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从礼与上海城墙的修筑

上海自元初立县后 2 62年间未筑城墙 ,然明对倭患严重威胁民众生命财产安全 ,阻碍城市发展。顾从礼疏清并出资筑城 ,得到广大民众支持。城墙使倭患得以平息 ,为城厢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作出一定贡献。     

明代山东倭患述略

明代山东倭患述略黄尊严从元朝末年至整个明代，中国始终存在着“倭寇”（日本海盗）之患。山东半岛作为我国北方交通海外的主要门户，为倭寇最早侵扰的地区。其后，倭寇劫掠的主要目标里逐渐转向了东南沿海一带，但山东的倭患仍时断时续，给山东沿海地区人民的生命财产以...     

明政府政策性失误对“倭患”走势的影响

以史料为依据,对明政府应对"倭患"的一系列政策和举措加以分析,并阐述应对失策与"倭患"走势之间的关系:首先,海禁导致"倭患"的爆发态势;其次,剿抚不定与打击目标的失当,屡屡招致更大的反噬;而一再错失开海时机,更是造成"倭患"的延续。     

略论嘉靖倭患——与“反海禁”论者商榷

倭寇侵扰始终是明代的一个严重问题。明世宗嘉靖时期(公元1522年——1566年)一直被我国史学界公认为倭寇猖獗、为患酷烈的时期。近年来,有些同志对此提出异议,他们认为:嘉靖时期的“倭寇”,其基本成员乃至首领都是中国人,真倭即日本人极少,又不占主导地位。他们提出:嘉靖“倭患”的根本原因,是明朝封建政权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压制新发展起来的私人海上贸易,迫害海商。由此推论出:嘉靖“倭患”是由海商领导的反海禁斗争。这一斗争促进了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对此,笔者不能赞同,现就这一问题谈一点不成熟的看法,就教于史学工作者。     

从国号的变更看古代日本的华夷意识

当今日本人常自称为日本或大和民族,但在古文献中,往往自称为"倭国"或"大倭".日本人是从何时开始,出于什么目的改国号为日本的?基于此点,探讨日本国号的形成与其国内"华夷意识"之间的关联.     

宁德嘉靖倭患若干史事考

一、嘉靖年间宁德倭患之烈对于明代嘉靖年间的倭寇问题,曾有人质疑并作“假倭”之说.此说依史实推断,嘉靖间的所谓倭寇,真倭实际上很少,“充其量不过占十分之一左右”,而“十分之八、九都是假倭”、是中国人伪装的,这个观点有一定道理.但是,此说又断言,假倭“绝不是胡作妄为,乱劫掠一气”,他们“爱憎分明”,“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     

论所谓“倭面土国”之存在与否

范晔《后汉书》记汉安帝永初元年倭国王帅升等遣使奉献，而日本太宰府天满宫所藏张楚金《翰苑》抄本和宫内厅书陵部所藏北宋版杜佑《通典》则分别记师（帅）升等为“倭面上国王”或“倭面土国王”。本文考证“倭面土国”为“倭面上国”之误，而“倭面上国”则指“倭面之上国”；“上国”即“上邦”，意为大国。但是，“倭面”（指倭人）一词是出于对《汉书·地理志》如淳注的误解。因此，所谓“倭面上国”或“倭面土国”在历史上都是不存在的。汉安帝永初元年遣使奉献的是“倭国王”，不是“倭面上国王”或“倭面土国王”。     

试论嘉靖倭患的起因及性质

所谓“嘉靖倭患”,亦称“壬子之患”,指的是嘉靖壬子年(三十一年,1552年),海寇商人头目王直等勾引倭寇,大举入寇我国东南沿海一带,“连舰数百,蔽海而至,浙东西、江南北,滨海数千里,同时告警”。这场倭患持续至嘉靖45年(1566年),前后达15年之久,凡浙、直、山东,以至福建、广东,沿海万里均受蹂躏,甚而“入腹里淮、扬、徽、太、杭、嘉、金、衢之间,至窥南京,裂国家幅员之半”,其破坏程度之惨重,堪称“宇宙以来所无之变矣”。有关嘉靖倭患的起因及性质,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本文拟就这方面作一初步的探讨。     

谭纶与明嘉靖东南抗倭

明朝军事家谭纶的抗倭功绩，以往并没有引起人们应有的重视。大量的史实表明，谭纶在御倭浙东和巡抚福建期间，亲自参加和指挥了数十次重大战役，创造并总结出了一整套灵活多变、行之有效的御倭战略战术，为平息嘉靖东南倭患建立了不朽功勋。因此，我们对谭纶在抗倭斗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应有一个实事求是的评价。     

《汉书》、《后汉书》倭人记事考释

我国正史最早记载倭人事迹的是《汉书》和《后汉书》。两书的倭人记事不足百字(与《魏志》重复者不计在内),但提供了公元前后、尤其是公元一二世纪倭人社会和历史的重要信息。近代以来,日本学者发表无数论著,对两书的倭人记事,从史料鉴定、文字订正、字义诠释、内容分析、考古佐证、文献比较等,进行了多方面、多角度的研究,然而仍有未尽之处,并且迄今尚无定论。我国则仅在有关通史著作中泛泛而论,鲜见精详的考证与探究。本文斗胆将在学习前人成果中的一得之见公诸于众,一则就正于大家,二则弥补我国日本史研究中的空白。     

“倭寇”新论——以“嘉靖大倭寇”为中心

明代的“倭寇”,即所谓“后期倭寇”或“嘉靖大倭寇”,在历史上曾掀起轩然大波,朝野上下议论纷纭。从那时以来,对这一历史现象的认识始终是很歧异的。当代中国的历史论著至今仍存在概念与史实的混淆。“倭寇即日本海盗”这种似是而非表述值得商榷。嘉靖年间东南沿海所谓倭患的根源,在于明朝严厉的海禁政策与日趋增长的海上贸易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被人们称为“倭寇王”的王直,是徽州海商出身,把他放在当时国际贸易大潮中审视,许多问题便可迎刃而解。     

倭患与洪武朝中日关系

从建国开始,明朝一直深受倭寇的侵扰.明朝一面加强海防,一面向日本交涉.由于倭寇,两国中断了百余年的交往重新开始;也由于倭寇,两国关系最终破裂.     

汪直：一个不容于时代的海商领袖

作为明代民间从事航海贸易的典型代表,汪直的海商身份不容置疑,其卓越的商业才能和非凡的影响力使其成为这一群体的领袖人物。他讲求商业诚信,维护正常的贸易秩序,并且明确提出了自己的商业理想———互市。而对于＂海盗＂和＂倭寇＂的指摘,并没有准确而可信的证据。汪直的败亡,归根结底是其代表的商业生产方式不容于当时以自然经济为根基的封建社会,最终被统治集团作为政治靶标予以剿除。     

明朝实行海禁政策的原因探究

探讨明代实行海禁的原因，分别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以及突发历史事件造成的影响等方面分析明政府终止宋元以来鼓励航海贸易政策的原因，进而阐明在不同时期海禁政策体系的强化过程，并得出结论。     

策彦周良两次入明朝贡与海禁

明嘉靖年间日僧策彦周良两次渡海入明朝贡的经历,证见了明朝廷对日勘合贸易的某些政策,以及浙东沿海倭患和海禁情状。对此,人们可以从中了解当时舟山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环境状况之一二。     

明中后期澳门葡人帮助明朝剿除海盗史实再考--以委黎多《报效始末疏》资料为中心展开

有关明中后期澳门葡人帮助明朝政府剿除海盗之事,中外学者历来争论不休.近来在韩霖<守圉全书>之委黎多<报效始末疏>中发现了很多十分重要的有关澳门葡人帮助明朝驱除海盗的新史料,为其他中文文献所缺载.本文以此新史料为基础,以期重新考证葡萄牙人帮助明朝政府剿除海盗这一史实.     

清初雷州地区的平乱与社会重建

清初顺治、康熙两朝,值改朝换代之际,地处边陲的雷州地区,几十年间处于局势动荡之中.不仅明清两朝军事力量在此展开长期的、势均力敌的搏杀、争夺;一些没有能力承担苛捐杂税、“征粮比饷”的民众被逼上“梁山”;一些不法之徒也乘乱而起,趁火打劫.这些被封建官府统称为“盗”、“贼”、“寇”的团伙,占据山区、海岛,不时四出剽掠,杀害人命,使雷州大地处于满目疮痍之中.在此过程中,清朝廷及地方官府一方面征调军事力量,对雷州各地的“盗贼”进行征剿;另一方面又在军事、行政上做了大量工作:修武备、固边防,禁暴虐、除积弊,招抚流民、垦荒种植,复兴学校教育等等,使被长期动乱摧毁的地方经济逐渐得到恢复、发展.清初雷州地区的动乱至康熙朝才渐被平息,雷州社会的动荡局势才渐趋和平安定,为日后雷州地区经济的发展、文教的昌盛奠定了基础.     

从日本宗教文化角度看靖国神社问题

日本领导人不顾亚洲邻国的反对而坚持参拜靖国神社,这不仅是由于他们错误的历史观决定的,而且是由他们自欺欺人的所谓日本宗教文化特殊论所自我误导的。文章侧重从日本宗教文化的角度,对靖国神社问题及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的精神构造加以剖析。     

历史发展对日本国民性特征形成的影响分析 ——以奈良至明治时代历史脉络为主线

日本国民性是日本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国民形成的独有的性格特点,在整个日本社会中具有普遍性的意义,对于世界 来说,则更具有日本的代表性。日本国民性的形成与日本的地理位置因素不无关系,但是日本的历史对于其国民性的影响也 很大。通过探究日本自奈良时代到明治维新期间的历史发展脉络,得出日本独特的发展历史对于国民性的影响,对于研究日 本社会文化有更新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