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进村”对村庄治理机制的重构

“项目进村”是实现乡村产业振兴与集体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基于交易成本理论和治理机制的协同效应理论,结合安徽省YQ乡的案例分析,解读“项目进村”何以成功,并分析生产型治理对乡村治理机制的重构。研究发现：生产型治理通过发挥科层机制与合约机制的协同效应,能够降低项目的交易成本,实现“项目进村”;当合约机制的交易成本更低时,就会引致对科层机制的替代,但是当交易的非市场化程度较高时,就会不可避免地选择科层机制。科层机制是村庄“有项目”的基础,而合约机制的嵌入能够避免科层机制治理目标的异化,使得进村项目“得以落地”;合约机制是项目内生性嵌入村庄的过程,而通过与科层机制间的协同,能够避免合约机制治理能力的弱化,使得落地项目“得以持续”;通过生产型治理,可以从治理主体、产权结构、分配结构等方面打通乡村治理的关键痛点,为“项目进村”打下坚实的治理基础。     

农村公共物品的“诱致性供给过剩”及其治理

当前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主要模式是政社合作型。政府与村庄之间在资源上的相互诱导与吸引,导致资源低效、浪费和不均衡不合理供给,即农村公共物品的“诱致性供给过剩”。农村公共物品“诱致性供给过剩”主要源于政府自上而下项目激励、村组干部横向社会竞争和村庄自下而上资源吸附三重机制。化解农村公共物品“诱致性供给过剩”问题,可通过包干式资源投入、监管结合的村财制度和落实村级民主参与制度等,对“公有”和“共有”的“公共池塘资源”进行有效治理。     

“项目扶贫”:逻辑、悖论与出路

项目扶贫是当前贫困治理的主要手段,其理想逻辑是以项目制为核心技术治理,强调程序化、标准化和专业化,体现政府对行政合理性的追求。但在实践中,项目扶贫存在着瞄准失效、程序烦琐、成本过高等多种矛盾,有时效果并不理想。究其原因,在于项目制本身存在不确定性,必须嵌入到传统科层制才能实施,很容易陷入悖论和路径依赖,最终走向了技术治理的对立面。C县溪东村通过调整折股量化的行动策略,绕开了项目制的重重壁垒,大大降低了项目扶贫的技术和时间成本,溪东实践触及了项目扶贫问题,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目前仍属于边际性改革,倘若进行更系统、彻底地改造,可期待形成实质性的制度创新。     

经营村庄:项目资源下乡的实践与困境

在乡村振兴背景下,资源下乡成为普遍趋势,且项目资源下乡愈发趋于经营村庄。地方政府基于发展目标的政绩考核,将项目资源集中投放到美丽乡村建设等项目,围绕乡村景观化打造的项目资源下乡由此呈现经营性转向。这种经营性转向形成项目资源下乡的经营逻辑,具体而言,地方政府通过资源的持续性输入打造亮点,借助行政力量对村级组织的替代主导村级发展,并利用招商引资对乡村景观进行资本公司化运作,从而实现对村庄的整体性经营。但其经营实践却带来项目资源的供需脱嵌,导致下乡资源被资本攫取,同时引发私人争利意识,造成村民脱域,瓦解村庄公共性,在此过程中村治主体的更替与村级组织的边缘化也不断弱化村级治理能力,导致村级治理脱嵌。从资源下乡视角观察,发现这一治理困境是由下乡资源内在发展导向的异化所致,项目资源下乡具有特定发展目标与发展要求,但其发展导向在地方政府的政绩竞争中被异化成为发展而发展的唯发展论倾向。基于此,项目资源下乡应立足村庄与村民本位,通过激活基层治理实现下乡资源的发展目标,以治理促发展,在实现乡村振兴的同时推动城乡有机融合与一体化发展。     

“项目进村”中的政策执行梗阻及其消解

“项目进村”要成功不仅依赖于公共政策的合理性,更依赖于项目在实际运作中的顺畅执行。鲁东R市C镇村改厕项目事实表明,政策执行梗阻贯穿于政策本身、政策执行、政策接收三个环节之中,其“显性”表征为政策目标倒逼下的选择性执行、政绩考核压力下的偏向执行、政策认知缺失下的抵制执行,从而引致基层治理面临“内卷”挑战,村庄之间的差距被人为拉大,惠民利民宗旨难以充分实现等社会后果。“项目进村”在科层逻辑和乡土逻辑的双重嵌入与互动下,却遭受“嵌入性”的权力运作主导项目实施、政绩导向挤压政策执行中的村民主体性、政策传递中的信息沟通不对称、项目实施中的全过程监督乏力等“隐性”因素的制约。“项目进村”实施中建立健全行政引导与乡村自治的合力机制、增强政策执行中的村民主体性、畅通政策执行中的信息双向沟通渠道、强化项目资源分配中的全过程监督是消解政策执行梗阻的关键所在。     

论农村项目化公共品供给的组织困境及其逻辑——基于某新农村建设示范村经验的实证分析

基于对某新农村示范村建设成效的实证分析,展示项目化公共品供给具体实施中的诸种组织困境:“以县为主”的供给模式下乡村组织失语、乡村组织自利性凸显以及村庄内部整合能力弱化成为项目化公共品供给中遭遇到的组织困境.诸种组织困境的生成是后税费时期基层组织运作逻辑、乡村社会治理样态以及乡村社会内在变化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文章展示困境出现的复杂逻辑.组织困境造成供给与需求之间错位、公共品质量低下、资源大量浪费、国家资源下乡并没有带来基层治理组织合法性的相应提升等一系列严重后果.     

“项目制”模式在高职学院艺术设计教学中的实践研究

为应对经济发展对艺术设计类专业技术应用型人才的需求,"基于项目"教育这一新模式已成为当前高等职业学院教学改革的战略方向,文章就如何建立艺术设计类专业"项目制"教学的运行机制,重构教师在项目制实践中的能力以及与产业界建立深层次合作途径进行了分析和研究.     

项目进村中村干部角色及村庄治理型态

村干部在村庄治理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但在实践中村干部行为却出现了日益权变的趋向。通过对S省J县7个村庄的项目进村的案例比较研究发现:村庄资源禀赋与公众参与是影响和塑造村干部角色与行为的关键变量。项目进村中,村干部角色在国家“代理人”与村庄“当家人”的制度角色定位中出现了变异或偏移,呈现出“撞钟型”“横暴型”“分利型”“协调型”干部四种行为类型,村庄治理也由此呈现为“沉默秩序”“普力夺秩序”“谋利秩序”和“多元治理秩序”四种治理型态。新时代乡村治理重心下移,对村干部角色具有纠偏和规制效应,促使村干部角色回归其应然位置,促进乡村多元有序治理和良善秩序的生成。     

县域扶贫项目制的“耗散”过程及其逻辑

扶贫项目制是我国扶贫开发中采取的一种重要方式,对脱贫攻坚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项目制在运行中产生的损耗影响预期目标实现,学者发现利益冲突、微腐败、利益共谋、贫困户参与不足等原因造成了项目制的非制度性损耗。但从县域调查来看,项目制下扶贫资源在论证、申报、立项、实施、验收、监管过程中存在制度性耗散与非制度性耗散两种现象。制度性耗散主要包括扶贫项目流程繁杂造成的时间耗费、扶贫项目跑动与论证过程的资金消耗、扶贫项目实施的机构增设与监督成本耗费;非制度性耗散主要包括项目虚报与重数量轻质量、项目施工中的工程外包与阻工闹工、项目验收中的资金挪用和监管缺失等。扶贫项目耗散现象产生主要是在“项目治县”的县域发展逻辑、项目争取的县乡（镇）村竞争逻辑与项目实施中的政绩至上逻辑、项目效益的社会动员逻辑等多重因素影响下产生的。     

“结构—过程”视域下项目进村的困境与对策研究

项目进村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重要路径,有助于缩小城乡差距,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基于结构—过程视域,对黄牛养殖项目进村过程中村集体面临的双重困境进行了分析,发现双重困境背后存在结构性错配,在此基础上提出对策建议。     

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转型的内在逻辑

我国在市场化取向的改革中,财政分权一直是经济转型的重要内容,这种特殊的分权制度安排为地方政府向增长型政府的转型提供了一个重要机制。本文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范式重新诠释了地方政府转型的理论内涵,梳理了西方国家政府模式演变的历史脉络,揭示了我国地方政府从增长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型的内在逻辑,并建构了地方政府转型的激励与约束机制。     

农村公共品的“赋能型供给”：价值内涵、逻辑机理与运作机制——以开镇小微项目的创新实践为例

农民动员缺位和参与性不足的“最后一公里”困境是制约农村公共品供给效率的关键因素。研究发现,项目制供给中的政府包揽代建模式内含着行政替代组织的实践逻辑,会由于基层村社组织的失语和脱嵌陷入动员困境,引发项目进村实践梗阻。“赋能型供给”的基层创新实践是对政府包揽代建模式的优化,实现了从“替代组织”到“赋能组织”的逻辑演变。地方政府能够在项目分类基础上,优化项目进村的建管制度,将小微项目下放到村社内部,由行政村和村民小组进行自主治理。“赋能型供给”是政府以村庄对项目的依赖性为基础,通过适度放权和有节制的行政干预,从资源、权力和规则三个层面,以属地化包干、约束型自主和制度化参与实践机制为基层村社组织进行综合赋能,使其成为国家与农民之间的联结中介和动员载体。通过重塑国家—基层村社组织—农民的互动结构,形成一个可以深入农村社会进行强动员的基层组织体系,有效化解“最后一公里”难题,提升公共品供给效率。“赋能型供给”创新实践为项目制背景下如何实现农村公共品的有效供给提供了一个可行思路。     

项目进村与社区回应：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机制研究

项目下乡是推动农村环境治理的重要方式,村庄回应能力事关治理成效。以滇西北“村寨银行”项目为案例,从项目进村-社区响应视角探讨农村环境治理机制发现：精准对接生计需求,以“发展”助推“环保”是项目落地的基础;借助地方精英组织动员民众,激活社区内生动力是环境治理有效开展的关键;基于地方传统文化制定的生态规约是实现社区经济和环境环保协调发展的制度化保障。为提高环境治理效能,需要将外部治理项目与地方生活逻辑充分结合,以此强化村民的主体地位,激活当地民众参与社区环境治理的积极性。     

民主行政的建构逻辑

民主行政是民主与行政的耦合,是一直拘囿于政治领域的民主价值在行政领域的拓展与渗透,它是学者们对代议制的立法权衰落、责任脱节、参与不足以及官僚制的行政权扩张、责任缺失、排斥参与的回应。民主行政的建构切入点有组织制度、伦理责任、行为活动三个层面,形成了以行政权的分立与制衡、竞争与合作机制的分权视角,以官僚机构承担宪法、公益、公平、代表性等伦理责任的责任视角,以公民和下级官僚直接参与公共事务决策活动的参与视角。三个视角之间既有差异,也有共识,共同致力于解决代议制和官僚制的双重困境与缺陷。     

从制度安排到实际运行:项目制的生存逻辑与两难处境

20年的分税制改革,使得以调节中央与地方事权与财权关系的项目制逐渐成为一种新的国家治理体制,在发挥财政转移支付作用的同时,项目制亦能有效地将科层制体系内外的资源集中动员起来。本文试图分析项目制从制度安排到实际运行的过程,认为项目制是依附在科层制体系上的另一套政府运行机制,正是由于依附的特征,使各级政府的政策意图都能融入项目制当中,形成项目制运行过程中的府际互动,推动项目资源在科层制体系中的有序流动。但即便如此,公共管理活动中的项目制所表现出的依附、互动特征在保证项目制生存的同时,也把项目制推向两难困境。     

税费改革后农村基层组织的生存逻辑与运作逻辑

税费改革没有改变国家政权建设以来捉村基层组织延续下来的生存逻辑,它们不可能主功地、根本性地从赢利型经纪角色转向保护型经纪角色,谋取私利的动机依然非常强烈。由此而来,农村基层组织的运作逻辑也不会发生根本性改变,它们会把刚性任务弹性化,也会把国家政策结合进农民的观念与行为中并借此谋取私利,还会因为利益空间的有限而出现村座干部之间的分化。在这样的情况下,乡村的治理性危机进一步加剧,给当下的新农村建设带来了极大的挑战。     

新时期巩固农村基层党组织资源的思考

农村基层党组织资源是我党执政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在农村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当前农村基层党组织资源出现了一些新问题,针对这些问题,笔者提出巩固农村基层党组织资源的几项对策.     

“全面性”国家治理:实践逻辑与理论维度

当前,中国国家治理呈现出不同以往的分层次统筹治理、调适性分权治理和共在式合作治理的全面性实践逻辑。缘此实践逻辑并整合西方治理理论的不同面向后,凝练出跨越西方治理理论丛林的三维一体的国家治理理论框架。中国国家治理之所以呈现出不同于西方的实践逻辑和理论维度,其内核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由此,国家治理实践的全面性推进逻辑、国家治理理论的全面性整合逻辑和中国共产党对国家治理的全面性领导逻辑,共同驱动并形塑出中国特色的全面性国家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