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传统戏到现代派

在艺术圈子内外,常常听到两种颇为流行而又相悖的观点:其一,中国的传统戏曲与西方的现代派艺术水火不相容。凡是醉心于传统戏的“遗老遗少”都容不得现代派,凡是热衷于现代派的“假洋鬼子”必然对传统戏嗤之以鼻;其二,中国传统戏曲和西方现代派是同一个东西。由于种种历史的和社会的原因,它们象一对难兄难弟,与当代社会格格不入     

现代西方人本主义思潮在中国的影响

现代西方人本主义思潮是一种以个人为本位的哲学思潮，自20世纪初传入中国以来，在“五四”运动时期，它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反对封建旧制度、旧化的思想武器，70年代末至肋年代初，它成为流行于中国青年一代中最时髦的哲学，现阶段，它又为我们克服现代工业社会，技术理性主宰一切所造成的种种弊端提供了有益的帮助。     

“老挝”的音读及其由来

老挝的“老”读曰“lǎo”,这是没有疑问的。这里要考释的是“挝”的音读与由来。据新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挝”在老挝这一国名中读作“Wō”(窝)。这颇使人费解。佬族人自称为“lao”,并无“Wō”的音。显然,“老挝”这一称谓不是自称,而是由我国史籍记载而传下来的一个他称。据考,“老挝”一词出现于我国史籍,其时间不会早于元代,而大量出现则是在明代以后。现在的问题是,老挝的“挝”在当时是否读作“Wō”?如果不是,又读作何音     

伯乐小议

经过“四人帮”长期的摧残和破坏,人材奇缺,已经成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一个突出的矛盾。很自然地,人们又想起了伯乐相马这个古老的故事。当然,我们现在欣赏这个故事,只是从善于发现人材、培养人材这一点上取其一般意义,至于用伯乐相马来比喻发现人材,却是封建社会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细想伯乐相马故事得以产生和流传的历史背景,以及关于伯乐的种种议论,包括韩愈的“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这句名言,我们就可以知道,在封建社会中,人材能以罕见的千里马称之,虽说常有,其实是不多的,而能称之为伯乐的,就少而又少了。这并不是说,封建统治阶级都和“四人帮”一样愚蠢,不知道     

马克思早期著作中的未来理想社会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马克思早期著作中是有严格的区别的。在早期著作中 ,马克思不赞同当时流行的种种“共产主义”学说 ,他明确地把取代资本主义的理想社会称之为“社会主义”。在马克思看来 ,当时流行的种种共产主义只是社会主义原则的一个片面的实现 ,只是实现社会主义的一个中介、一个环节 ,它不是对人的本质的真正的肯定 ,不是最理想的社会。     

谈天

天字甲文作■、金文作■,多解为“人形而特大其头。”说方块与园点是指示头顶所在的符号。广西新版《现代汉语知识》沿讹袭谬说:“天是正面而立的人,头上加一横,提示‘顶颠’的意义。”这虽然较之《说文》“至高无上,从一大”和段玉裁“其大无有二也”等人君思想的“会意说”进了一步;但仍囿于黄以周“上其画以象天”的造字法规,一横是“头上青天”的“指事”说,也不可从。天,是一个形声字,当为从人丁声。人形毫无疑义,但不是“特大其头”,方块、元点是声符丁。丁字,甲文有作方块或六角形的,金文有作钉形或元点的。在金器中成字从戊丁声即作钉形,可为佐证。此其一;     

包惠僧不是中共“一大”广东代表

包惠僧是否中共“一大”代表,目前还有纷歧意见,特别是有的文章更肯定“包惠僧是中共‘一大’的广东代表”。这显然与事实不符。首先,从参加“一大”的代表的回忆来看是否定的。毛泽东、董必武同志虽一度认为包惠僧是“一大”的代表,但后来的回忆都作了更正。毛泽东在“九大”开幕式讲话中列举的“一大”代表便没有了包惠僧。董必武在一九七一年答来访者说;“广州是一个人,实际到了两个,有一个包惠僧,他是一个新闻记者,是列席的,不是代表。”因此,我们不应只以毛泽东、董必武过去曾说过包惠僧是“一大”代表的话,便断定包惠僧是“一大”代表,而不注意毛泽东、董必武后来更正了的话。毛泽东、董必武后来的更正,决不应看作是前后记忆上的差错,而应该认为是根据事实予以改正的。这只要我们列举下列一些人的话就足资证明。     

女人眼中的男士形象

女人相聚时,谈到男人的服饰穿戴打扮,议论男子汉的形象,往往一针见血,颇有独特见解,让我们男人也来听几句“批评建议”。 ○欲塑造或保持一个完美的理想的外观形象,光靠花钱是行不通的。男人是否有魅力,人们往往注重他拥有的外貌气质,而不是其时髦的外包装。     

儒学两题

有人提出儒学两题,我试答如下: 问:春秋时儒墨同成显学,何以墨学独晦,直至清代才被人提起?愚见:墨子之反宗法比儒家的重宗法优良,墨子的反宿命比儒家的信天命优良,墨子的作重于述,比儒家优良,墨家的施自贫贱始比儒家的施自亲始优良,墨子的人与禽兽的区别在于努力生产、努力工作,比儒家之天地之性人为贵优良。 答:谈问题恐怕应从本原谈起。我国从野蛮进入文明大概在于东周战国之交,儒家正当其时。所以儒家的孔子被捧为大师,不是无理由的。在说人生而有父母,于是又和家与国毗连。儒家的“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正是一个人从小到大由里及表的概括,这是墨和管、老、庄、荀诸家所不能企及的。因为管、荀、老、庄诸家所见纵即比儒家精深,究竟偏于一隅,不及儒家能覆盖全体。再说墨子之学比起儒家是后起,其人也不与孔子同时,他的传统关系也不与孔子同。孔子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又“为了东周”栖皇一生的人,从人格来看,他和管、墨近似,而与老庄不同,宗法之制,仿自殷周,不能不讲。所以孔子的“述”摆在“作”之前,如说孔子有“述”无“作”也不对,孔子作《春秋》,难道不是“作”吗?     

英雄末路的悲叹——试论《故事新编》的“虚妄感”

《故事新编》的创作历时“足足有十三年”,对于鲁迅这位独特的精神个体来说是一个很奇特的创作现象。因为鲁迅的创作历程是一个不断探索、不断追求“自我超越”的过程,小说——散文——杂文,随着现实的急剧变化而呈现出各自不同的侧重点。而历史小说这种体裁一直引起鲁迅的创作兴趣,早年“决计不再写这样的小说”的誓言也不能阻止他去“预备足成八则《故事新编》”,这一点恰恰没有引起研究者的足够重视。如果说《呐喊》诸篇是鲁迅意为先驱者摇旗呐喊而对生活中切身感受过种种苦于不能忘怀的东西描写和再现的话,那么历史小说集《故事新编》在某种意义上则是基于创作主体英     

异想天开——创造性思维的一个特点

按照传统的理解,异想天开本来是一个贬义词,意指想法离奇而不切实际。然而,美国哲学家、发明家爱德华·德博诺曾写过一本在国际上引起广泛重视的《异想天开》的书,着力提倡“旁通的思考方法”。德博诺认为:现在流行的只注意记忆和逻辑的思考方法,在创新方面有很大的局限性,而 “旁通的思考方法”却能解决推理所无法解决的问题。这种思考方法与逻辑方法相配合,在激发新的思想方面具有很高的价值。 为了说明问题,德博诺在书中讲了一个故事。一个丑陋不堪的老债主逼迫一个商人还债,商人还不起,老债主提出娶他漂亮的女儿抵债。父女俩为此着急,老债主又提出,用里面装着黑色石子和白色石子的两个     

试探《周易》与突变论

“新三论”,是指耗散结构论、协同学和突变论。普利高津建立的耗散结构理论,使系统论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哈肯的协同学又提出;不仅开放系统通过协同,可以从无序向有序转化,即使是封闭系统、热平衡状态,有时也可以出现有序状态。这种观点比普利高津前进了一步。耗散结构论、协同学完成定量研究又是依靠突变论方法的。突变论是近一、二十年发展起来的又一系统论。众所周知,现代系统论的建立,决不是什么时髦一时的产物,早期中国人的辩证整体论、古代和近代欧洲人的系统观、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系统思想,为现代系统论的建立作了准备。“六经”之首的《周易》,是中国人辩证整体论的鼻祖。无怪耗散结     

审美群体效应与接受美学

<正> 如果说,文学创作审美意义的成功,从前是一个使作家倍受困惑受折磨的目标,那么,“接受美学”观念近年来在我国的引进,则客观上把这种受困惑受折磨的圈子扩大了:一大批批评家也开始“引火烧身”,喊出了“我所批评的就是我”、“批评即选择”的口号;而作为读者,同样也不甘寂寞,责任感、焦灼感驱使着他们作出种种努力,淘汰着一批又一批的作品,推出了一种又一种“流行色”……     

我们需要的是"工具理性批判"吗?

目前的“工具理性批判”常常把批判的矛头指向科学技术,认为它导致了现代社会中的种种异化现象。其实,造成这些异化的根源并不是作为“工具理性”的科学技术本身,而是那些指导科学技术开发运用的“理性”或“非理性”的价值观念。因此,今天我们需要的也不是“工具理性批判”,而首先是“价值理性批判”或“价值非理性批判”。     

“历史”的荧屏书写

“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史之外无有语言焉;史之外无有文字焉;史之外无有人伦品目焉”。由此可见,在中国的主流观念中,历史一直有着崇高甚至近于神圣的位置。“春秋笔法”也是中国文人在政治高压下指陈时弊的惯常手法,因此历代统治者对历史的写法也就极其敏感。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历史悠久丰富,充满惊心动魄的故事,因此连村夫野老闲下来都喜欢谈古论今,种种稗官野史又成为茶余饭后的谈资,传统戏剧很少与现实生活有关,几乎都是“历史剧”,所以老老少少对历史又都有着浓厚的兴趣,“历史”成为重要的休闲物。显然,“历史”在中国向有“精英…     

东西方文化论争背景下的中国现代小诗

小诗是“五四”时期最为流行的新诗品种之一。然而它的影响来源却不是主流文化的西方思潮而主要是东方的泰戈尔与日本的俳句。这种看似“意外”的现象既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 ,又蕴涵着新诗发展的内在需要。本文同时也指出 ,泰戈尔的精神其实并不是排斥西方的 ,受其影响最深的冰心的小诗便是一个例子 ;而俳句则给苦于在白话与诗之间有点不知所措的诗界提供了某些经验。     

春节玩转香港 全家游莫错过

香港拥有"东方之珠""美食天堂"和"购物天堂"等美誉,世界级的建筑、快节奏的生活、时尚摩登的娱乐享受,无不凸现这座城市的惊艳魅力。香港是一个生活的天堂,集各式各样的欢乐于一地。在香港,既可以观赏到美丽的自然风光,又可以获得商业文明带来的种种享受。心动不如行动,快趁这个春节,带着家人,以旅行之名,走进这座有着传奇故事的璀璨之都吧!     

海派文学与上海时间——以张爱玲、白先勇及王安忆为对象

在社会发展和城市建设等现实问题上,来自文学艺术的思考,向来不容忽视。这也是我们从“文学上海”角度反思并重建上海与文学的关系的重要原因。本文认为“文学上海”的本质在于“以时间来思考”;时间以及在时间基础而产生的记忆问题,是“文学上海”的一个永恒主题。这个主题,在百年海派文学中被不断书写,其中尤以张爱玲、白先勇以及王安忆为代表。三者笔下呈现的“文学上海”异中有同,均以上海这座以时问构形的城市为依托,在城市与文学的关系中,描画出上海这座现代城市在历史时间及文化记忆中的诸种面相。这些面相提醒我们,海派文学与上海时间从来都不是单一的,“文学上海”有着时间及记忆上的复杂性,因此在社会发展和城市建设上,我们应该保持更加多元的取向,对那种以牺牲记忆来谋求发展、以单一的现代时间来规约上海发展的做法保持一定的警醒。     

一部不可多得的中国现代诗论——读李怡《中国现代新诗与古典诗歌传统》

近年来,随着文学研究的不断深入,新诗研究的佳音也频频传来,不时有新老专家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奉献给读者.青年学者李怡的《中国现代新诗与古典诗歌传统》(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4),以其最接近新诗本体,最具理论色彩的独特风格,填补了中国现代诗论的空白.“走向……本体”,“回到……本身”,曾经是八十年代包括新诗在内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重要口号,许多至力于新诗研究的学者都为此付出了他们的努力与艰辛,也取得了某些方面的成果.但真正走向本体、回到本身又绝非一蹴而就的易事,它不仅需要排除文学以外种种因素的干扰,更要耐心地去梳理纷云复杂的新诗本身.面对这些艰难而又棘手的问题,李怡既没有退怯,也没有绕过.他在著作的“导言”部分就明确宣布,“我们须得擦净现代诗歌概念中的那些西方文化痕迹,又得拨开中国诗人种种的‘误读’、‘反读’所带来的种种歧意”,要“清除     

我是“上帝“我怕谁

市场流行“宰你没商量”,这就注定了“上帝”们的“苦大仇深”。其实,这与“上帝”们的“长不大”也颇有关,今天才挨“宰”,转身就忘光,只会认倒霉,明天必定又会上当也。笔者也系所谓“上帝”之一。但值得庆幸的是,上当多了终学乖,一经“觉醒”后自我保护的意识渐强,挨“宰”上当的事从此大大减少矣。且讲一段我当“上帝”的故事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