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号学视野中的阳明心学“格物”说

"格物"是儒家传统中流露出的对经验事实的亲近态度,从中可以梳理出关于感知、符号与意义的讨论。以"格物"一说为起点,可以寻找到阳明心学与符号学交流的起点。符号学本身旨在为人文社会科学提供研究意义的基本方法,作为一切人文学科之公分母,其核心关注点之一就是意义问题,赵毅衡在《符号学即意义学》一文中指出人生存的特点之一就是不断地追寻意义卡西尔将人定义为使用符号的动物,从符号中读取意义的能力,已经根植于人类的文化基因之中[1],但是,符号化过程本身的起源却是一个牵扯哲学与符号学的复杂问题,符号学在意义问题上的执着使之与同样关注意义的中国哲学传统不无对话之可能。     

寻找灵魂:建立一种主体符号学

赵毅衡认为,正是符号使世界有了意义,人时时刻刻在观察到的现象中找出意义,也就是把世界和经验符号化,而对于意识,我们也只能通过符号才能了解。唐小林认为,建立主体符号学是当务之急,它的建构有"符号的主体学"和"主体的符号学"两个维度,分别考察人在符号表意中的作用并运用符号学原理阐释作为符号动物的人,这是完成符号学奠基性事业的关键性环节。乔琦指出,晦涩问题纠缠于百年新诗发展过程,从符号学角度考察,读者能力、社会语境元语言与文本自携元语言的冲突,形成了常见而较低层次的晦涩;同一层次元语言冲突形成的阐释漩涡带来的意义晦涩,才是更高层次也是真正诗学意义上的晦涩。     

符号作为人的存在方式

赵毅衡认为,正是符号使世界有了意义,人时时刻刻在观察到的现象中找出意义,也就是把世界和经验符号化,而对于意识,我们也只能通过符号才能了解。唐小林认为,建立主体符号学是当务之急,它的建构有"符号的主体学"和"主体的符号学"两个维度,分别考察人在符号表意中的作用并运用符号学原理阐释作为符号动物的人,这是完成符号学奠基性事业的关键性环节。乔琦指出,晦涩问题纠缠于百年新诗发展过程,从符号学角度考察,读者能力、社会语境元语言与文本自携元语言的冲突,形成了常见而较低层次的晦涩;同一层次元语言冲突形成的阐释漩涡带来的意义晦涩,才是更高层次也是真正诗学意义上的晦涩。     

元语言冲突与晦涩诗学

赵毅衡认为,正是符号使世界有了意义,人时时刻刻在观察到的现象中找出意义,也就是把世界和经验符号化,而对于意识,我们也只能通过符号才能了解。唐小林认为,建立主体符号学是当务之急,它的建构有"符号的主体学"和"主体的符号学"两个维度,分别考察人在符号表意中的作用并运用符号学原理阐释作为符号动物的人,这是完成符号学奠基性事业的关键性环节。乔琦指出,晦涩问题纠缠于百年新诗发展过程,从符号学角度考察,读者能力、社会语境元语言与文本自携元语言的冲突,形成了常见而较低层次的晦涩;同一层次元语言冲突形成的阐释漩涡带来的意义晦涩,才是更高层次也是真正诗学意义上的晦涩。     

语篇连贯性的社会符号学阐释

社会符号学认为语言是符号系统,对语言符号的解释要在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中进行.语篇作为一种社会交往的语言体现形式,毫无疑问,具有社会符号学的意义.而连贯性又是评判语篇性的重要标准,本文尝试从社会符号学角度对其进行动态的阐释,力图更完整、更深入地揭示语篇所承载的社会意义.     

符号学肉身化：生态符号学中的身体物质性问题

生态符号学关注身体在环境与文学中的意义生成,重新阐释了符号学的肉身化问题。在内符号过程中,生态符号学真正意义上在身体的上下居间还原中重新界定了“符号自我”。身体在外部环境中同样发挥重要作用,经“非语言建模”使得物质实现符号化。处于“自然文本”系统中的身体连结语言内外的世界,且经语言的调停与过滤呈现非在场的符号张力。生态符号学所阐释的身体物质性极具结构主义,是生物符号学与文化符号学杂糅化的结果。     

文学与社会:以表意实践为中介——论雷蒙德·威廉斯的历史符号学理论

雷蒙德·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理论被其称为历史符号学理论,主要是在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前提下,通过接受各种新兴符号学理论,将语言看做是具体的表意实践过程.这一理论不但研究意义的生产和发展与社会语境之间的复杂关系,从而剖析以语言为中介的各种表意形式的意义生产机制;而且把语言和各种传播交流机制看做是作为整个生活方式的文化的基本载体,以便探讨语言对社会所发挥的建构性作用.正是在这样的理论基础上,威廉斯通过研究文学活动和"文学"一词的意义发展,指出了文学是一种具有重要文化分析价值的特殊表意实践.威廉斯还对审美进行关键词研究,强调了文学内部所存在的权力交锋.     

关于“中国梦”的符号学解读

"中国梦"作为一个新兴政治语言,在当前的政治生活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中国梦"作为一个典型的政治语言符号,从符号学的研究视角切入更能揭示其本质属性与功能。从索绪尔的结构主义符号学理论出发,对"中国梦"的政治语言符号属性、政治文化符号属性以及政治传播符号属性进行解读,为正确理解和运用"中国梦"这一政治语言提供有意义的思考,从而提高人们对"中国梦"的认知。     

语言文化研究的符号学观照

以符号学的观点观照,一切人类的文化现象和精神活动都是在运用符号的方式来表达人类的各种成果及人类存在的意义。语言文化研究与符号学密不可分,二者的接缘和碰撞是一种趋势,以文本研究为基础,以信息的传递过程为关注点,以两个模式化体系的同构性特征为参照,以广泛的对话为立场,以符号域的动态平衡观为依托,寻求符号学切入语言文化研究的契合点,进而从符号学的角度探索语言文化研究,必然会使语言文化研究获得理论支撑和视域拓展。     

当下文学消费神话的符号学解读

巴特从索绪尔的语言理论出发,"即任何符号学都要在能指和所指这两项之间设定一种关系"来建构他的符号学理论。他认为神话是一种符号学系统的神话,强调神话的意指功能及其特征。以此考察中国当下文学,便可发现诸多文学神话的消费性质。这正印证了当代文坛的现实境况,在热闹喧嚣的文学市场背后是优秀作品甚少的冷清文坛,故而这是一个需要创造文学神话的时代。     

符号学视野下的翻译研究

从符号学的角度开展翻译研究,有利于揭示语言符号的指称意义、言内意义和语用意义,也有助于译者在翻译中有效地运用这三种符号学意义,提高翻译质量.符号学理论背景下的翻译过程是一个典型的解码过程,解码又是一个意指过程,翻译的最高标准即再现源语符号系统的全部信息,全部信息既包括形式也包括意义.     

广告作品结构新探

广告作品是广告活动的核心要素之一。从符号学的观点来看,广告作品是一种多层次结构构成的符号集合体,具体来讲,广告作品是一种由物质(理)层、语言层和意义层三个层次构成的符号集合体,是物质(理)、语言和意义组成的信息系统。     

全国第一届语言与符号学会议召开

全国第一届语言与符号学会议,在中国比较文学协会倡议下,由苏州大学外语系承办,于1994年6月18日至20日在苏州召开。 相对于世界范围而言,我国的符号学研究起步较晚。西方早从十九世纪起,符号研究就在现代哲学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并在二十世纪逐步形成为独立学科,产生了一些杰出的符号学家。由于符号学在学术研究上的专业化和实际应用上的普适化,有较多优秀人才投入其中,组成了一支颇具规模的队伍。而在中国,严格意义上的符号学研究是因西方哲学引入才开始的,因而研究力量分散,研究课题不够集中,至今在国际符号学界也未得到应有的     

汉语数字英译的社会符号学视角

数字是语言中的一种特殊符号。本文从社会符号学的角度,通过分析汉语数字的意义和功能,并以“意义相符、功能相似”为标准,探讨汉语数字英译的不同方法。     

符号学与跨文化交际探究

符号学是研究符号之间的抽象形式联系的学科。本文运用符号学理论 ,论述了文化与语言的所指意义、语用意义和语言内部意义的关系 ,探讨了英汉语之间的差异 ,提出了外语教育必须辅以外国文化教育。     

誓言与亵渎:论阿甘本的元语言哲学

长期以来,尤其是自从维特根斯坦之后,语言哲学被视为对语言意义和语言用途的探索,在此类研究中,语言哲学被等同于语义符号学和语用学。阿甘本的研究在于探索是否有可能存在一种非意义的纯粹语言(元语言),它又如何来架构我们对整个世界的理解。他在对一种特殊的语言形式——誓言的考古学研究中发现,誓言的经验不仅架构我们的政治生活体系,也架构了以空泛的神之名为核心的宗教体系,而在后者那里,我们的生命以违誓诅咒的方式变成了赤裸生命。因此,元语言哲学的真正任务是批判以誓言为核心的语言装置体系,唯有在对神圣且空洞的神之名的亵渎中,我们才能找到突破语言装置藩篱的可能路径。     

符号伦理学视野中的标出性——代主持人语

二十世纪下半期符号学进展最明显的趋势,是摆脱"语言中心论"(glottocentrism),符号学不再以语言学为核心模式,不再像语言学的一个延伸,而是以人类文化中的普遍意义行为为研究对象。文化是一个社会相关表意活动的总集合,而文化意义的核心     

文本问题的差异与对话——巴赫金与洛特曼的文化符号学理论研究

文本问题是巴赫金与洛特曼在各自的符号学理论中都论述到的一个重要问题,他们在文本语言的定位、文本意义的探求、文本意义的解释上,都有着各自的角度,但对文本语言特性的确认、文本间关系性的重视、文本意义的开放性解释,却有着共通之处.巴赫金与洛特曼之间的互动与应答,在文本系统内外形成了开放性对话,从不同角度丰富了文艺符号学理论.     

中学语文教学要注重培养语感

吕淑湘指出:"语文教学的首要任务是培养学生各方面的语感能力。"可见语感培养的重要性。语感是一种语言修养,是长期规范的语言感受和语言运用中养成的一种有浓厚经验色彩的比较直接、迅速感悟语言文字的能(     

符号与意义——巴特符号学与现代语言学的比较研究

罗兰@巴特执著于语言却屡遭语言学界排斥,他对语言学的运用也被视为对语言学的曲解.但正是这种误读产生的新质,使符号学从语言学中独立出来.巴特对现代语言学的"歪曲"和"改造"有四个方面1.重新确立语言学与符号学的关系;2.为意义正名;3.能指与所指关系的复杂化;4.语言学模式与文学要素的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