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司马迁的帝王史观

史官之职与现实政治要求着《史记》以帝王为中心的格局。司马迁的帝王史观有四个层面：一是有德者居国，二是王者一统天下，三是英雄史观，四是礼乐文化。这四个层面拧结到一起便是“承天改元”的思想。“承天改元”是为新王立法的思想．在三统说的影响下，司马迁表达着汉“得天统”的宗教神学思想，确证着帝王在历史进程中的核心地位。     

关于《史记》思想性的几点思考

传统观点认为,<史记>是一部有着丰富人民性的著作,并认为司马迁的思想是与封建正统思想相对立的.这种观点的最大缺陷是割离了个人与社会的联系,把司马迁超然于时代之外.<史记>的思想性是丰富的、多层次的,也是矛盾的,司马迁的价值观还是统治阶级的,他的历史观依然是帝王史观,是英雄创造历史,人民群众不过是帝王将相的有益补充,其人民性不过是司马迁正统思想价值的偏移.     

朱熹的治乱大循环论

朱熹是历史循环论者,其治乱大循环理论颇有特色,值得探究。本文仅提出一点粗浅看法,以就教于朱学的专家与前辈。 朱熹确曾认为,夏商周三代帝王的心术是天理横流,是王道;而三代以后,帝王的心术是人欲私利,是霸道。他说过:     

司马迁与司马光史学思想之异同

司马迁与司马光史学思想有许多相同之处 :都提倡直笔 ,对统治阶级的阴暗面和人民的反抗斗争能实事求是给予真实地记载 ;都具有无神论思想 ,重人事而不言天命 ;都具有总结历史盛衰的自觉意识 ,善于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但是 ,他们的史学思想也存在许多不同之处 :司马迁持异端史观 ,而司马光持正统史观 ;司马迁认为历史是发展、变化的 ,而司马光认为古今不变 ,求古之道是为了施于今 ;司马迁旨在究天人之际 ,通古今之变 ,成一家之言 ,写成一部包罗万象的通史 ,而司马光旨在关国家盛衰 ,系生民休戚 ,为帝王们写成一部政治课本。通过对比 ,可清晰展现自司马迁至司马光期间 ,我国传统史学思想发展演变的轨迹。     

论董仲舒的政治哲学

董仲舒以天人感应思想为核心的天人一体论,贯穿其整个思想体系,并首先集中地表现在政治哲学方面。这个政治哲学,主要着眼于统治手法、历史演变和社会秩序的探究。其终极目的,是为了改铸先秦儒家思想,为维护既成的大一统的政治局面服务。一、德主刑辅的王道政治论王道政治是儒家的一贯理想。在先秦孔孟儒家的心目中,王道是先王所推行的正道。《尚书·洪范》日:“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具体说来,这个王道便是以仁义     

孟子王道略论

孟子的王道之说,以王道的界定为起点,论述了王道纲要,进而提出了行法俟命的对王道的态度.作为一种政法理念和理想,其对中国封建统治的政治现实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对当今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社会政治也具有积极的启迪意义.     

论“王道”与“王制”——从传统“王道”思维中走出来

"王道"是王权体系下的一种政治理想,对现实的王虽有某种批判意义,但又寄希望于王,其核心是王制:越是张扬王道,就越肯定王制;越是把王道作为一种理论追求,那么所谓的"道"就越依附于王,两者可谓相反相成。作为一种结构性存在,"王道"属于古代的一种政治思维,是一种历史的形态,与现代政治思维不在一个层面上。"王道"不仅是一种价值观念,也是一种很稳定的思维方式,影响至深。如何从传统"王道"的思维方式中走出来,是一个历史性的课题,这既要改变产生"王"、"道"互相论证的社会结构,又要有新的思维方式取代传统的思维方式。     

试论大一统思想是汉代公羊学的轴心理论

大一统思想在汉代公羊学博杂的理论中发挥着轴心理论的作用,三统说、三世说、政治统一、王道仁政、华夷之辨、思想文化统一等都是围绕大一统思想进行的理论建构.其中,三统说、三世说从天人哲学和历史哲学的角度论证了大一统的合理性;政治统一的理论为大一统的实现奠定了起码的政治前提;王道仁政理想,解决了政治统一后该怎么办的问题,使公羊学的大一统与同时代其它的大一统模式区别开来;思想文化统一与华夷之辨则指明了大一统的最高境界及实现途径.     

论王道思想及其现代意义——以文中子为例

王道思想与霸道思想相对:乱世,霸道思想有存在的空间,治世,王道思想占统治地位。王道是先秦儒家政治思想的核心,其本质是仁学思想。在经历了两汉经学的衰微、玄学昌盛的南北朝之后,迎来了政治一统的隋代,但朝廷不行王道,文中子以复兴儒家正统为己任,期望以明王道来挽回儒学的衰微与被动局面。     

司马迁与《鲁诗》及荀子之关系

司马迁与汉代《诗》学形成了密切的关系,从大的方面讲,主要与《鲁诗》及荀子发生关系。与其它三家诗相比,《鲁诗》更具有“美刺”的文化精神。司马迁关注《鲁诗》主要接受了孔子论《诗》的成果,其中包含了对王道精神的肯定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