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灵与泰斗：梁启超史学研究述略

梁启超一生用力最勤、贡献最大的是史学。其史学研究历程大体可分为三个时期：1．受进化论观念影响的初期;2．创作《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并对旧史学进行全面解剖的成熟期;3．重在开拓史学研究方法的总结期。梁启超的新史学思想产生于近代中国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他提出的历史研究法批判地吸收中国传统治史方法,大胆地借鉴西方资产阶级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手段。梁启超的史学实践内容广泛,几乎涉及了史学理论和史书撰写的各个方面,且在每一个领域都有影响深远的成果。粱启超的史学研究特点鲜明：气象宏阔、重视历史整体、重视史学研究的量化、重视科际整合的特点等,可谓不折不扣的“大历史观”。粱启超善于新旧史学比较、中西史学比较,这种比较研究的方法在当时极具进步意义和参考价值。他继承了中国古代史学家严谨治学的精神,在史学界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学风,真正做到把“存真”贯穿于史学研究方法上,展示“客观史学”之大旨。梁启超史学研究有着中西史学交汇的背景,呈现出鲜明的时代性与传承性。     

温故而知新——史学方法更新论

史学的发展是与史学观念的进步和史学方法的更新分不开的。萌芽时期,史学观念是朦胧的,治史也是直观性的;中世纪神学史观指导下的是实录式的记史方法;近代资产阶级兴起,与理性主义、英雄史观相适应的是思辨分析的治史方法;马克思主义诞生,唯物史观被运用于历史研究,理论联系实际、史论结合等方法成为唯物史论者治史的主要方法。近年来,史学研究中出现了一些新的研究方法,跨学科研究成为一种新的潮流,可见更新史学观念,拓宽知识结构,才能使古老的史学充满活力。     

略论傅斯年的史学思想

傅斯年是中国近代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他的史学思想接受了西方史学以及中国的传统史学,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史学思想和史学方法,在近代新史学的发展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尤其是他在输入西方史学思想的过程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一在中国近代中西方文化交流的过程...     

20世纪初“新史学”的产生及其演变

中国20世纪初“新史学”是在不断加深的社会危机中应运而生的,梁启超开风气之先。其产生的学术原因是史学自身的发展和外国史学的影响。以进化史观为中心的近代史学观念和对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重要范畴的初步探讨,则标志着“新史学”的发展。梁启超与何炳松的“新史学”之间有许多极其相似之处,联系密切,甚至一脉相承。     

旧史学、新史学与史学的更新

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史学的发展，在某种意义上说，有赖于对史学传统的正确认识和科学态度．如何估价和对待旧史学与新史学的传统成为史学理论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本文从旧史学对新史学的影响切入，揭示新史学对旧史学的突破及发展进程中的误区，略陈在新时期对待史学传统的心态问题，以求有补于史学的更新，一、旧史学传统的优劣并存旧史学是相对于近代梁启超等人所倡导和实践的新史学而言的．它格守着近代以前的治史方法和价值观念，散发着与新史学完全不同的学术气息，故一般也称传统史学．不过对“传统史学”的界定，学术界曾出现分歧．…     

钱穆与中国新史学

近两年来,中国大陆学者们似乎对"新史学"又有了一份新的热情,这也许是中国历史上每逢世纪之交的一种惯常现象.后学总结梳理前学应是历史进步与发展的必然.然究竟谁人以及何种史学研究能代表20世纪中国的"新史学",好象并没有达成基本的共识.本文从史学思想、史学方法两大方面,主张20世纪中国的新史学,肇起于梁启超,接踵之人乃王国维,真正成型的代表是钱穆.钱穆的最大贡献在于破除史家门户藩篱,提出贯通诸家的历史研究新路向;同时以独创性的思维,首倡以历史精神研究历史;并且在史学方法上提出"更生之变"与"洗汰传统"的史研新法.这些独具亮色的贡献,不仅领袖20世纪的史学研究,而且也代表着中国新史学的发展方向.     

湖湘传统史学及其近代转型

湖湘文化中有着一以贯之的治史传统.近代以降,湖湘学人分别参与了西方“新史学”理论以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引进和传播,从而促成了传统史学的近代转型.转型后的中国史学,取得了十分丰硕的成果,这其中便包括湘籍历史学人的突出贡献.     

晚清史学风气之转移与结胎

具有"百学之本"的史学,一直是中国学术的重镇.这一重镇在晚清时代,因为西方学术思潮的冲激、新的治学方式的初步输入,开始在古典史学领域出现新的学术趋向.传统的乾嘉考据学虽然在学者中有不在主流的继承、发挥,但遭受的批评比较直接也很尖锐;提倡民史、新史学,组织史学会,创办新学术杂志,倡导史学理论即所谓"史科"、史学方法,成为晚清史学的新风气、新思潮,这就为民国史学的发展奠定了新的学术基础.     

论中国近代蒙元史研究的历史发展

近代蒙元史研究可从四个时期考察其历史发展。鸦片战争时期是近代蒙元史研究的开创时期，作为这一时期边疆史研究重要内容的蒙元史研究，直接服务于中国人民反对外来侵略的斗争，其治史旨趣已经不同于乾嘉学派脱离现实的古史考据；洋务运动时期是近代蒙元史研究承前启后的时期，蒙元史料搜集范围扩大了，域外史料的采用使治史方法上有了创新；从甲午战后到五四运动是近代蒙元史研究新旧递嬗时期，一些旧史家继续沿用封建史学理论与方法研究蒙元史，其史学思想与治史方法是陈腐的，但其对史料的搜集与考订功不可没，而资产阶级史学的建立使一些学者尝试用资产阶级文学思想与方法研究蒙元支，代表了蒙元史研究中封建史学向资产阶级文学演进的历史趋势；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是运用资产阶级学术思想与方法研究蒙元史的时期，王国维、陈垣、陈寅恪等学术大师在蒙元史研究中突破了传统史学方法的局限，取得了巨大成就。     

论傅斯年的史学思想

傅斯年是中国近代著名史学家，史学界长期用“史学就是史料学”一语来概括他的全部史学理论，并且认为他的史学方法就是处理史料的考据方法。实际上傅斯年没有把史学同史料学等同起来，他的史学思想具有广泛的史学理论内容和丰富而实用的史学方法体系     

论戴名世的史学思想

深沉的历史意识、发达的史学理论和生动形象的史学表述形式是中国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文章认为戴名世是一位至今仍未被史学界充分认识的卓越史学思想家。他一生致力于明史编撰,表现出了古代良史所具有的深沉的历史意识和史学意识,并继承和发展了前代史学批评理论,表现出了卓越的史识史才。戴名世的史传文章是对司马迁、欧阳修在史学表述形式上的继承和发展。      

近代以来认识论视野中的中国古代史学

近代以来，西方思想对中国传统史学（中国古代史学）的影响极其深刻地表现在认识论层面。这一层面的影响大致体现出三种途径：一、与中国古代思想交锋，对中国古代史学产生了连带而来的间接影响；二、与历史学结合，在由此产生的历史哲学、历史认识等概念及讨论中，追溯中国古代史学中的相关知识；三、转化为史学理论的相关问题，从史学理论的角度研究中国古代史学。这几种途径既在时间上呈现出一定的阶段性，也在横向意义上从属于不同的层次。无论哪种途径，有关研究与认识都呈现出浅尝辄止的状况，既不利于正确认识中国古代史学，也不利于中国史学在认识论层面的发展。对此，我们需要提高自觉意识。     

“超今文学”与近现代经史转型

1930年前后,“今古”之见支配民国史学界,顾颉刚有意发起新一轮的“今古文论战”,“超今文学”逐渐成为学界焦点。胡适提出“回到廖平”,重审廖平以礼制平分今古的合理性;钱穆以史事澄清秦汉学术演化轨迹,解决近代今古文之争,反对于经说中强求异同;钱玄同、顾颉刚进一步将今古文问题史学化,从“辨伪”与“析学”的层面明确主张超越经今古文问题;廖平门生蒙文通、李源澄发展经史分流观,以“理想”与“陈迹”区分今古,实践以国故整理科学。以20世纪三四十年代民国学界“超今文学”的学术纠葛为线索,揭示民国学术的多元流变与各派学人的学术旨趣,展现近现代经史转型过程中沟通中西新旧的多种取径,融汇各家超越经今古之争的方法与宗旨,或利于反思进而丰富时下史学研究,使史学研究成为确立文明主体性的源头活水。     

超越“有奴论”:论嵇文甫对中国上古史的探索及意义

马克思主义史学派研讨中国上古史有"无奴论"与"有奴论"等多种视野。作为马克思主义史学派研讨中国上古史的先驱之一，嵇文甫由于不满郭沫若在"有奴论"视野下把中国上古定性为"奴隶制社会"，基于旧学传人深厚素养和留学莫斯科中山大学期间苏联主流学界关于中国"无奴论"理论，通过探讨"奴隶"标准界定、区分存在奴隶、奴隶制与奴隶社会定性两个问题之差别、考察殷商西周劳动者身份、思考宗族制度在中国上古社会演进中重要地位等问题，从"长期封建论"走向"中国古代社会的早熟性""国家初形成时代"和"原始国家封建时代"，否定了中国上古"有奴论"的基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的学术重塑，除学术队伍的扩大外，对学派内部成员基于对唯物史观不同理解引发的"学术层面"争论，以及由此导致的研究多样性发掘也不可或缺。奴隶制社会并非马克思主义史学探讨中国上古文明的唯一理路，无论"有奴论""无奴论"或早期国家形成等理论，都必须建立在坚实理论探讨和材料支撑基础上，都应取长补短，重视对方研究成果。     

辽、金史《国语解》的史学价值

辽、金史《国语解》是其编撰者所独创的史著编撰形式,体现了《辽史》、《金史》的民族史特色,同时也反映了其作者把握历史特点的史识。本文分析了《国语解》的史学价值,指出了其在中国史学编撰史中的学术地位。     

五四时期新历史考证学的实绩和特点

新历史考证学在五四时期开始兴起。在新史料与新方法的支持下,古史考证率先取得了重要成果。新历史考证学在民族史、宗教史、历史地理学、科学史等研究领域均有明显进展。新历史考证学表现出了诸多新特点,其实绩为20世纪新史学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应当被视为中国史学科学化进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论曾国藩的史鉴思想

曾国藩研习历史的首要目的在于资治，从史书中挖掘各类宝贵的经验教训，将之运用到政治实践中。曾国藩的史鉴观表现在史鉴与修身、史鉴与从政、史鉴与治军、史鉴与用各等方面，是格物致知的最好体现。     

第三届全国青年史学工作者学术会议综述

第三届全国青年史学工作者学术会议是世纪之交全国青年史学工作者的盛会。会上 ,代表们就 2 0世纪中国史学回顾、2 1世纪中国史学走向、历史学的定位及功能等问题展开了热烈地讨论 ,精彩纷呈。与会学者在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世界史等领域的一些专门问题上也发表了饱含深邃智慧的见解。     

比较中西历史弘扬中华文明--孙培良论著读后感

孙培良教授的学术活动 ,早年遍及中外文、史、哲众多领域 ,后期致力于史学 ,尤其是中外关系史 ,晚年专注于伊朗史。他治学严谨 ,坚持用唯物史观和考据方法 ,对中外古籍和传世碑铭的文字记载、近代的考古发掘及近人的学术成果 ,进行精心研究。在比较中西历史、弘扬中华文明方面 ,他所论证的中国画法西渐引起了伊朗绘画革命、孟子学说西传被马兹达克用作革命斗争的思想武器 ,是前人未曾提及或未能断定的 ,是对国际学术界的一大贡献。     

谭嗣同的史学思想

作为戊戌变法时期富于哲学气质的思想家,谭嗣同力图糅合古今中外的思想学术构建自己的思想体系,史学思想是其中的一个方面。进化论的历史哲学、唯意志论的历史动力论和“民史”思想构成了谭嗣同史学思想的主要面貌,在中国近代史学发展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