践应用,都有重要价值。     

西方文学史重构的可贵尝试──《演进的诗化人学》的学术特色漫评

自从本世纪80年代中期国内学术界提出“重写文学史”的主张以来，十几年已经过去了。尽管关于“重写”的理论探讨很受人关注，但是，“重写”如何不再停留在理论研讨和空泛议论层面而进人写作实践领域，仍是当今我们面临的任务。很多人指出，我们应该而且必须要写出既具有中国特色又符合国外文学发展实际的外国文学史来。东北师范大学刘建军教授的学术专著《演进的诗化人学—文化视界中的西方文学人文精神传统》（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12月出版），就是重写西方文学史的一次可贵的尝试。从总的印象上说，这部学术专著，是一部观点新颖，…     

文学史与八十年代“主流文学”

20世纪80年代的“主流文学”指的是“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和“先锋文学”这些重要的文学现象。但是,在90年代后出版的文学史著作、史料中,由于时代语境的重要变化,“主流文学”又经历了一个不断被改写、强化或质疑的过程。也就是说,这些文学史著作的多元立场,使原有的文学史定论“重新”成为一个被讨论的对象。这就需要清理这些知识分歧,还原深层次的历史活动,讨论“重写文学史”背后的社会文化动因。文学史的“重写”,实际反映了社会与文学意识形态在转型期的多变性、不确定性,学科的重组和建设,将会经历一个深刻的历史变化。     

从汉语传统中两种“文学”观念看第三次“重写文学史”的趋势

文学史的重写以一定的文学观念为基础,同时又要以古代中国的文献材料为研究对象。在方法上,必然要以观念来指导对材料的选择与解释。而通过考察汉语言传统中＂文学＂概念的流变发现,文学观念有一个由古代的经验总结模式向现代功能性移植模式的突变过程。如何弥合当代文学观念与传统文学实存之间的巨大差异,成为当下＂重写文学史＂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重新解读被当代文学史书写遗忘的名家精品——郭澄清现象论

郭澄清以自成一家、成就卓越的短篇小说和史诗性的《大刀记》而跻身中国当代文学著名作家行列。但是由于所谓“文革文学空白论”、重写文学史反而对郭澄清产生了某种遮蔽与误读，这就是“郭澄清现象”。通过对郭澄清小说的解读，可以发现其对中国当代小说史的独特贡献，认识“郭澄清现象”的文学史价值，恢复其历史的本真面貌。     

文学史的语言维度及其向度——评曹万生主编的《中国现代汉语文学史》

一 1988年4月<上海文论>特辟"重写文学史"专栏,陈思和与王晓明展开了对重写文学史的多重思考.但就在当时,汪曾祺却呈现了不同的声音,认为重写文学史"现在还不行".他基于如下这样的思考:历史事实成为了铁案,作家作品的单向度思考,以及写作中存在的偏差.[1]而当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到今天,汪曾祺的担心显然已不是当前重写文学史的主题了.当前文学史写作的难题,重写文学史的困境,不是能不能重写的问题,而是如何重写的问题.     

文体意识与文学史体例

针对综合型通史式中国文学史撰述体例上的一般做法提出驳议。认为首先应该强化文体意识，加强文体的体裁、语体和风格三层面在文学史中的结构性地位，这是保持文学史的“文学性”的客观基础。其次，在确立历时文体学的前提下，文学史撰述体例中的分期标准、评判文体价值的原则、“综合型”与“通史式”的兼顾等问题才能得到妥当处理。     

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下中国文学史之结构

中国文学的“显在的样式”包括各民族文学不同的表达形式、语种、文学样式、不同的传播介质。中国文学的多民族特征表现出“独享”向“群体共享”的发展趋向和复杂的“独享”、“群体共享”与“部分共享”并存的多重特性。中国文学的“隐性式样”则是制约和影响中国文学精神形成与文学发展历史轨迹的各民族复杂的文化形态和关系。传统文学史写作中线性的历史时序,忽视了共时性的历史空间各民族文学间的影响和融通。文化、语种、文学形态的多样性以及不同民族文学既相互独立、又相互交融并整体推进的特征,是中国文学史结构中四个基本要素。     

试论苏轼历史人物论的特色

苏轼一生写了好几十篇历史人物论,这在我国历代其他文学家的著作中是不多见的。苏轼历史人物不只在数量上可观,而且也很有特色。内容虽是就史而论,但在形式上文学色彩体现得很为强烈,因此,可以说,它既是历史论文,也是带文学性的史论散文。它在文学史上的价值,他们以为要超过在史学史上的价值。但是,有的中国文学史却认为这些文章都不是文学作品,他的许多“记”和“随笔”才是真正的文学散文或带有文学性     

作为文学史分支的文学批评史——中国文学批评史发生聚焦

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发生与中国文学史的建立、发展以及教材的编撰密不可分。关于这点,学界还没有足够重视。从讲授、研究、撰述中国文学史注意到文学批评问题,之后再延展到讲授、研究、撰述文学批评史,是胡小石、陈中凡、郭绍虞、罗根泽等早期文学批评史撰述者共同的学术路径。其原因在于,传统目录学中的"文史"或"诗文评"是他们撰述文学史这一"舶来品"可资借鉴的主要材料。同时,因文学批评是文学之一类,故"文学批评史是文学史之分支"的观念被大多数学人接受,文学史著作也讲述文学批评内容。文学史与文学批评史互助与互用的黏合关系体现在,文学史不仅使得文学批评史重视总集与选本,而且在教与学方面为其提供知识储备,反过来,文学批评史的目的又在于印证文学史。厘清这些问题,对于中国文学批评史发生的研究以及今日文学批评史学科的教学不无裨益。     

翻译文学史:一段问题史

翻译文学是近现代中国的一种重要文学形式,它在促进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的发展中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为翻译文学书写历史是很有意义的一项学术任务。不过,在书写翻译文学史中,有些问题必须加以澄清,如翻译文学的历史依据何在,艺术属性是什么,翻译家的文学史地位如何确定等。翻译文学史的再写与重写将是一个长期的学术任务,它呼唤更多的学者投入到这个研究领域中来。     

重读“中国故事”与“重写文学史”——以《重读20世纪中国小说》为中心

许子东的著作《重读20世纪中国小说》可以被视为20世纪80年代“重写文学史”活动的余声,其“中国故事”的叙述视角及对百年中国小说中“官员”“官场”形象的挖掘是一大创见。由音频节目到纸质书籍,从“有声”到“无声”,该书体现了移动阅读时代听众、读者的阅读习惯与趣味。可以说,此书的写作方式及写作意图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了移动阅读时代文学史写作的新路向,将之与之前的文学史并置比较便于照见当下文学史写作与教学的“困境”,也可以帮助我们重新思考在当前这个时代重读“中国故事”与“重写文学史”的意义。     

文学史写作的反思与重构——论宇文所安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

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在其研究中深刻反思了过去的文学史写作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如分朝界代式的文学时期划分,“从后往前读”的线性解读方式,以名家名作的评介取代文学史全貌,以先行观念决定原始材料的取舍,等等。针对这些弊病,他也做了重写文学史的尝试：将文学文本还原到“话语体系”中考察,在历史的流变中考察文学文本的接受情况,将文学文本视为一个充满不定性的历史生成物。     

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的中华民族文学史观

中华民族文学史观是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转型升级,有其历史发展的必然性,顺应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国家意志和时代话语主潮。多民族文学史观的阈限、中华民族文学参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构的国家政治、对少数民族文学边缘化认知的纠偏、回应重写文学史与经典入史及提升中华文学整体品质与彰显中华文学性格,成为中华民族文学史观的发生逻辑。采用世界眼光与多学科交叉视野、开展汉族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的对话与互动、践行丰富的文学实践与形成厚实的研究案例,成为建设中国式民族文学史观的主要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