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修西伯利亚铁路在晚清中国的反应

俄国在修筑西伯利亚铁路过程中,中国一直关注其进展情况。该路动工后,清廷抓紧修建关东铁路,以加强东北防务,防止俄国扩张。俄国提议将西伯利亚铁路穿越中国东北时,驻俄公使许景澄与之进行合理交涉,后俄国又通过赴俄特使李鸿章获得了在中国东北筑路的特权。部分驻外使臣、早期维新派、官员看到了俄修西伯利亚铁路对中国的潜在威胁,建议清廷尽快修筑铁路。社会上一些有影响的报刊在甲午战争之前曾关注俄修铁路的侵略目的,但在甲午战后随着清廷政策变为“联俄”而主要报道该路的修建运营及商业功能,在铁路竣工之际又评论该路与中国的利害关系。虽然部分民众在义和团运动时期曾冲击中东铁路,但不少华工参与该路的修建,为西伯利亚铁路的建成作出了贡献。     

义和团劫运观的历史内涵

封建蒙昧性是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的突出特点,而劫运观是赋予义和团运动浓厚的封建蒙昧性色调的最主要的宗教信念。这一宗教信念以其富有乡土文化气息的独特义理,成为十九世纪末北方乡土民众进行民族自卫斗争的核心思想武器。透视这一思想武器的历史内涵,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十九世纪末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国乡土百姓投身于民族救亡斗争的精神诉求,以及他们实践其精神诉求的悲剧性方式。     

略论汤寿潜与浙江收回路权运动

汤寿潜是中国近代早期资产阶级维新思想的重要代表之一。20世纪初,在与帝国主义争夺路权、力主铁路集资自办运动中作出过重要贡献。他苦心经营浙路公司,使该公司成为“商办之冠”;据理争废《苏杭甬铁路草合同》,与帝国主义列强争夺路权;力拒借款,与出卖路权的清政府和推行“借款筑路”反动政策的官僚进行斗争,取得沪杭甬铁路的完全商办。汤寿潜是浙江收回路权运动的领袖,不仅为商办浙路立下了不朽功勋,而且推动了全国商办铁路运动的发展,促进了各地的争路风潮。     

北宁路权述略

路权问题是中国近代铁路史之核心问题。路权的归属更易,无不反映当时社会的形势。本文仅就北宁路权逐步丧失的过程,论述帝国主义对华政治、经济侵略及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影响。一、英国攫取北宁路权北宁之路,起讫于北京、奉天,亦称京奉路。始建于1881年,旋分段展筑,至1905年告竣,为中国最早创办的国有铁路。北宁路纵贯关内外,沿线矿产丰富,一直为帝国主义激烈争夺的目标。北宁路修筑伊始,英人金达便居铁路总工程师一职,从勘察路线、动工修筑、引进材料,直至运输管理,均由他一人定夺。如筹建筑路期间,负责此事的轮船招商局总办唐廷枢     

电报技术、报纸媒介与晚清时期的民意表达——基于《申报》《新闻报》《时报》所载公电的分析

20世纪初,国内民众开始利用电报技术,直接向清政府拍发联名公电,表达他们对于内政外交的看法。预备立宪后,社会言论环境更为宽松,每有重要事情发生,清政府多会收到外界来电。随着民众来电增多,清政府采取一些限制措施,逐步切断民众直接拍电给政府的渠道。一些人转而致电报馆,借助报纸媒介传播自己的意见。上海的一些报纸还辟出专栏,用以登载社会各界来电。《申报》《新闻报》《时报》所载公电,发电者主要为各界民众,内容多样,诸如揭露社会不公、表达诉求、发布通告等。电报技术与报纸媒介的结合催生出晚清民意表达的新途径,为人们提供了高效率匿名传播平台,拓展了晚清社会言论空间。     

略论苏联从中国占去黑瞎子岛

黑瞎子岛地区的中苏(俄)国界以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主航道为界,这是不平等的《中俄瑗珲条约》与《中俄北京条约》所确定的。黑瞎子岛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1929年苏联从中国占去黑瞎子岛是严重损害中国的事件。中国要求收回中东铁路和黑瞎子岛是被压迫民族国家反抗侵略压迫的正义行动。中东路事件的实质是被压迫民族国家反抗侵略者的矛盾与斗争。     

儒学平民化的一次尝试——论泰州学派王艮的“百姓日用之学”

王艮出身平民,不是完全的学究型学者,所以他对于儒学的思考也是从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入手,提出了他自己的＂百姓日用之学＂,强调圣人之学就是百姓日用之学,人们只需在其日常生活中体贴良知之天理,离却日常生活,无道可明。他的这一思想是儒学平民化的一次尝试,为儒学从少数精英学者之事向天下百姓皆可为之之事的过渡,为儒学在社会生活尤其是普通民众中的实现和普及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股东维权与政府夺权之争——保路运动中的川路公司宜昌分公司事件

清末,商办川路公司按《公司律》进行改革,形成了内部民主运行机制。川路公司设宜昌分公司,开工修筑川汉铁路宜昌至归州段,由李稷勋任分公司经理。清政府颁布铁路"干路国有政策",要强行收回商办干路,改由政府借外债修筑,遭川路公司董事局抵制,而李稷勋擅自与邮传部大臣盛宣怀密商,把宜昌分公司交归国有。邮传部接收之,并令李稷勋代表政府,用原来的川路路款,继续主持宜归段路工。川路公司董事局据《公司律》召开股东特别大会,议决川汉路仍归商办,辞退李稷勋,并弹劾盛宣怀,并将诉求写成公呈,由署川督赵尔丰代奏。清廷竟置之不理。川省商民怒不可遏,先以罢市、罢课,旋以抗粮抗税相争。清政府镇压商民,酿成血案,乃致官民决裂,引发武昌起义。     

醉花阴(二首)

《中国青年报》2011年2月15日专稿：百姓需要这么多晚会吗？ 晚会台台连夜闹,盛世风光俏。劲舞又狂歌,小品相声,逗得人来笑。台台晚会豪华耀,花费知多少？滚滚卷钱钞。主管无言,百姓谁能晓？     

胶州湾事件的中德外交博弈—以翁同龢为中心

胶州湾事件中,针对清朝大臣李秉衡的任用、山东铁路修筑权及铁路沿线矿山开采权、赔款及租借胶澳问题,清政府与德国展开了交涉、博弈。在此博弈过程中,兼任总理各国事务大臣的翁同龢据理力争,虽在一定程度上获得某些有利于中国的条款,但在德国强大武力威胁面前终究无法改变中国被侵略的命运。     

从陈年的小说看底层写作

一位下岗女工陈年笔下的底层矿工生活,为了不高的理想目标有奋斗、有抗争,但更多的是作者自己心灵的呼唤。然而底层文学不应变成"伤痕文学",应当表现广阔社会生活的千姿百态而不是千篇一律;应当在表现底层人物的真实生存状态的基础上,反映普通民众的精神诉求。那些忘记崇高,甘于平庸的人固然存在,但更多的百姓依然在为生活努力奋斗着。作者不应在描写苦难、残酷、仇恨的潮流中淹没了民众的真实意志,而成为"单向度写作"。     

论语文课程标准中的意识形态教育

语文课程从来不是价值无涉的领域,而是受到意识形态强烈影响的领域。百余年来,我国语文课程意识形态教育的功能一直存在。国外中小学语文课程标准中也普遍存在意识形态教育的内容。语文意识形态教育涉及政府管理部门、政策制定者、专家学者、一线教师、家长和学生等多元主体,各自都有着不同的价值诉求。基于此,对我国当前的语文学科意识形态教育,提出几点建议:一是要准确把握语文课程特点,发挥语文学科立德树人的独特功能;二是要尊重教育规律,精选意识形态教育内容,协调各相关方的价值诉求;三是要改进意识形态教育方式,为学科育人赋能增效。     

中东部涉及少数民族群体性事件地域特征及原因

少数民族群体性事件,地域不同,表现方式不同。南方特征：事件主要发生在流动少数民族和汉族之间;涉及土家族等民族;涉及穆斯林比例较大。东南特征：世居和流动少数民族同时参加;2006年后显著增多;百人以上重大事件比例较大;有较强转化性;东西部联动;经济利益纠纷为主。北方特征：回汉族矛盾居主导;利益纠纷逐年增多;不能理性表达合理诉求。世居和流动少数民族构成比例不同,地域性经济文化特征不同,地方政府处理策略不同,是导致不同地域特征的主要原因。     

从惠山泥人大阿福看民间和谐观

大阿福是惠山泥人中最具特色的传统作品,通过分析大阿福的造型特点、民俗意义及用色取材,提出,百姓对和谐的追求和认识本质上是对人自身平安和幸福的追求。寄托于大阿福来驱邪纳祥,祈福消灾,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百姓往往可以在一件民艺造物中寄托对生活的全部希望。民间美术作品中蕴涵的人文精神与和谐观念从早期驱鬼避邪的迷信活动逐渐演变为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通过民间美术作品的传承,逐渐发展成为符号化的图式或造型,这种良好愿望变成生活方式,受道德约束和规范,成为中国文化中最有生命力的部分。     

儒学的民间化与世俗化——论泰州学派对"阳明学"的超越

泰州学派以儒学民间化的方式展现了其对"阳明学"的超越。以往的解释多将这一超越归结为泰州学派的贫民情结与启蒙情怀。其实将这一超越解释为在价值取向上追求儒学世俗化更为恰当。儒学世俗化应是儒学求得现代发展的根本导向,分析泰州学派如何借推动儒学民间化以追求儒学世俗化:在理论上为消解"天理"的神圣性而张扬"人欲"的合法性,在行动纲领上提出"百姓日用即道",在传播方式上迎合百姓的信仰心理,可以为我们充分认识儒学世俗化对儒学现代化之意义提供有益的启迪。     

社区听证会——美国社区维权的重要手段

最近长春市政府举行了一次听证会,邀请 80 位市民旁听,没想报名人数连一半都不够。是市民参政能力差?还是组织工作不完善?相比欧美一些国家的听证会,会发现以下的不同。 其一,听证会主体(尤其是听证会的召集方)地位不同。在国外,许多听证会的倡议者是民间团体和个人。在中国,听证会目前大多是由政府一方倡议。例如,发改委《政府价格听证会办法》规定:“政府制定或调整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公用事业、公益服务价格和自然垄断经营的商品价格时,应该举行听证会。”消费者或社会团体可以向政府部门提出申请召开听证会也是可以的,但具体办法和程序始终没有得到落实。 其二、国内一些听证会流于形式。过去,政府部门是通过“传达”文件的形式,将决定通知百姓;现在政府部门举行听证会,百姓有表达意愿的机会了。但一些听证会在议程安排、参加人员和发言代表上做了限制,使群众意见成了摆设,成了变相的“通告会”。 其三、民众参与程度不同,结果也不同。国外民众参与听证会是“自下而上”的:民众发现问题,要求政府部门召开听证会、解决问题。它是监督政府工作与服务的手段与途径。如果听证会上不能解决问题,后续行动是司法解决,或通过竞选、出任地方政府官员,为民代言。而以上提到的渠道在中国目前还不够畅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