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澧《东塾读书记》的经学主旨

陈澧《东塾读书记》为近代经学名著,所记皆经学研究的前沿问题。其书提出“《孝经》为道之根源,六艺之总会”,主张经书排序以《孝经》为先。强调学习《周易》“不必驰心于虚眇”,认为“卦气”“纳甲”“爻辰”“先天”等象数易学皆不可信,学《易》当以义理为正宗,对于惠栋恢复汉代象数易学不以为然。在尚书学上,支持赵翼的主张,质疑郑玄“别有《舜典》已亡”之说。在诗经学上,对于《诗经·小序》原序、续序作者的认定,远较前人精细。在春秋学上,主张以《左传》为主,以实证推翻“《左氏》不传《春秋》”之说。陈澧《东塾读书记》所论皆公允平实,言而有据。这是一部可以比肩顾炎武《日知录》的著作。     

张栻易学之特色

张栻易学的基本架构是以太极为宇宙本体,太极函天、地、人三材之道为一。认为阴阳作为天之道,乃形而上者,非形而下,这是张栻与程朱等理学家的不同之处,体现了张栻易学的特色。更为精彩的是,张栻通过阐释《周易》而展开对道器关系的论述,提出了与其他理学家不同的器先道后说,这是张栻易学的突出特点。     

唐文治《读易提纲》述要

《读易提纲》是唐文治先生所作《十三经提纲》第一卷有关《周易》部分的入门纲要。《读易提纲》虽为“开示初学读经门径”所作,但并非搜辑旧说,而是贯注了蔚芝先生对于易学的基本理解,是我们探寻蔚芝先生易学思想的重要途径。从《读易提纲》可见,蔚芝先生论《易》始终有一以贯之的精神,所谓“惟折衷于圣传”。具体来说,一是基于孔门解《易》之家法,强调通过象数义例来通达言、象并进而发明圣义,在象数义例的使用上以《十翼》为界;二则是在义理的阐发上同样以《十翼》为准绳。这不仅是理解蔚芝先生易学整体之枢要,也是“千古解《易》之准的”。     

司马光《太玄集注》研究

司马光认为《太玄》与《易》“道同而法异”,故《太玄集注》多援《易》以释《玄》;并以为《太玄》合于圣人之心经典之义,故《集注》广引经典以释《玄》;《集注》以卦气学说和首名义训,重新厘定玄首拟卦之序。要之,司马光把《太玄》置于易学发展史的大背景下进行整体观照,以透显《太玄》熔铸百家的学术品格。     

焦延寿易学杂说

焦延寿,字赣。西汉著名易学家,擅长象数占验,自称师从孟喜学《易》,故其弟子京房说,“延寿易即孟氏学”(《汉书·京房传》),而孟喜正传弟子“翟牧、白生不肯,皆曰非也”(同上)。其实,焦氏易学并非出自孟喜,而“独得隐士之说,托之孟氏,不相与同”(同上)。他这种做法,只不过是借助孟氏易抬高自己易学的地位而已。焦氏易学著作有《易林》、《易林变占》。《隋     

《文心雕龙》寓言诗学的元范例——《周易》与《文心雕龙》关系另解

《周易》是《文心雕龙》寓言诗学的逻辑起点和元范例。《周易》最突出的寓言文本特征是“隐”,所“隐”者为“精义”,所以“隐”者为“四象”;刘勰欣赏由这一表意方式所形成的辞近旨远、精义深隐的风格。《周易》和两汉易学的寓言式思维方式还体现在《文心雕龙》的整体篇目结构上,刘勰希望通过对“大易之数”的认同与仿效使《文心雕龙》与《周易》一样成为天道与神理的寓言。“道”与“神理”等终极观念在《文心雕龙》中的意义并非实质性的,而是功能性的,即让河图、洛书、易象等符号与数字有所寓意。     

《周易研究》创刊发行

我国建国以来唯一的一家易学研究专刊《周易研究》,于今年7月正式创刊发行。该刊由山东大学易学研究中心主办。《周易研究》以《周易》与传统文化为主题,以“《周易》经,传最新探讨”和“《周易》与自然科学”为内容。设有“。《周易》哲学思想”、“《周易》与传统文化”,“易学与自然科学”、“易学研究信息”、“易学入门讲座”等栏目。该刊融学术性、知识性、动态性为一体,既是易学研究工作者的专业性刊物,又对于一般文史工     

《左传》《国语》中变占新考

1 占筮是古代易学应用的一个重要内容。《系辞上传》说:“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指出了占筮在古代易学中的地位。现在流传下来的较早的有关占筮的文字记载,见于《左传》和《国语》。两书中共有涉及《周易》的记载2条,其中有6条是引用《周易》以说明或评论事理的,关于占筮的有16条,其中有14条涉及卦变。     

东汉道教易学的形成和发展

东汉后期,政治腐败,社会黑暗。伴随着日益严重的社会危机,道教迅速形成并发展起来。《太平经》和《周易参同契》作为易道融合的典范,十分重视借鉴易学思想构建其道教理论,继承和发挥《周易》之道,提出了一系列易学思想,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道教易学,同时对易学的转型和发展也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欧阳修解《易》探析

欧阳修是宋代的易学名家，一生既辨《易》，又解《易》。他采用问答体，通过选解方式，注重从义理角度阐发《易》经，其方法则是“推天地之理以明人事之始终”；欧阳修解《易》，有比附人事、喜欢议论、主张经世三个特点，可见他对宋代易学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     

《周易》阴阳感应思想与治理之道研究

《周易》阴阳感应思想是理解《周易》治理之道的关键,《周易》治理之道建立在《周易》的礼治与德治、法治相结合的综合协同治理思想基础之上。《周易》的阴阳感应以礼乐为规范,礼治与德治的精神建立在阴阳感应的基础之上,《周易》的阴阳感应思想为礼乐制度的制定,以及礼制礼治的运行提供了良好的民众心理基础与思想基础。     

论李顒学术思想的王学特征

李(禺页)吸收了阳明的“致良知”学说,以“致良知” 为本体,并以朱子“主敬穷理存养去欲”的工夫对其加以补救,但他所谓的朱子的工夫从一定意义上讲是王学化了的。在以“致良知” 为本的基础上,李(禺页)提出了“悔过自新”说,更进一步体现了其以王学为本的思想特征。     

周初所建三监考论

历来关于周初所建三监的各类记载和论述,意见分歧比较大,有必要加以研讨,取得一致的看法。三监应是管、蔡、霍三叔,不包括武庚。管主卫,蔡主,霍主邶,其他分工之说不可取。邶在朝歌之北,在其南,卫在其东,其他方位之说亦不可取。     

船山治易历程追踪

探寻船山研究易学的历程,从总体上揭示船山易学思想的特点、特色及其在易学史上第三个“圈圈”的终结与集大成的地位;说明《周易考异》 、《 周易稗疏》 是船山治易的基础工作;初得观卦之义,是其服膺易理之始;船山易学思想的重要特征为兼崇象数与义理又归属于义理;《周易外传》基于乾坤二卦所产生的各卦卦象与义象以及各卦的错综变化,探求其中的根本哲理,并将其广泛运用于各种物理人事之中;《周易大象解》 是他的社会政治现和伦理道德思想的集大成;《周易内传》坚持乾坤并建,错综合一,占学一理,得失吉凶一道,强调《易》为君子谋,不为小人谋。     

论陈抟易学思想的影响

陈抟所开启的宋代象数易学一方面以《周易》的卦爻象数为基础,另一方面又超出卦爻象数之外,创新性地融合易老之说,积极探索自然万物的化生奥秘。陈抟易道相通、太极是一的宇宙本体论,融合了道家本体论和儒家太极说,并与道教内丹学紧密结合。同时,这种宇宙生成模式对邵雍、刘牧、周敦颐等宋儒以思维性启迪和深刻影响。     

况周颐《蕙风词》删编考论——兼论词学交游对其编词之影响

况周颐晚年将毕生所刻词集删定为《蕙风词》两卷，去取精审，仅存词123首。此举不单是选萃旧作之菁华，还包括对部分词作的删改修订，蕴含了一定的改词方法。其中况周颐词学思想的深化是促使其编选词集的内因，而与王鹏运、朱祖谋的词学交游，则是影响其作词、刻词、改词和选词的外因。在时间节点上，况周颐删编《蕙风词》与其构撰《蕙风词话》大致同步，反映了创作实践和词学理论的共生互融。     

论胡炳文对朱熹《周易本义》的推明与发挥

胡炳文是元代易学发展史上的重要代表人物,著有《〈周易本义〉通释》十二卷,此书在总体致思路向上以朱子易学为宗,是提升和补益朱子易学思想的一部力作。在诠释内容上,《通释》对《周易》一些范畴的独创性诠解,对《周易本义》诸多诠解的延伸性说明,成为朱子易学解释的有益扩充;在诠释方法上,《通释》以卦与卦之间相比照、经与经之间相参照等多重诠释视角,拓展了朱熹的解《易》理路。在思想主旨上,《通释》发挥朱熹的理本论,运用政治发展与人伦日用中的诸多现象说明《周易本义》所强调的中、正、时、慎等义,对朱子的易学思想作出了一定的理论提升。     

《文心雕龙》与汉代易学

南朝刘勰的不朽之作《文心雕龙》是深受汉代象数易学影响的。刘勰对汉易象数之学中一些重要解易体例的吸取主要是通过承袭马融、郑玄两家《易》注中本于京氏易的解易体例而实现的;但又以古文经学的治学理念为尺标,对今文经学的象数易学加以取舍,从而扬弃了象数易学中繁琐的解易套路,也抛弃了今天经学中论阴阳灾异的神秘主义内容。《文心雕龙》的理论体系是:就易学史而言,《文心雕龙》的易学基础是汉代象数之学,而不依取魏晋王弼派易学;就经学史而言,属古文经学系统。总之,《文心雕龙》归属于儒家经学体系。     

柳永与“俗词”中歌妓情感分析

柳永“俗词”中关于歌妓姓名、歌妓身体、歌妓身份、性爱场景等方面描写可谓淋漓尽致。柳词中的歌妓形象与以往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大不相同。柳永能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手笔表现歌妓,这与他和歌妓的密切接触和特殊关系是分不开的。通过社会层面和个人层面分析,从全新角度论证了柳永与歌妓的真正情感和歌妓当时的社会地位。     

《周易》与科学关系的再审视

本文分别探讨了《周易》与三种科学模式的关系。首先,从中医学这一个侧面说明《周易》与中国古代科学关系不大。其次,指出作为国学经典的《周易》对外来的近代科学无所谓阻碍或促进。最后,认为现代科学的整体性、动态性的宇宙观在现代科学体系里本身就已经存在,反过来从《周易》寻找启示的意义不大。反思《周易》与三者的关系,本文主张,《周易》哲学的"为什么"是本体界的探究,而科学的"怎么样"是现象界的描述,二者各有自己的界限和范围,不应把哲学看做科学的指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