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史的历史性与文学性

这篇学术对话主要涉及3个方面的问题:1.深入讨论了中国文学史最基本、最核心的问题——"历史性与文学性的关系;"2.结合西方世界中国文学史研究的最新进展,特别是"中国文学史"著作的书写情况(如宾夕法尼亚大学中国语言文学教授维克托.梅尔主编的《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哈佛大学宇文所安教授和耶鲁大学孙康宜教授共同主编的《剑桥中国文学史》),介绍了西方世界的最新成果和研究信息;3.关于西方从事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学者们的治学心态、学术观念与内在感受。     

论《白话文学史》的文学性

本文分别从胡适的《白话文学史》的命名、文学史观、方法论和历史叙事四个层面展开论述，揭示这部史学著作所具有的文学性特征——指称的模糊性、联想的思维方式、艺术的想象力、文本的多义性、叙事的虚构性，从而为这部开放性的历史名著提供新的解读。     

拓展和深化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几个问题

从时间、空间和语言三个特定向度可以看到当前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需要面对的一些主要问题.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应真正回到文学自身的历史上来,真正建立起中国现代文学的多元共生体系:严肃文学与通俗文学共生;占主流地位的白话文学与不占主流地位的古体诗文共生;汉语写的文学与非汉语写成的文学共生.     

能够写出一部什么样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关于重写文学史的再思考

1980年代流行纯文学、真实的文学史等观念,并据此进行了文学史的重写,从而激活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的局面.但是当写出真实的客观的纯粹的文学史的努力变成一种常识,抑或是一种新的权威姿态时,就有可能使重写文学史这一命题走向自我封闭.由此产生的诸多问题,比如何谓文学的历史,被书写的历史与书写后的历史是何种关系,究竟应该怎样再现历史,历史再现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等,都不是当初提出重写文学史时想的那么简单,如果不加厘清,就有可能成为新的迷思.反思1980年代的重写文学史中的所谓自觉,目的不是要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而是再次激活问题,探寻重写文学史的新的可能性,保持文学史重写的开放性.     

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建构、解构和重构

中国现代文学史范式的建构所依据的观点、材料都带有很强的主观性,其建构又处在建国初期的特定时代背景下,要服从那个时代的需要,而其两度解构,更是受时代背景的决定性的影响.这些都印证着"历史书写"的强烈的主观性.今后必然会有一番重构,也仍然会受时代背景的制约.根据半世纪来建构、解构的经验,当今学科发展中的"多元化"、"学院化"势头,应该有利于重构的趋向.     

以大文学观重开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的新局

文学的历史存在,是以无序隐含着有序,以芜杂隐藏着潜流,维度多端,色彩斑斓,众声喧哗,一切都处在纷繁复杂的动态之中.必须以大文学观,才能总览文学纷纭复杂的历史的、审美的文化存在,深入其牵系着人心与文化的内在本质,展示其广阔丰饶的文化地图,揭示其错综纷繁的精神谱系.研究现代文学而对于与新文学处在不同层面、不同维度上的通俗小说、文言诗词、传统戏曲,尤其是少数民族文学所知有限,甚至不求博学多识,乃是一种知识上的重大缺失.全国高校和研究机构应该分工合作,对百年文学多样、多层、多维的史料资源,进行卷地毯式,或竭泽而渔的清理,然后从纷繁复杂的历史文化存在中,抽象出属于自身原创的原理、法则,用自己的声音与当代世界进行平等的深度对话,这才算尽了现代中国学人的职责.如此,或能重开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的新局.     

文学史的"重写"与教科书的"新编"--评朱栋霖、丁帆、朱晓进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1997》

朱栋霖、丁帆、朱晓进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1997>是文学史"重写"与教科书"新编"在世纪之交的一大收获.它全面落实了以"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理论构架为代表的新的文学史观和系统研究范型;鲜明体现了"现代文学必将被逐步经典化"的历史意识;同时又切于教学实践是一部难得的文学史教科书.     

现代中国文学史书写亟待解决的几个问题

现代中国文学史构建亟待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解决的问题,一是对已有的中国现代文学学科进行调整,惟有建构现代中国文学新学科方能适应书写现代中国全景观文学史的需要;二是确立涵括性大的具有普适‘性功能的价值评估体系,给多系统多元化的现代中国文学以公平合理的评价;三是现代中国文学史书写旨在以史为鉴,自觉反思、追根溯源、探求规律是实现此宗旨的重要举措.     

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扭摆舞”——对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范伯群《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等的批评

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撰写已经有86年的历史,史著已先后出版了150余部,对其研究的专著也出现了3部。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是一部适应中国革命需要的"左"派文学史,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有鲜明的"冷战"背景,对王著进行了根本性的颠覆。范伯群的《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改善了王著的"左派"倾向,给了鸳蝴派作家作品的新的认识和评价,然提出的"两个翅膀论"却令人遗憾地矫枉过正了。     

现代文学研究转型与《中国现代文学史》课程教学

现代文学研究转型的表现是 :研究视野的拓展 ;批评标准的多元化 ;研究方法的丰富多样。高校《现代文学史》教学滞后的状况亟待改变。《现代文学史》课程教学应采用与现代文学研究转型相契合的新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     

论台湾学者皮述民等撰写的《二十世纪中国新文学史》

至今,大陆已经编撰出版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可说是种类繁多,相关述评也是随之繁盛,但由于大多编撰及相关研究对台港及海外的同类文学史著视而不见,欠缺平行比照的视野,这无疑使得我们的文学史编撰始终是自说自话。而台湾学者皮述民等撰写的《二十世纪中国新文学史》在文学史命名与整体流变的勾勒,台湾与大陆文学的并行书写,历史性与文学性的融汇等方面所进行的努力,或可作为我们的镜鉴[1]。     

文学史知识二分法及其意义——以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为中心

进入新时期以来,有关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各种新提法、新理论、新模式不断涌现,这使该学科成为此一时期各人文学科中最为活跃的学科之一;另一方面,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和教学也出现了一些新问题,譬如,学术研究中的"空洞现象",课堂教学中对文学审美性、感受性的漠视等.为解决这些问题,应当从"知识论"角度设法.把笼统的文学史知识进行知识类型学的再分对研究与教学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文学史新著》与《剑桥中国文学史》比较研究

早在19世纪末,西方学者便开始了对中国文学史的书写。20世纪初,林传甲和黄人分别编写《中国文学史》,拉开了中国学者撰写本国文学史的序幕。迄今为止,学界已有数百本中国文学史著述问世。中国学者所著文学史,在文学理念、编写模式和文体分类等方面一直深受西方汉学界的影响,但随着近年来研究思路的改变和学术水平的提升,已经呈现出由整体“趋同”向“趋异”转变的走势。《中国文学史新著》与《剑桥中国文学史》这两部文学史著作,便充分体现了当代中国文学史的书写在中西方的差异。     

“现代”中国文学史——读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

与后来的文学史以建构科学客观的知识学为目的不同,钱基博以传统子、史精神“撰著”《现代中国文学史》,将王阁运、章太炎、康有为、陈三立、严复、王国维、梁启超、胡适等并置一起,讨论他们如何以各自的理论见解和创作实践共同参与和见证“现代”这一“事件”。梁启超、胡适倡导“革命”,追求文学日新叉新的“现代”;章太炎则代表着第二种“现代”人物类型,身预追新求变的“现代”潮流,却自始即长虑却顾,意识到必将随新变而来的种种流弊;《现代中国文学史》着墨最多也是人数最多的是第三类人物,康有为、陈三立、严复、王国维、章士钊等人包括著者钱基博自己,他们始则舍旧谋新惟恐不力,晚则痛加追悔。一部《现代中国文学史》堪称三类“现代”文人之“忏悔录”。     

表意的焦虑——文学性思维的价值祛魅

当下的部分文学理论家认为文学性思维在后现代语境下对其它人文学科领域进行了全面的渗透,因此文学研究应该转向.实际上,文学性思维只是众多艺术性思维的一种,文学性思维的弥漫本质只不过是一种意识形态话语的自我赋予意义的表达,是文学研究在后现代语境下的一种焦虑症的表征.     

中国文学史著作亟待重写

建国后的中国文学史著作功绩不小，但问题不少，亟待重写。新世纪的中国文学史著作应有焕然一新的面貌：一是应描绘出历史的中国文学的整体形象，应充分而明确地展示整个中国文学历史发展的深层的内在客观规律，并将这规律的揭示体现和贯通于整部史著．二是应最充分鲜明地显现民族特色和时代精神，以促进未来文学的发展．要讲民族性格（如表现于文章之讲气势气象）、民族心理（如重内蕴含蓄）、民族思维（如尤重直觉思维与灵感思维）、民族文字（如其优势、性状、特点和规律）、民族文论（如体系、理论、术语）的特色。要以文学观念的更新去对文学史作当代审视或现代阐释．三是评论作品要兼顾思想性与艺术性而尤重艺术特性．四是应包含文学作品与文学理论这互相沟通交融的两部分。五是以往的文学史著有些重要观点和指导思想很需商榷：如几乎一律采取普列汉诺夫的文艺只能起源于劳动说这种谬论．撰写史著的指导思想并非真正民族化现代化的文学思想，其实质是苏式的掺杂点西洋、本土的东西，而并未消化融汇，故需彻底更新；新史著要有宽广长远的历史文化背景和世界文学史的对应参照；其规模和气度要与泱泱文学大国相称媲美，等等。     

新形势下中国现代文学史教学方法探索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在高校中文系的课程设置中一直占有重要的一席,在20世纪80年代的大学校园里甚至掀起了学习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热潮。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价值观念的变化,现在作为基础学科的中国现当代文学日益受到冷落。一方面,近年来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课时不断被压缩,由于各种公共课、通识课增加,加上双休日等因素,各高校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课程大都只剩下100课时左右,约等于80年代的一半。     

“民国文学史”框架与“大后方文学”

百年来的中国文学研究曾经一直为"命名"的问题而反复推敲.在中国现代文学的考察中引入符合历史实际的国家形态的视角,不仅仅是呼应了"中国文学史"固有的秦汉--唐--宋--元--明--清的以国家社会形态为基础的叙述模式,而且更有利于在一个准确的时空范围内厘清中国作家的特殊人生体验、社会遭遇、政治处境以及他们所依托的文化传播方式.如何看待"民国文学"阐释架构的合理性,不仅有助于解决文学史命名的难题,也将为"大后方文学"的研究创造新的可能.     

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中的苏区书写

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中的苏区书写,自新中国成立即已开始,到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陆续结束.苏区叙述在文学史编纂中的起伏变化直至离场,关联着文学史书写的整个思潮背景的动态变迁,也关联着社会转型期文化价值的不断调整.在如今倡导文化自信和讲好中国故事的时代语境下,将苏区文艺重新纳入人民文艺的叙事脉络,使其重返文学史场域,以期完整描述二十世纪中国现当代文学图景,其应成为传承苏区精神的重要路径与课题.     

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写范式的若干问题

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著述日益繁多,但真正自成体系、有价值和特色的只占少数。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写,要把港台文学和沦陷区文学、以及少数民族文学和女性文学有机融入文学史,而不是硬性地作为板块嵌入。在价值观与历史观上,应该真正贯彻历史主义原则,尽可能呈现历史的原生态,并以开放现代的、具有普泛价值的人性观念和世界文学的普遍原则作为价值标准。在历史与逻辑的关系中,要处理好困扰在文学史写作中的经典与非经典、主流与支流、现象与本质、规律与非规律、进化与非进化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