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与合法性的"政绩困局"--兼论中国政治的合法性基础

合法性必须有一定的政绩支持,有效性是合法性的最重要基础之一.但如果把政绩或有效性作为合法性的唯一依据,则有可能产生所谓合法性的"政绩困局"的现象,危及政治体系的稳定.改革开放后,经济增长成为中国政治合法性的重要基础,但并没有成为合法性的唯一基础,因而也就不存在合法性的"政绩困局".但是,认为只要经济增长了,合法性就稳固了的思想却随处可见,我们对此应该保持警惕.为了避免合法性的"政绩困局",我们采取的战略是,继续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的同时,努力强化多元化的合法性基础.     

政府合法性基础的现代转型与政绩追求

任何政治统治的存在都必须具有合法性,其基础一般包括意识形态、制度规则和有效性3个方面。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政治合法性基础面临着从传统到现代的嬗变。在意识形态的感召力下降、法理资源相对匮乏的情况下,政府在很大程度上转而依赖于“政绩合法性”,通过对政绩的追求来获得合法性基础。但是,片面追求经济发展的政绩观导致了社会发展的不协调、政绩工程泛滥、政绩困局的出现等一系列弊端,证明了其难以持久。因此,必须加快从压力型体制向民主合作型体制过渡,提高公众认可度;坚持科学的发展观,努力构建和谐社会;引入新公共管理理念,鼓励市场竞争,强调顾客及结果导向;对官员进行制度约束。     

政绩合法性与政府绩效评估创新

政绩合法性是指政党和政府通过改善政绩,提高民众生活水平,满足民众发展基本需求,获得大多数民众对其政权的认同与支持;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依法执政的执政规则、民众认同的执政绩效构成政绩合法性的基础;政绩合法性是政府绩效评估的前提和基础,政府绩效评估是巩固和增强政绩合法性的重要途径;推进政府绩效评估创新是破解政绩困局、化解合法性危机、巩固和增强政绩合法性基础的有效途径.     

我国社会工作的合法性困境及其路径重构

近十余年来,我国政府大力推动社会工作发展,然而,在实践中社会工作合法性依然频遭质疑,这折射出社会工作合法性具有多维理论意涵及实践特征。基于对既有理论与实践的批判性反思,本文从规制合法性、认同合法性、实效合法性三个维度建构了社会工作的合法性框架。高校、政府、社会工作者通过由外而内的知识引入、自上而下的制度建设、从无到有的职业实践初步建构了社会工作合法性。然而,社会工作合法性依然存在非均衡性与非系统性、认同缺失与文化隔阂、脱离民众与成效不足等问题,导致其形成“悬浮”式实践逻辑。这就需要助推社会工作合法性从“悬浮”迈向“扎根”,通过以社会建设为导向,优化社会工作制度生态;增进文化与社会认同,促进社会工作本土适应;扎根日常生活实践,切实发挥社会工作的服务功能,以重构社会工作合法性,实现社会工作助力共享发展型社会建设的当代使命。     

论现代合法性及其实现

要理解现代合法性的本质和实现,就必须从现代国家出发。现代合法性的实现过程不仅涉及国家与公民、国家与经济的关系,还必须考虑到国家与国际社会的关系。在选举作为合法性产生和转化的基本机制已经确立的情况下,应该重点研究合法性的维持机制问题。目前,合法性面临着来自消费文化、管理合理性及全球化的挑战。     

多民族国家的政治合法性及其意义

当今世界大多数国家都是多民族国家。按照民族主义一族一国的理论,应该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然而在多个民族存在的多民族国家中,不同的民族、部落、宗教集团和种族如何能够和睦地比邻相处;如何把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民族纳入到统一的政治体系之中;如何在一个民族和文化多样性的国家创造高度的政治认同和社会向心力,维护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这些都有赖于多民族国家的政治合法性。政治合法性是多民族国家进行政治统治的前提,是多民族国家内部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的基础。     

布雷顿森林机构的合法性困境及其反思

近些年,布雷顿森林机构的合法性问题成为国际社会重点关注的议题之一。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主要从组织程序的民主赤字和决策内容的有失公正两个方面对其进行质疑或批判。然而,布雷顿森林机构的合法性并非想象的那样不堪一击,对其某些方面的谴责未免有言过其实之嫌。但不可否认的是,布雷顿森林机构的合法性困境确实存在,国际社会应采取必要的措施加以完善。可供选择的路径包括:调整机构投票权的分配比例;实现程序正义下的协商民主;减少机构规则的模糊性;实现国内和国际层面的共同治理。     

政治合法性理论及其分析架构

合法性理论的分析架构主要包括合法性的实质、基础,合法性危机的成因、表现、应对策略等内容。合法性在政治学上是指公众对政治统治的认可与支持,它关系到政治统治何以持久的问题;合法性基础可以通过纵横两个向度的指标来衡量。在横向上需要考察统治的合利益性、合道德性与合法律性因素;在纵向上则需要研究合法性的历时性特征。民主是现代政治体系合法性的唯一源泉;如果合法性的基础被削弱或被破坏会出现合法性危机,合法性危机的直接表现就是政治不稳定;应对合法性危机可以有改革或革命两种选择。     

在有效性中累积合法性:中国政治发展的路径选择

以民主化为取向的政治发展是现代化发展的内在要求,而其战略选择和实际成效直接影响现代化的发展.随着改革开放,中国政治发展经历了三十年.中国三十年成功的发展得益于中国政治长期有效作用于中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创造政治的有效性是中国三十年政治发展的基本战略,其核心是:在保证政治对经济和社会发展有效作用的前提下,顺势而动,积极推进政治建设和发展,推进民主化进程.所以,中国的政治发展是从创造政治有效性出发的,并在保持政治对经济与社会发展有效作用的过程中,逐步深化和扩大民主化,不断累积政治的合法性,以保证政权的稳定和国家的整体进步.     

转型期我国政治合法性面临的困境及其重塑

政治合法性是一个政治系统存在、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在社会转型时期,政治国家会面临不同程度的合法性困境,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合法性困境主要表现在:腐败侵蚀着合法性基础.经济高速发展后可能出现的"政绩合法性困境",民主制度供给的有限与民众政治参与不断扩大之间的矛盾对合法性的挑战.坚持科学发展,以绩效性维护合法性,整合意识形态,建立共同的价值体系,强化社会共享的信仰,加强宪政与法治,强化法理型权威,是重塑我国政治合法性的有效路径.     

民生政治的合法性论析

政治合法性是指民众基于正当理由对政治体系或政治权威的认同和忠诚。政治合法性基础是不断变化的。如果说传统社会的政治合法性是建立在"道德"基础上,建国初期政治合法性是建立在政权政治的基础上,那么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就成为了中国政权政治合法性的源泉。但是,重经济增长轻其它发展,造成了贫富差距扩大等问题,导致政治合法性不断减弱。在新形势下,应加强民生政治建设,在民生政治的基础上构建我国政治合法性,构建和谐社会。     

合法性论证及其中国化演绎

［摘要］合法性问题产生于社会治理活动。合法性本质上是基于民众的心理认同与支持状态,而对事物自身及其运作的一种属性赋予和状态指认。依赖于经验的和先验的两类合法性资源,事物的真实合法性有必要从先验与经验两个层面进行论证。面对当前复杂的国内外形势,我们需要对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各领域的建设管理活动加强合法性论证,从而更好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政绩报告

某国企亏啦！ 于是,换了新的领班子。 新领导班子在第一季度,就提出了 改革口号:“减员增效！” 于是,千多人 的大厂,减掉了千来人的员——目标实 现了！     

政治合法性危机及其解决路径

所谓政治合法性就是社会公众基于某种价值和规范而对政治系统产生的认同和忠诚.这就是说,任何类型和层次的政治系统要赢得统治的合法性就应当得到民众的普遍认可与支持,否则合法性危机就不可避免.分层次地对政治共同体、政治制度和政府的政治合法性危机进行深入考察,并从构建和增强政治合法性的政绩、民主政治制度和文化意识形态基础的角度分析化解政治合法性危机的路径.     

试析邓小平理论对中共意识形态合法性的提升

邓小平理论不仅提高了中共执政有效性,而且在多方面开辟了中共执政的意识形态合法性新资源:在重新恢复和确立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过程中,开辟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合法性新资源;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思考,从意识形态上提升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合法性;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为我党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顺利实现“三步走”发展战略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     

利普塞特政治合法性思想评析

利普塞特着重从政治社会学视角阐释了现代民主政体的政治合法性论题。他认为,合法性与有效性紧密相连、相互影响,政府治理的持续有效性对于提升政治系统的合法性具有重要作用;合法性危机是社会变革的转折点,它产生于旧的社会结构向新的社会结构过渡的时期,必须深入时代变革的现实中寻求危机的根源并加以化解;可通过培育政治认同、包容多种政体类型、提高政府行政效能等路径提升政治合法性。利普塞特力图基于价值中立的学术立场审视政治合法性论题和政治制度设计,但最终还是不可避免地表现出价值偏好,即美国中心主义。     

浅析公民参与的困境及路径选择——以公民参与和政治合法性的关系为视角

公民参与是衡量现代社会民主化程度和水平的一项重要指标,是信息时代政治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政府必须面对的环境和情形。如何将有序的公民参与纳入到公共管理过程中来,在公共政策制定与执行中融入有效的公民参与,消解公民参与实践中所遭遇的诸多困境,是巩固政治合法性和民主政治必须解决的现实难题。以公民参与和政治合法性的关系为视角,分析我国公民参与的困境,从而提出扩大公民参与的路径：健全完善公民参与的各项制度,增强政治合法性的制度基础;增强公民主体意识,巩固政治合法性的思想基础。     

群众认同:当代基层政府动员合法性路径建构

任何政权的确立与巩固都离不开合法性资源的支持,从而通过争取或强化民众的认同与接受以之实现长治久安。而在政治实践中,基层政府动员的合法性基础往往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而不断发生演变。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法理型统治权威的逐渐淡化和基层民众人民主权观念的深入人心,民众对认同客体提出了政治现代化的要求。而与之伴随的是在现代化过程中基层民众自身相对剥夺感的增强与基层动员规则基础的受损,这些都对基层政府合法性基础提出质疑。需从意识形态、规则基础与有效性基础三个方面获得民众的自发认同与拥护,因此需着眼于动员主体利益共同体观念的塑造,动员客体权力规制与社会保障的构建,以及发展成果为全体成员共享。     

中国古代君权合法性探源

中国古代的君权合法性包括王朝的合法性和君主自身的合法性。早期国家的出现也就意味着王权的诞生,君主制度的建立,君权合法性论证的开始。君权合法性理论随着君主制度的发展而发展并逐步完善,形成了中国独有的王朝"正统"观和以"天命"、"道德"、"民意"为支撑的君权合法性论证体系。     

形式合法性和实质合法性——论卢梭的政治合法性思想

政治合法性问题主要探讨权力为什么以及如何获得社会成员的忠诚和认同,这个问题的提出目的就在于将暴力因素加以排除从而实现政治的文明化。卢梭为政治设置了"形式合法性"和"实质合法性"两个基础。由于卢梭思想中的"逻辑悖反"以及其与后世政治实践中的一些悲剧性后果高度相关,卢梭的政治合法性思想为人诟病不已。但是卢梭政治合法性思想在政治哲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其对后世政治哲学和政治实践具有深刻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