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始政治资本、人力资本与私营企业家参政议政——一种精英再生的逻辑

政治资本、人力资本是私营企业家阶层地位获得的重要前置因素。基于第九次全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显示,文化精英更容易成为经济精英和政治精英,而经济精英群体中的文化精英和政治精英更容易参政议政。在文化精英、经济精英和政治精英都可以凭借自己的优势地位为子代谋取文化精英地位的背景下,一个文化精英、经济精英、政治精英相互转化、内部相对固化的精英阶层得以形成。这可能是我国权贵资本阶层形成与膨胀的重要原因。     

当代中国的权力非均衡性及其社会治理

当前我国权力的非均衡性主要体现在国家权力过于强大,社会权力过于弱小;在社会权力内部,精英权力过于强大,大众权力过于弱小。这导致社会的公平性缺失、改革的合法性危机以及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增加等。为了实现权力均衡化,需增强国家权力的人民性和公共性,制约资本权力、引导知识权力,增强大众权力。     

论行政权力的扩张

行政权力扩张的实质是行政权力的增大。行政权力的扩张主要表现为行政权力行使范围的扩张和行政权力自身行使程度的扩张。行政权力行使范围的扩张包括行政权力对社会权力的扩张和行政权在国家权力体系内的扩张。行政权力自身行使程度的扩张则包括自由裁量权的增大和行政程序被突破两个方面。本文在对行政权扩张的现象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进行了权力扩张的原因分析和效能分析。     

县域治理中的地方社会精英——基于D县的参与式观察

地方社会精英是县域治理中的重要能动者。基于对D县的参与式观察发现,地方社会精英可分为专业型和大众型两种类型,二者分别对应两种权力资源积累策略:专业晋升和职能扩展。其中,大众型精英通过承担多项地方职能,积极向地方民众寻求影响力,并嵌入地方治理结构,对地方事务产生了影响,从而成为县域治理中的重要能动者。地方政府则通过专门领域界定地方社会精英,以此来完成身份认证、资格赋予和政治整合,企图使大众型精英向专业型精英转变,这种分领域整合不仅有力塑造了地方社会精英在县域治理中的地位和角色,也确保了地方政治体系应对新的参与要求时具有弹性和有效性。     

从经济精英到治理精英：农村妇女参与村庄治理的路径

乡村振兴必须发挥妇女的主体性作用,然而长期以来受父权文化的影响,农村妇女通常在社会和家庭中处于从属地位。通过对陕南两县8名农村女性经济精英进入村庄权力中心、参与乡村治理的过程进行考察,在“资源-文化”视角下分析她们如何从经济精英转变为治理精英并探讨其参与村庄治理的意义。结果发现:经济地位的提高是引导农村妇女参与乡村治理的重要突破口,也是冲破传统性别文化束缚、改善不平等性别权力结构的关键。农村女性经济精英凭借自身的能力和性别优势在村庄治理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从而推动乡村善治,助力乡村振兴。     

流动社会中地方精英的生成：一座民营博物馆的诞生

论文采用个人生活史的方法,以一座民营博物馆诞生历程为案例,对流动社会中地方精英的生成过程与特征进行分析。论文认为,当前社会变迁所带来的流动性为外来者进入地方社会,并成长为地方精英提供了社会文化“场域”。流动社会的开放性特征也使得外来者具备调动各种“资本”、调整“惯习”,实现从“外来者”到“地方精英”转变的可能。然而,这一由外而内的地方精英的生成路径,存在着如何融入地方社会的困境。外来精英在依靠外部资本与权力成长为地方精英的同时,亦需在文化层面上强化与地方社会的联系,才能真正实现从外来精英到地方精英的转变。     

新中国70年资本的社会主义化:历史、经验和实践导向

新中国成立70年的发展历程，是一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历史，也是一部探索利用资本全面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70年来资本的社会主义化经历了曲折探索利用资本、尝试利用资本激活经济、以制度规制资本和以混合所有制改革导控资本发展的四个发展阶段，在这个过程中党和国家逐步明晰了资本在生产和社会制度方面的属性，确证了资本的文明面可以为社会主义建设所用，积累了社会主义驾驭和导控资本的有效策略。基于70年资本的社会主义化发展历程和经验总结，新时代经济发展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牢牢掌握驾驭资本发展的政治权力，始终坚持以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导控资本发展，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经济发展中的指导地位。     

村庄精英在乡村公共事务中的角色与功能——以华中地区L村为例

村庄精英是一群内生于农村社区共同体内的不同资本拥有者,他们以社会环境为背景,以个人能力和条件为支撑,以农村的自然和人文空间为表演舞台,在村庄权力互动结构中居于承上(国家)启下(村民)的中介地位,构成了村庄权力互动的交叉点和结合部.通过对村庄精英的角色和功能的分析,有利于更好地理解村庄精英在农村的权力结构功能的发挥.通过实地考察湖南省岳阳市L村中的村庄精英在丧礼仪式中的具体运作和所开展的工作,来探讨他们在乡村公共事务中的角色及功能,以便在农村社区建设中更好地发挥村庄精英的作用.     

从再分配看全球脱碳发展的现实与前景

全球经济增长远未与资源消费脱钩,绿色资本主义本质上代表着资本权力的扩张,深化了核心国家和精英集团对边缘国家的控制,加剧了全球不平等和贫困问题。为实现社会公平,全球经济脱碳发展离不开从北至南的财富和科技再分配转移。公平的脱碳发展需要气候治理的新思路:正视可持续发展与贫困问题,借助气候正义国际网络加强对话,推进气候政策与贸易管制的兼容性。     

资本逻辑的断裂:从泛市场化到社会撕裂

资本主义的发展使社会生活几乎所有的领域都被纳入商品范畴。在现代社会,资本成为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商品占据社会生活的统治地位,市场全面渗透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并日益成为愈加独立、愈加强有力的存在。社会生活的泛市场化遵循资本逻辑,并通过商品外延的扩张得以实现;这一过程固然为现代社会带来实质性的进步,却以人与社会的异化为代价。泛市场化与异化的合流,造成同一社会中的不同群体因财富水平和消费能力的不同而过着差异巨大且缺乏交集的生活,这种差异日渐扩大的结果就是两极分化,并以社会有机体的撕裂表现出来。资本主义社会从泛市场化到社会撕裂的发展表明:资本主义不仅在经济和政治上生产着自己的对立面,而且在市场化、商品化的全部社会生活中生产着自己的对立面。社会的撕裂也就是资本逻辑的断裂。     

资本下乡与乡村精英再造

在工商资本大规模下乡背景下,回流人才及村庄内的部分精英农户抓住时机、响应机会并采取行动,在公司主义的包围中成为乡村场域中另一部分拥有相对话语权的群体,完成了乡村精英的重塑。乡村新精英的产生是政策驱动、资本推动、精英回流的共同结果。新精英通过和资本同盟积极响应经济机会,与基层政府结成“权力—利益”共同体谋求政治嵌入,凭借熟人网络带动和俘获普通农户以强化社会关联。乡村精英再造具有双重效应,对乡村治理产生深远影响。新精英的兴起激发了乡村内源发展动力,有利于实现乡村振兴,但也由于资源分配的不平衡加剧了乡村阶层分化。     

论农村工业化视域下的精英治理 ——以皖东七里村为例

农村社区处于转型期的特殊状况,给广大农村社区的经济精英们提供了施展才能的平台.农村社区的经济精英依托自身的经济优势,掌握着农村社区众多的资源,在社区中拥有绝对的话语权,这种优势成为其向政治精英过渡的筹码.集政治、经济特权与一身的农村精英们,为自身的发展积累了大量的社会资本,在农村城市化的进程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凭借这些社会资本,精英阶层介入农村社会事务的管理,并最终发展成为推进农村现代化的一支重要力量.     

农民工的“三种资本”对其社会融入的影响

社会学家布迪厄在对资本的类型进行分析时,指出资本的三个主要形态是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并进一步指出这三种资本之间存在着相互转换的可能性。农民工文化资本的不足、经济资本的贫乏、社会资本的欠缺对农民工的社会融入影响很大。因此,应通过制度保障提升农民工的经济资本、教育培训提升农民工的文化资本、参与互动提升农民工的社会资本,促进农民工的社会融入。     

资本转换与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合

关于移民融合问题的既有研究普遍存在“主体缺失”的局限。基于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访谈发现,经济资本、社会资本与文化资本之间的理性转换是他们在城市融合过程中的重要行动策略。他们通过教育投资、交往投资、印象管理等方式实现了三种资本之间的相互转换。这一转换过程推动了新生代农民工各种资本的数量增加与结构优化,丰富了他们城市生活的形式和内容,推动了他们的城市融合进程。不过,资本转换的策略行动对新生代农民工(移民)融合的回报效应并非一成不变的线性关系,而是受到制度安排、社会文化环境及其初始位置等因素的影响。     

中国社会分层背景下的教育功能变化

当前教育功能从原有的促进循环到了引发阶层身份复制。教育功能的变化是中国社会阶层化和社会结构趋于断裂的结果。现阶段中国阶层分化日渐清晰、总体性精英阶层已经形成,教育不公和精致编码的运用增进了阶层之间的“屏蔽”,同时由于目前社会流动标准转向文化资本的多寡,上位阶层因此将社会资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纷纷投入教育领域,弱势阶层处于竞争的不利地位,阻滞下层子弟向上流动。这种趋势发展下去,教育将成为阶层身份复制的场所。     

主体属性与话语表达:公众人物的影响力传播与构建研究——基于《时代周刊》“全球最具影响力人物”榜的分析

作为一种隐形资本的社会影响力,主要由主体的社会属性决定。与此同时,媒介可通过话语对公众人物的社会影响力进行传播和重构。本文主要采用内容分析和文本分析相结合的混合研究方法,围绕《时代周刊》"全球最具影响力人物"榜(TIME 100)进行数据分析,以上榜公众人物及其被评价文本为研究对象,以公众人物的影响力如何传播和构建为研究问题,从内容分析的角度探究高影响力人物的主体属性,从文本分析的角度研究影响力的话语表达。研究发现:榜单具有明显的地域和性别偏向,性别差异逐渐缩小;不同类别的话语表达指向不同的资本类型;对于中国公众人物影响力的话语表达强调政治与经济的全球影响和国际地位的上升,同时存在明显的意识形态偏见和污名化;在社会影响力的话语表达风格上,呈现精英阶层和草根阶层的话语权力落差。     

现代社会组织权力机制构建的社会化进路

当前社会组织权力机制构建的重要任务就是社会组织权力的社会化过程,社会培育是为了建立扎实的社会组织权力的社会基础力量,社会购买是为了打通社会权力与国家权力的平等地位和交互渠道,社会权力是对于社会组织的活动与目标注入自我选择和社会对等互动的内在动力,而社会改革是在社会权力不断强大基础上,如何保证社会权力的健康持续发展,同时与其它社会主体建立良性互动关系。社会组织权力机制的社会化工程充满了系统性、全局性和整体性的布局考虑,每一个环节都是相互链接,相互影响。因此目前如何实现这一历史性问题的现实突破,需要一种同样基于社会深刻层次的选择性策略。这种策略我们总结为"权力的变移"。     

权力转换:网络权力与现实权力的互动研究

"网络权力"是网络空间权力的新形态,体现为一种动态的网络关系,它与现实权力无法割裂。网络权力不仅作用于虚拟空间,在现实空间中也具有巨大影响力;对现实权力的影响加以移植,可以使之在网络空间中发挥权力效力。在二者的互动中,依靠对应的转换策略,网络权力和现实权力能够得以互相转换,这种转换体现在现实权力的网络映射和网络权力的现实运作两个维度。互联网带来了"社会扁平化"的可能,以网民为主体的网络权力存在摆脱寡头规律的可能,网民的灵活多变、没有固定模式的网络权力转换实践,将成为影响网络社会变迁的强大的向上力量。     

社会资本与城市居民社会经济地位认同

社会资本通过影响人们的社会经济地位,进而影响人们社会经济地位的主观评价;通过拜年网的垂直差异性与水平差异性的测量城市居民拥有的社会资本;城市居民拜年网的水平差异性越大,拥有的横向社会资本就越丰富,越有助于提高社会经济地位,并对自己的社会经济地位评价较高;城市居民拜年网的垂直差异性越大,拥有的纵向社会资本就越丰富,越可能获得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并认为自己有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验证了理论假设。     

社会公正缺失:精英群体的功能缺位与社会退化

社会公正是任何社会健康发展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它需要在公正制度的规约中,全体公民共同努力,去营造公正之风.而在不同群体中,基于强大的政治权力、经济实力和巨大的舆论影响力,精英群体的公正意识和行为对匡扶社会公正起着关键作用.精英群体的公正一旦缺位,将直接带动全体公民共同颠覆整个社会的公正,从而影响社会的正常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