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制度与关系之间:商业银行小企业信贷中的信任建构

摘要：本文从信任的角度出发，发现交易中的关系信任和制度信任是交织作用的，并促进了信贷交易，二者都是通过行动者发挥作用，行动者在行动中遵循的是“自我〖CD*2〗情境”策略。制度化的信任在经济生活中凸现出它的重要地位，并具备了一定的独立性，是现代企业的基础，是不可替代的。制度信任的缺陷可由关系信任弥补；关系信任的风险，须制度信任制约。只有建立良好的制度，关系才能更好地发挥其积极意义，克服其负面效应。     

中国的制度变迁、阶级结构转型和收入不平等：1978-2005

本文结合制度主义理论与新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提出在中国社会分层研究中“把阶级带回来”的观点。根据户口制度、单位制度、干部身份制和私有产权等造成转型时期中国不平等的重要制度性因素,建立一个以对不同形式生产性资产的占有为基础的即新马克思主义取向的中国阶级分类方式,并在经验层面展示了其较之于其他分类法的优越性。研究认为,中国正在发生的制度转型对社会不平等秩序的重塑表现为不同形式的生产性资产,即劳动力、资本、组织、技术/权威等四种所有权作用的相对转变,从而导致阶级结构的转型和贫富差距的拉大。     

Where Efficiency Comes from： An Examin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Privately Owned Enterprises in Wenzhou

本文的关注点在于，改革开放以来，“温州模式”下民营企业的效率机制产生的来源是什么。关于企业的效率机制历来存在两种解释路径：来自企业内部的制度优化和由地方政府及地方市场提供的支持资源。本文考察了这两种解释路径在不同规模企业里的适用性，并提出两种解释路径不是相互竞争的关系，它们对不同规模的企业有着不一样的适用性。文章对制度化产权和家族管理模式、理性化的企业运作、源自政府的支持对企业效率的实际影响提出了一些新的思考。     

制度与信任形成的微观机制——兼评房莉杰《制度信任的形成过程》

本文试图从博弈论的视角为信任的发生机制提供微观行为基础,并重新解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中的信任问题。信任是对交易关系中利益相关方可能采取的对各方都有利的合作性策略行为的一种概括化的、稳定性的期望,也是人们理性选择的结果。信任形成的关键是需要一系列触发机制不断地强化而形成稳定的预期。〖JP2〗在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及其涉及的农民信任问题解释时发现,大量的触发机制发挥了积极的反馈强化作用,如说服与政治动员、加大资助特殊群体、引入家庭账户、提高补偿程度、信息公开等。正是这些触发机制的正反馈作用,农民逐渐相信农村合作医疗管理机构及其他的医疗保险服务机构等,他们所采取合作性的策略行为承诺是可信任和期待的。     

留美科学家的国内参与及其社会网络——强弱关系假设的再探讨

关于社会网络在求职过程中的作用有两个假设：弱关系假设和强关系假设。本研究通过对30名留美中国科学家的深入访谈发现,是社会网络中人际强弱关系的互相协调、共同发挥作用,才成功促成了双方的跨国合作。强关系的作用是作为关系节点,将双方连接起来,提供沟通平台和信誉保证;而弱关系的作用是互通信息,为留美科学家的国内参与提供体制资源支持。强弱关系在求职网络中的优势互补是本研究的重要发现,充实了强弱关系假设的理论内涵,丰富了求职网络的研究传统,对人才的跨国参与具有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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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权威层的性别差距及影响因素——监管权威的视角

本文运用“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2009年的测试调查数据，分析了目前中国工作权威层性别差距的现状以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体制外工作权威层的性别差距要大于体制内；在控制人力资本变量的情况下，工作权威层的性别差距非但没有缩小反而有所提升；承担家庭责任是影响女性拥有工作权威的重要因素。     

权力的嵌入性分析——国有资产重组下的企业结盟

本文对企业行动者之间的权力关系、策略互动及其所嵌入的社会网络与制度环境提供了一个解释框架。文章运用组织决策学派的“权力”概念,对国有资产重组下的国有资产经营公司与民企联盟的结盟进行了分析。在 “嵌入性”概念的基础上,作者认为,作为结盟前提的权力嵌入于社会网络之中,并且嵌入于中国市场化改革与政体连续性的制度背景之中,因此给权力关系与结盟带来了不确定性。文章试图把“权力”带回企业结盟分析的中心,在理论上对格兰诺维特的社会网络嵌入与倪志伟的制度嵌入进行综合,提出应洞察行动者所嵌入的社会网络以及更为广泛的制度因素对企业行动者的影响。     

通过运动进行治理：乡镇基层政权的治理策略——对中国中部地区麦乡“植树造林”中心工作的个案研究

摘要：乡镇基层政权的运作是一个备受学术界关注的领域。本文将依据中国中部地区麦乡的田野调查资料，以麦乡“植树造林”的事件为分析 “文本”，分析在压力型体制与后税费时期，在乡镇财政紧缩的境况下，麦乡通过将常规性工作升级为中心工作，进而通过运动的方式进行中心工作的实践，以完成所规划的任务。这种“行政吸纳运动”的治理方式事实上是基层政权在专制性权力丧失、基础性权力又尚未确立、行政运作缺乏充沛资源的情景之下，通过对传统的“运动”资源加以简化利用而做出的权益性的行为选择，而这一治理实践本身却收效甚微。     

效率逻辑还是权力逻辑——公司政治与上市公司CEO强制离职

基于1997-2007年676家中国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及其CEO、董事长、独立董事、基金经理和相关政府官员的访谈资料,本文深入分析了中国上市公司CEO强制离职的影响因素及作用机制,揭示出一种与代理理论预测和西方经验不同的中国的CEO解职规律。研究表明,CEO解职不仅仅是一个经济过程,受“效率逻辑”的支配,更是一个社会政治过程,受“权力逻辑”的强烈影响。组织中普遍存在的“权力逻辑”压倒“效率逻辑”的现象可能是阻碍中国公司治理改革和其他组织和制度变迁的深层原因,从而使改革流于形式,新制度止于表象。     

“山有多高，水有多高”——择塘村水务工程中的水权与林权

本文以“事件束”为切入点,遵循“整体生存伦理”的民族志认识论原则,把林权与水权置于当地人的生存智慧与道德表述中,从“他者”的视角全面审视林权与水权的历史实践,揭示林权与水权背后的民间法秩序。     

脆弱的团结:对台兴工厂连锁骚乱事件的分析

全球化正在改变中国的产业结构和劳资关系，在华南地区兴起的大量代工企业中，数以千万计的外来打工者面临外来资本和本地政府的双重压迫，他们基于生存而进行的抗争是一种脆弱的抗争。本文从微观机理上剖析了抗争发生的原因及骚乱升级的机会结构，指出了抗争走向失败或沉寂的社会根源，并以此回应海内外其他学者的观察。     

刻板印象内容模型的修正与发展——源于大学生群体样本的调查结果

刻板印象是对社会群体及其成员固定或模式化的看法。对刻板印象形成维度的研究，被系统地总结为刻板印象内容模型（Stereotype Content Model, SCM）。本文对SCM的相关理论进行了简要梳理。作者按照SCM的典范程序，进行了有效样本为115人的试验性调查和160人的正式调查，以问卷的方式要求被调查者对21个社会群体进行分类和评价，建立起了大学生关于21个社会群体的刻板印象类型，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理论层面的探讨。本文的研究试图突破以往的SCM研究仅限于发现事实的局限，尝试对形成特定群体刻板印象背后的社会心理机制进行解释。     

组织、工作与情感异化:一项对厦门保险代理人的调查

在借鉴西方保险业营销模式的同时，中国的保险公司对其代理人实行了激进的情感管理。由于较为普遍的社会抵制，保险代理人经常体验到负面情感。而在工作中，对人际关系过度的商业化使用，不仅破坏了代理人原有正常的社会网络，还妨碍了代理人在生活中与他人建立非商业性的关系。“保险生活化，生活保险化”的工作意识形态更是模糊了工作与生活的界限，使保险代理人的工作不可避免地陷入深刻的情感矛盾和冲突之中。尽管代理人通过一系列的策略试图消解这些矛盾与冲突，但是任何的努力都可能加深个体的非人化问题，最终带来情感异化的后果。     

正宗与时变：基于安溪铁观音的产业治理与生产实践研究

在农业现代化转型的背景下，对于地方的产业治理，学者普遍关注政府的行为动机及其后果，未能充分揭示政府产业政策内容的逻辑与农民具体生产实践之间的张力。基于对安溪铁观音的个案考察，本文指出，地方政府以“正宗性”作为茶业发展的抓手，实际上是将传统的生产方式改造成更加单一化、标准化、规模化的现代化生产。这种生产逻辑与茶农基于生产技艺、农时安排以及社会关系状况的灵活性产销存在根本的张力。通过对具体的茶业政策和农民生产实践的考察，本文刻画了这种张力在不同层面的表现及其不同后果，并着重指出，相比于地方政府诉诸正宗性的产业治理逻辑，农户因时、因地、因人而变的产销逻辑更能适应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     

“汽车梦”的社会建构:对《南方周末》（1998～2007）汽车广告内容的分析

今日中国,拥有汽车已成为大多数城市家庭幸福生活的一种理想。在“汽车梦”的社会建构过程中,作为一种消费意识形态的汽车广告在其中起了非常大的作用。本文以《南方周末》（1998～2007）为例,对近十年的汽车广告内容进行分析。文章认为,“个体享乐性想象认同”和“社会参照性成功认同”是汽车广告用来建构“汽车梦”的两个重要的“认同策略”,其影响作用远远超过了汽车广告中的“功用策略”,对广告内容分析的结果证明了本文所提出的研究假设。文章最后对“汽车梦”为什么在近十年得到极力建构的社会根源进行了探讨,并对其所带来的潜在的社会后果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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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权行动和基层民主参与——以B市商品房业主为例

本文将讨论公民维权活动和基层民主的关系。现有文献认为,对居民来说,居委会选举通常没有太大的实际意义。然而作者在田野调查中发现,在住房市场化改革中成长起来的商品房业主阶层,在产权利益经常遭受侵犯的情况下,会想尽一切办法来保护自己的权益。参选居委会成为业主保护权益的一种方式,尤其是当基层政府和居委会对业主的维权进行干涉的时候。〖JP2〗本文将简要介绍作者通过滚雪球方式调查的19个小区的整体情况和一般性的趋势,并通过3个案例来具体讨论商品房业主制度性参与的维权方式,展现其内在的机制。笔者认为,业主的制度性参与,一方面有利于业主维权,另一方面也使居委会选举变得更具实际意义,有可能促进基层政府依法办事。     

天下为“公”：民国时期县级公产管理制度与产权变迁

近代公产转型与基层公共事业、国家治理机制的演变紧密关联，并承载了“公”观念的变迁。本文从产权视角出发，以民国时期浙江县级公产管理制度为基础，考察公产转型的历史进程。民国成立后，县级公产被纳入地方自治机构统一管理，其有别于“官产”“私产”的产权性质得到法律的确认与规范。在国家政策变动与治理事务扩张的背景下，自治机构对公产的管理引发诸多问题。20世纪30年代中期，南京国民政府推动县级行政制度改革，逐步将公产纳入政府管理，“公产”的概念也随之扩展，并逐渐向政府财产偏移。     

“桑梓情谊”的现代转化：费孝通社会理论的情感维度

费孝通的社会理论在社会结构方面更受学界重视，而其中的情感维度尚未得到足够关注。本文试图在费孝通早年有关中国现代化的理论视域中，梳理他有关“桑梓情谊”与“亲属情谊”“乡土工业”“村镇地方团体”之间关系的探索和讨论，进而呈现费孝通社会理论中对于情感的重视。 在费孝通看来，中国的现代化应该以中国传统社会组织为基础来嫁接西方现代技术， 从而推动整个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有效过渡。 在此过程中，他尝试将既旧且新的“桑梓情谊”阐释为现代中国社会的情感基础。 文章认为，“桑梓情谊”表征并构造了本地的根源与大社会的流动以及地方与国家的人际关联， 是理解费孝通社会理论之情感维度的关键，对我们思考当代中国现代化建设也有一定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