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古典主义中国诗歌前途的主流去向

毫无疑问,中国现代诗歌在经历了朦胧诗的盛世之后,就开始步入了多元的无主派的诗坛混战时期,或者说第三代诗人活跃于诗坛的全新时期。各路风流人物云积诗坛,竟相摆擂斗技,实在是热闹非凡。面对这种局势,一向习惯于传统批评方式的理论家,他们的点金棒似乎已丧失了灵性,从而显得有些手忙脚乱和惊慌失措。他们差不多对中国诗界是否能再度出现新的主潮,已丧失了信心和希望。     

论诗的审美标准--兼评"第三代诗人"的诗与论

当今诗歌,否定新诗的现实主义传统,不关心社会,反意象,消解诗意,审美标准迷失、混乱,尤其是"第三代诗人"的诗与论表现得更为突出.因此应建立诗歌共同的审美标准,以有利于诗的理论建设与创作实践.诗歌的审美标准是一、真、善、美.二、内涵深厚、耐人寻味或热情激荡、动人心.三、诗家可读懂.     

论现代自由诗的衍变与艾青的跋涉

一、艾青之前诗人们的三个困惑我国是一个诗的大国,整部文学史几乎是一部诗歌史.诗歌的辉煌成就既是我们中华的骄傲,也成了民族习性的历史积淀.“五四”时期,在那种“群生辍响,荣华收光”的情况下,青年诗人郭沫若象一头雄狮怒吼了,他的火山爆发般的自由体诗歌很快就占领了诗坛,开辟了道路,赢得了声誉,诗集《女神》成为继鲁迅小说集《呐喊》后我国新文学运动的又一座纪念碑.①从此,我国诗坛上渐次形成了一种与几千年来传统的押韵格律迥异的诗体——现代自由诗.     

“第三代”诗:命名与阐释

自"第三代"诗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被广为人知之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对它的命名与阐释呈现出异常复杂的状态。本文试图回到历史现场,考察"第三代"出现之初和之后一段时期内诗人与批评家们在命名和阐释这一诗歌现象时的差异,借此反思当代诗歌批评的傲慢与偏见、错位与失语。     

第三代诗歌反文化的两种表现形式

第三代诗歌反文化的两种表现形式温宗军１９８６年是中国当代诗坛具有特殊意义的一年。由《诗歌报》和《深圳青年报》主办的“１９８６中国现代诗群体大展”，一次性推出几十个诗歌团体。这是中国当代诗坛一次大规模的“农民暴动”，一时间各种流派破土而出，各种宣言旗号...     

汉代拟骚诗产生与兴盛的原因

屈原作品(简称屈骚)问世以后,影响所至,不仅同时代的宋玉、唐勒、景差等相率模仿,创作出一批骚体诗,使其与屈骚一起被后世统称为“楚辞”,而且这种影响波及两汉,使两汉文坛辞赋风靡。这里,在追溯和探讨屈骚对汉代文学影响时,人们往往比较注意赋的产生与兴盛,却忽略了汉代诗坛上曾经一度兴盛的文人诗——极度模拟屈骚而生的拟骚诗。一方面,两汉文坛上诗歌创作是不景气的,除了乐府民歌外,文人诗无论数量与质量均不甚高,这同文人们由于社会因素影响而大量创制赋有密切关系;另方面,我们必须看到,拟骚诗的创作并不寂寞,至少从现存资料可知,当时一批较有影响的文人大多都有作品问世,计如:贾谊《惜誓》、淮南子山《招隐士》、东方朔《七谏》、严忌《哀时命》王褒《九怀》、刘向《九叹》、王逸《九思》(王     

《中国现代乡土诗史略》简评

由延边大学出版社新近出版的《中国现代乡土诗史略》,是潘颂德同志在写作《中国现代诗论四十家》(此书即将由重庆出版社出版)的同时,为给当代诗歌创作提供历史的借鉴而撰写的一部富有特色的著作.随着时代的发展,特别是历史进入新时期以来,改革开放打破了闭关锁国的封闭状态,当代诗苑也广泛引进了西方诗论诗作,许多诗人从西方诗作中汲取了有益的艺术养料,从而开创了当代诗坛的新生面.但是由于受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影响,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当代诗坛上出现了“全盘西化”倾向.一部分诗人与诗论家盲目崇拜西方现代派诗歌与诗论.他们轻视乃至蔑视我国民族诗歌传统与“五四”以来进步的革命的诗歌传统,主张诗与政治绝缘,要求诗淡化生活,一味地追求“自我表现”.这样,近几年来我国当代诗坛从理论到创作,都出现了倾斜.     

什么样的传统文化值得继承?

2005年11月20日,北京大学哲学系开办的“乾元国学教室”开班,来自全国的40多名企业老板携巨款学费来北大“闻道”。这些老板们的课程包括：《四书》《庄子》《周易》及史学与诗教等(据《北京晨报》2005年11月20日)。这原本算不得什么大事,但是已沉寂了很久的关于传统文化的论争又热闹了起来。关于“读经运动”,在加世纪前期和21世纪初期曾有过两次大规模的“口水翻飞”。可是,无论哪一次论争都没争在“点子”上,至关重要的“读什么样的经”不讨论,却在“是否读经”上纠缠不休。     

试论我国诗词文化的变迁

是“过去的风景”还是不废的江河一个声音在我耳畔响起:“不管你敢不敢承认,传统诗都是过去了的风景.”(欧骁《诗坛:混沌乾坤》载《诗歌报》1989年3月6日)事实果真是这样吗?让我们先不妨追溯一下传统诗的历史图式与现实景观交融互摄的动态发展过程.我国宋、元以前的文学史,主要是一部诗史、一部诗词文化的发展史。虽然“中国文学史的路线南宋起便转向了,从此以后是小说戏剧的时代.”(闻一多《文学的历史动向》)但我国诗词文化不仅没有断裂,而且它透过宋词元曲、明清诗歌和“五四”以来新诗的不同着色的帷幕.至今仍然在传统诗和现代诗这两个诗坛上,展现出矫健而活跃的身姿.从而使许多关心我国诗词文化命运和前途的人们,不能不提出:为什么传统诗词至今仍有如此强大生命力的问题?而要对这个问题作出比较科学、比较中肯的回答,就必须对从先秦发展到当代的我国诗词文化进行系统的审视和全面的考察。     

“时尚胡闹”与诗意的丧失──第三代诗潮的得失回顾

“第三代”诗是“朦胧”诗后的一批青年诗人实验性诗潮的泛指。它已定格成为历史了；然而在它鼎盛时期的１９８６──１９８８年，却是风靡全国的“时尚”。首先要肯定的，第三代诗潮的涌现并非偶然，它是继朦胧诗后的又一次精神的解放。如果说朦胧诗人的历史功绩在于“把诗从政治工具中解放出来，恢复了诗的审美性质，显示了肯定自我的价值观。诗人将是有人道主义精神和忧患意识的自我引入诗中”①，那么更年轻的第三代诗人，则在反叛的道路上走向纵深，他们继续轰击原有新诗形成的意识形态硬壳，追求表现普通人的生存状态与生命体验，与之…     

论中国诗歌的补亡精神——以《文选》补亡诗为例

束皙的《补亡诗》被列为《文选》诗众体之首,具有明补《诗经》之佚失、暗补填笙乐之歌辞两种意味。它既是西晋尚古、拟古等文学复古思潮的反映,又与当时因贵古而托古、补古的风气相关。梁代中期的文学复古思潮、尚古重源的儒家文体流变观以及《文选》的选录标准等原因,使得萧统将束氏《补亡诗》置于《选》诗之首,这就为后世的诗坛树立了一个典范。无论从狭义的角度还是从广义的角度,据事虚拟式补亡诗多有出现。这种补亡传统的发扬为小说、戏剧的发展作了铺垫。     

从文人心态看大历诗风的基本内涵

从文人心态看大历诗风的基本内涵许总大历时期，是唐代历史上盛衰转折的重要阶段，大历诗坛，也表现为整个唐代诗史上的一个重要环节。宋人严羽《沧浪诗话》即以＂大历体＂加以概括，足见其已形成一种独具体格与诗风。然而，大历时期诗坛构成其实相当复杂，活跃着不同的诗...     

从“缘事”到“缘情”——论“三曹”对《诗经》宴饮诗的发展

从《诗经》开始,宴饮诗在中国诗坛上就占有一席之地。宴饮诗的产生和发展,不仅是社会上君臣亲朋之间宴饮风气盛行的结果,而且与社会、历史、文化等因素密切相关。宴饮诗在其发展历程中,于汉魏之际有一巨大的转折,即由“缘事”到“缘情”,这一转折,可以“三曹”的宴飨之作为代表。本文即探讨“三曹”对《诗经》宴饮诗的发展。     

高旭与晚清革命诗潮

1903年前后,大量充满民族民主革命精神的诗篇出现在以近代化报刊为主阵地的新诗坛,形成了一股浩荡的革命诗潮。高旭诗歌之创作题旨在此期发生了重要变化,其发表阵地逐渐从《新民丛报》转移到《国民日日报》、《觉民》、《警钟日报》、《中国白话报》、《复报》等革命派报刊,其诗歌内容以宣扬民族民主革命为主旋律,以剑气激发民气,以箫心唤起国魂,形式和风格则承继了诗界革命的革新精神与方向,在如潮水般涌起的革命诗潮中充当了主力军,引领了时代潮流。     

王夫之对明代诗歌选本的批评——以《唐诗品汇》、《古今诗删》、《诗归》为例

明代诗歌选学十分繁荣,《唐诗品汇》、《古今诗删》、《诗归》三部选本先后在诗坛占居主流地位。王夫之对明代诗歌选学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上述三部诗歌选本是他关注的重点,对其最终的审美价值茄诸每、理想,王夫之均持否定态度。王夫之认为,《唐诗品汇》追求“盛唐气象”,不意趋于“傭贱”;《古今诗删》追求“汉魏风骨”,难免走向“粗豪”;《诗归》以“孤怀孤诣”追寻古人真诗之精神,最终却沦入“猥亵暧昧”。     

中国古典诗歌的末路英雄——陈三立诗坛地位的重新评价

在中国近代诗歌史上,陈三立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李之鼎说陈三立“天下久震矜其诗,以为足绍西江诗派”(《宜秋馆诗话》),杨声昭说“光宣诗坛,首称陈(三立)、郑(孝胥)”(《读散原诗漫记》),而汪国垣《光宣诗坛点将录》则以“都头领天魁星及时雨宋江”当之,可见陈三立显赫的地位。     

关于诗人魏徵的几个问题

<正> 翻开好些唐诗选本,卷首第一位诗人便是魏徵。他的《述怀》(即《出关》),他的诗论,不仅在唐初诗坛上显得不同流俗,就是与他自己的其他诗篇作对比,也给人以一种迥异其趣的感觉。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特殊的现象呢?魏徵作为政治家.他的言行、历史作用,人们谈论得很多了,但从文学家,特别是从诗     

钟鼎文对台湾诗坛的贡献

以"番草"为笔名在戴望舒主编的《现代》杂志上发表诗作,成为"现代派"一分子的钟鼎文,抵台后成为现代诗坛的重要推手。他充分利用自己的行政资源和影响力创办诗刊,与余光中等人发起成立"蓝星诗社",又于1973年组建世界诗人大会,为台湾新诗与国际诗坛接轨铺平了道路。他的诗境浩翰壮阔,音节铿锵有力。他后期不再用"现代"而改用写实的笔触刻画事象,让抒情与叙事结合。他的诗论强调新诗的归宗与归真,晚年寄希望予两岸统一。     

《豳风·七月》是一首“抒情的民间诗歌”

《豳风·七月》来自民间,由奴隶们集体口头创作,历经传播与不断创作的漫长过程,最后由周代宫廷乐师加工润色、创作而定型.诗以“诉苦”为基调,叙事与农事描写均为抒发愁苦情感服务,反映出广大奴隶们艰辛的生存环境,抒发了他们心中普遍存在着的各种情感.因此,无论从创作主体、情感抒发来看,还是从诗歌原型、表现手法来看,《豳风·七月》所呈现给我们的都是一首抒情的民间诗歌,处于由民歌向抒情诗发展的过渡阶段,而不是叙事诗、农事诗.     

论剧与诗之相互关系及其意义

从戏剧及其理论自身的发展来看,诗与剧的关系大体上有三种表现首先是剧源于诗,剧属于诗.在亚里士多德时代,戏剧和诗还是一个整体,处于和谐统一的关．系之中.其次则是诗、剧异畛,是剧从诗的分离.从近代戏剧开始,由早先的以剧本为中心转变为以表演为中心,剧不再做诗的附属品而成为独立的艺术．门类.第三是剧向诗的回归.不加区分地将戏剧与诗混为一谈固然不对,为了舞台性而抛弃文学性也不对,只有将二者适当地有机地结合起来才是戏剧发展的正确选择.因此,剧向诗的回归是一种更高层面上的回归.它对我们当前戏剧的启示就在于,戏剧必须寻找并恢复失落的诗性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