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旁贯五经”与汉代史学精神的转变

班固"旁贯五经"而著史,其浓重的宗经思想贯穿于《汉书》的宗旨、体例以及取材等各个方面:班固据五经经义而确立著史宗旨与各篇立意,按《春秋》"以传释经"之义例来规范纪传体体例,准经义而命名篇目并为之作序,以五经为准则去取史料、删改《史记》,仿"《春秋》书法"以记事,引经文与各家经说以入史,用五经经义而论赞人物。凡此诸义例不仅在著史宗旨、批判精神以及历史叙事等方面改变了汉代史学的精神,而且还促使班固史学之求善与求真既吻合又分离,与司马迁强调史学之求善与求真的吻合有所不同,汉代史学精神由此而转变。     

司马迁对“六经“”与史学关系的认识

在对"六经"的认识中,司马迁具体阐述了"六经源于史"的观点.他对"六经"性质的认识接近儒家弟子的观念,而不同于道家的说法.但"六经"并不是他心目中的史书,他明确提出<史记>与<春秋>的区别,<春秋>是借"史"而"言道"的经书,<史记>是载道之"史",从而在中国古代最早提出了"经史有别"的观念.     

许慎、郑玄的五经总义类著作及其意义

因为文献传承的不一致与家法的分立,汉代经学的发展中,逐渐形成了对同一部经典的不同解读。故而官方政权和学术领域,都有了统一异义的需求。许慎、郑玄两位大家又对五经异义展开论辩,并形成了《五经异义》、《驳许慎五经异义》两部文献。此外郑玄又有关于六经大义的综合性立论著作《六艺论》。这三部书是东汉时期五经总义类著作的重要文献,对了解这一种重要的经学著作的体例和东汉经学由专经向贯通的发展趋向,都有重要意义。     

《文心雕龙》“宗经”本义阐释

刘勰的文学思想,渊源于群经,宗经思想是贯穿《文心雕龙》的一条大动脉。＂宗＂与＂经＂的字义与＂经＂名的由来隐含了＂宗经＂的基本要求与意义,刘勰对＂经＂的态度与认识,源于儒家传统,他奉孔子删述之六经为正典,处处推崇备至,并总结五经的表现手法和艺术特色,依经树则,为作文效法之圭臬。     

章学诚杂文学思想探析

清代浙东学派经史文三位一体,不仅有理论上的阐述,而且有文学上的实践,章学诚即为其中之集大成者。以《文史通义》为考察对象,相比于浙东先贤,章学诚在对经典的引用与表述中,更加注意六经之间的互通,对六经的表述趋于细化。相比于黄宗羲、万斯同、全祖望,章学诚对史的重视则更多在于理论的提升方面,“六经皆史”极大提高了史学的地位。章学诚的文学思想在关注文学性的同时,将经史引入文学,体现出杂文学的特质。章学诚的文学创作亦体现出经史文的融合。     

齐经学精神与21世纪国学研究

孔子删定六经,至汉初只传《诗》、《书》、《易》、《礼》、《春秋》五经。汉初传五经之可考者如下：《诗》：齐人辕固生、鲁人申培、燕人韩婴（见《史记·儒林列传》、《汉书·艺文志》）。申培《诗》传自齐人浮丘伯（见《汉书·楚元王传》）,是三家中两家是齐学。三家...     

论顾炎武的历史哲学

前辈学者一般认为,顾炎武的学术成就主要在其历史考据。其实,顾氏以六经皆史、以经证史的历史观而奠定了乾嘉考据之学的思想基础和治学方法,并在考史辨妄、以信作史中寓引古筹今之历史哲学,从而对清代经世史学产生了极大影响。所以,研究顾炎武的历史哲学是重新理解整个清代思想史的一个关节点。     

面广·线清·点实——中国近代史教学中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的体会

读史可以明智,历史是爱国主义的源泉。尤其是以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的中国近代史,更是对青年一代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极好材料。 清代启蒙思想家龚自珍说过:“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材,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绝人之材,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当年德国占领了法国的领土阿尔萨斯等地,不准那里的法国儿童学习祖国的语言和历史;日     

事的突显与经学态度之弊：章学诚“六经皆史”说重估

在后经学时代重估章学诚“六经皆史”说的意义,可以看出事的突显与经学态度之弊。“六经皆史”说强调“言—事—道”三元二重结构。六经之载道,乃是通过明述事的方式显示道。依照经学态度,“言—事—道”三元二重结构中居间的“事”失落了,只剩下言与道,二者之间也被误解为明述关系。如此,言蜕变、异化为离事之“空言”。事变,道亦变,故道不备于六经。经学态度误将关于道的默会知识当作明述知识,误将“语意”（话语意义）化约为“语义”（语句意义）。把握“语意”需要作为默会能力的“神解”和作为学习之方的“效法”。经学态度之误,不仅在于不足以发明六经所载之道,而且还误在通过六经把握恒久之至道的雄心。作为历史撰述的言实际上也是事之一种。历史撰述在双重意义上做事：通过观念层面的“作”达到现实层面的“作”。     

从王艮到黄宗羲——试论中国启蒙思潮的产生和演变

以人文主义为特点的中国启蒙思想始于明中叶以后,其发起者主要为泰州学派创始者王艮。他以“心即理”、“百姓El用即道”、“大人造命”、“安身立本”、“注脚六经”等命题,论述了人文主义思想。此后,李贽将“心即道”发展为“童心说”,将注脚六经演变为粪土六经,严重地j中击了封建的文化专制主义。他又提出私欲即天理的思想,使人文主义向纵深发展。清初,黄宗羲在承认私欲的基础上,主张合天下私欲以为公欲的公私结合的人欲观,并以此为思想基础来筑构他的“大壮盛世”的政治制度,从而对近代的先进人士起了重要的启蒙作用。     

龚自珍“入出”说的审美意蕴

龚自珍的"入出"说以其"童心"思想为基础,既是对审美主体才质禀赋的要求,也是对能直面现实,勇于担当的精神的呼唤;是对既重视历史,又着眼于现实的治学风气的倡导,更有对人的生命尊严、主体人格的张扬,具有浓厚的道德性和近代人文主义色彩。     

龚自珍的历史文献学思想

龚自珍是嘉道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和诗人,其社会改革与批判精神为后世学者所津津乐道。事实上,龚自珍的历史文献学思想也是极为丰富的。他认为,历史文献资料的搜集,必须要有广阔的视野,除经史文献资料外,还应从彝器、刻石、碑铭、古印、古镜、瓦文等实物中搜集资料,甚至认为诗文中也含有历史记载;龚自珍的小学功底深厚,尤为强调以字说经,这是其解读历史文献的重要方法;他还指出,历史文献的编纂宜繁不宜简,历史编纂工作者应努力做到善入与善出;其在目录学方面也有独到见解。     

龚自珍诗文简论

在我国历代作家中 ,龚自珍不仅成就突出、特色鲜明 ,而且处于历史转折关头 ,有开创时代风气的意义。但至今人们对他犹有误解 ,如仅仅认为他是个诗人 ;而其实他是诗词文皆精的全才作家 ,并博学睿识 ,在学术和思想上也颇有建树。     

经济法思想史对中国经济法治建设的启示

关于经济法产生的理论,学者的分析多集中于经济法产生的经济与社会基础,而较少论及甚至忽略了其思想基础。法律精神是法律制度的核心。在经济法的产生中,经济法思想史所起的作用是不可磨灭的。根据对经济法产生所起作用的不同,经济法思想史大致可分三个阶段。经济法思想史对中国当前进行经济法治建设有着重要的意义。     

丁香花疑案毋庸置疑

丁香花疑案是近代中国第一大公案,主要涉及龚自珍和顾太清之间有无恋事的问题。就目前所能接触到的资料看,可以确定此事,其中旁证有三:一是龚自珍狂放喜交;二是龚一生风流浪漫;三是龚对清室不满。本证三则:一是《无著词》及他人杂记中的昭示;二是龚自珍不愿居京及暴死丹阳;三是顾太清广交、风流及被逐出家。     

龚自珍人性论思想浅析

龚自珍以告子的＂性无善无不善＂论为利器,对儒家先验的＂性善论＂进行了否定,并在＂公私之辩＂和＂理欲之辩＂领域内对程朱理学悖人性非人情的特点进行了深刻揭露,动摇了程朱理学的地位,为即将到来的资产阶级启蒙运动奠定了基础。     

黑格尔与经典作家论哲学体系的逻辑展开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系创新逐渐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重点之一,作者认为重温黑格尔、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关于构建科学的哲学体系的思想对于推动这个问题的研究是有重要意义的。在作者看来,他们构建科学的哲学体系的主要原则是逻辑与历史一致,其具体表现是哲学范畴、原理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文章重点论述了列宁构建科学的哲学体系的思想。     

龚自珍《己亥杂诗》分类探析

《己亥杂诗》是中国诗史上罕见的大型组诗,315首相对独立的七言绝句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贯穿于龚自珍1839年辞官南归和北上迎眷的全过程。在这一整体观的前提下,将这一组诗分为述怀、赠别、怀旧、爱情、山水、叙事等类别并作了评析,以期从诗歌创作的角度较深入地了解龚自珍这一时期的思想、志趣、心路历程以及诗歌审美特征等。     

龚自珍与王国维文脉承续一见

龚自珍的诗词不仅独具风格,而且其身当中国社会的转型时期,其所承载的内心世界和试图担荷的历史责任交叉甚至矛盾地共存着。王国维《静庵藏书目》记有六本《龚定庵全集》,其对龚自珍文学、学术思想的涵泳应是情理中事。以龚自珍对王国维的影响为基本线索,从两者共同大量使用"人间"一词,揭示了王国维可能的语源所在及其两者的思想差异;龚自珍的尊情与王国维境界说所强调的真景物与真感情的自然表达之间,有着明显的理论呼应;龚自珍对"完"的解读其实正是王国维解读屈原作品的基本准则;在王国维接受龚自珍的若干思想中,曾校辑《定庵文集》、编撰《定庵先生年谱》的吴昌绶起了重要的桥梁作用。从王国维身上,可以大致窥见龚自珍对于20世纪诗词创作和诗学思想影响之一斑。     

李兆洛与嘉道经世学风

嘉道时期常州学派著名学者李兆洛不仅在文学上有很深的造诣和广泛的影响,更主要的是他积极倡导经世致用,并且身体力行,在舆地方面卓有建树,在漕、盐、河等政务方面多有建言;他不仅致力于消除学术界长期以来无谓的"汉宋之争",而且还积极刊刻庄存与等清代今文经学家的著作,传播学术文化;其学术交往对于龚自珍、魏源等晚清经世派思想家的成长产生了积极影响,成为嘉道时期学术风气转向与经世学术形成之重要风向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