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违法者的人权保护

人权是人所享有或应享有的基本权利。人权包括集体人权和个人人权。集体人仅包括民族自决权、发展权。个人人权包括生存权、平等权、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利与自由。其中平等权包括法律上的平等,民族和种族平等、男女平等。法律上的平等指法律规定的权利不得受到任何侵犯和歧视。任何公民的合     

宗教人权的基础

宗教和人权的冲突提出了宗教人权的基础问题.人和人性是宗教和人权的终极根据,这就预制了宗教和人权内在联系的实证根据、理论基础和主体根据.由于人权是人的普遍性道德权利,是人之为人的价值确证,所以人权也是宗教的价值基础或伦理命令,这种与宗教密切相关的人权就是宗教人权.人权神圣不可践踏,它高于一切信仰、宗教和组织,或者说,人权才是最高的普遍信仰,任何个人和组织包括国家和宗教组织都应当奉若神明,而绝对无任何权利侵犯之.     

论违法者的人权保护

人权是人所享有或应享有的基本权利.人权包括集体人权和个人人权.集体人仅包括民族自决权、发展权.个人人权包括生存权、平等权、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利与自由.其中平等权包括法律上的平等,民族和种族平等、男女平等.法律上的平等指法律规定的权利不得受到任何侵犯和歧视.任何公民的合法权益都应依法受到国家法律的保护.     

关于人权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关系的论争及其根源

关于人权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关系的论争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人权观论争的一个焦点 ,也是当代国际人权斗争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发达国家只承认人权的普遍性 ,不承认人权的特殊性 ,认为人权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 ,人权的内容和标准是绝对的、永恒的、普遍的。发展中国家认为 ,人权有普遍性 ,也有特殊性 ,在处理人权问题时 ,必须考虑到这个世界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上的多样性。论争产生的根源在于其不同的理论基础。     

论人权的有限性和普遍性

人权的有限性和普遍性是一对相对应的范畴。人权的有限性是指人权实现的不充分性,属于人权的实然范畴。人权的普遍性是指人权在任何时候都要不需附加任何条件地及于所有的人,属于人权的应然范畴。人权的有限性和普遍性的对立统一,是一个历史的事实,也是认识人权现象的方法论原则。这一原则要求我们不能不顾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去评判人权状况,也不能无休止地强调和论证有限性人权的合理性     

论普遍人权的特殊性

普遍人权的普遍性源起于人的尊严和人自身的价值,而人的尊严和人的价值抽象的实现则来自于人对自然、社会和自身的认识的阶段性完成。普遍人权普遍性自身的意义延伸必须建立在对其特殊性的现实关照的基础之上。普遍人权的特殊性在于人的价值实现的多样性、人的权利要求的相对性和人权实践的具体性。     

寻求多元文化中的普遍人权

人权的普遍性是人权理论中极富争议性的论题。西方国家主张的人权普遍性实质上是欧美中心主义价值立场的产物。本文试以儒家传统文化中的“致中和”为多元文化条件下普遍人权的基本理解和期待 ,弘扬“和而不同”的精神 ,突出宽容理念 ,倡导人权对话与人权互镜 ,以期寻求一个诠释普遍人权的新视角。     

论人权的普遍性与人权主体观

人权以其普遍性区别于特权。人权的普遍性首先是人权主体的普遍性,不仅要求形式上的普遍性,更要求人权理论揭示存在殊异的人权主体各自的独特性,承认并尊重其对人权的特殊和特定要求。自由主义的人权主体被塑造为理性的、抽象的精英形象,与之相对应的是自由权本位的人权体系,这样的人权体系使大量真实的人受到形而上学的人的压迫。20世纪人权主体向真实的具体的经验的人的转型,带来了人权内容的扩张和人权体系的重构。历史上的人权主体经历了形式上的从有限主体到普遍主体的演变,人权的正当性要求着人权主体继续进行实质上的从有限主体到普遍主体的演变,也即从抽象的人向具体的人的演变。能与普遍的、多样的和具体的人相契合的人权才能真实保障每一个人的尊严,才称得上是普遍人权。     

人权与社会保障制度

人权，即人之为人应享有的权利。人权具有三方面的内涵：1、人权的普遍性，即人人应该享有的权利，不应有任何歧视，权利不因种族、民族、性别、年龄、职业、身体、收入等不同而有所不同。2、人权的固有性，即人生而有之，天赋的、自然的权利。3、表达着……     

东西方人权观念之间的交流和对话——“东亚人权的文化基础”国际研讨会观点综述

东西方人权观念之间的交流和对话——“东亚人权的文化基础”国际研讨会观点综述信春鹰在国际人权学术界，关于人权问题的学术争论从来都是与不同的意识形态和不同的政治立场密切联系在一起的。长期以来，在人权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人权与国家主权、发展权利与人权等等一系...     

各项人权的相互依存──实现人权的障碍与挑战

尽管在全球范围内意识形态方面存在着分歧,近五十年来各项人权（公民权利。政治权利、经济权利、社会和文化权利）连同其（因文化的多样性而愈见其丰富多彩的）普遍性一起,都在1948年的《世界人权宣言》中得以清楚表达,进而由两次世界人权会议（德黑兰1968年,维也纳1993年）加以重申。在世纪末的今天,尽管有多方面的进步,国际人权保障仍然面临种种障碍：社会边缘化、贫困化,愈来愈多的人口遭到排斥,对侵犯人权的原由也愈见其多种多样,而人权的侵犯者行若无事,安然不受惩罚。在这样的情况下,清清楚楚地了解由各项人权公约规定的、保障人权的传统义务的范围就大为必要。这些义务不仅仅是约束各国政府,而且也约束着各国的执政党（包括它们的全部权力、组织机构和人员）,并且适用于所有宣布了紧急状态的国家。为了落实国际人权保障,需要预防机制,也需要后续工作机制。国际对人权的保障前途如何,就今天言之,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各个国家之制订和加强实现人权的法规。消除极端贫困在其中占有高度优先的位置。我们惟有对人权作全面而整体的观察,才能铺平道路而建设一种普遍性的文化,以求对人权的种种义务得到遵守。     

距离与活力——再思文化的多元性

文化以复数的形式存在,不同的文化在进行一致化的同时也在持续地特征化和个体化。从差异的角度思考文化的多元性,将会使文化归属变成一种认同论述;而从距离的角度来审视文化的多元性,将会展现出一切富有创意的可能性的开放。事实上,文化距离是可开发的资源。对于广受关注的人权问题,可以对人权的普遍性达成共识的是:人权所否定的东西比肯定的东西更有普遍性。面对文化冲突,是理解而非妥协才是解决之道。在文化对话(dia-logue)里,距离(dia-)使分开的事物之间维持着互动关系,而所有的文化都互相保持着一种原则可通性,并且属于文化的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不同文化之间每一方都应该开放其立场,用各自的语言,共同在有距离的立场之间寻找理解对方。这也要求每一方再次审视自己的理念,从而进入与另一方的沟通。     

世界文化多样性的形成、意义及困境

世界文化多样性的形成与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不同国家和地区间自然环境和人类实践活动的多样性以及跨文化交往共同造就了世界文化多样性。世界文化多样性有利于人类文化保持自身活力,有利于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还体现了对人权的尊重与保护。但是,世界文化多样性在不同时期也面临着不同的困境与挑战,全球化背景下,这种困境与挑战显得更为复杂和明显,保护世界文化多样性的任务也就更为艰巨和迫切。     

论中国式人权文明新形态

在一定意义上,人权文明处于人类文明的顶端,是各种人类文明的结晶。中国式人权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式人权发展道路在文明形态上的集中反映,也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重要内容,其本质是人民人权。中国式人权文明,是马克思主义人权观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也是人权的普遍性原则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产物,有其自身的生成逻辑、科学内涵、形态特征和历史方位。中国式人权文明新形态,以社会主义为本色,以中华文明为底色,以创新发展为新色,借鉴人类人权文明优秀成果,是一种全新的人类人权文明形态,构建起了许多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人权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在人类人权文明发展史上有着重要位置。在新时代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中国共产党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成功实践,充分表明中国走出了一条顺应时代潮流、适合中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开创了一种人类人权文明新形态,为丰富人类人权文明多样性贡献了中国力量、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西方“人权”经典再评——对法国美国《人权宣言》的再解剖

“人权”问题,无论是在国际大舞台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搏斗的进程中,或者是在国内资产阶级自由化与四项基本原则抗衡的展开中,都是一个引人注目的问题。西方资本主义的策士谋臣们,都一而再再而三地大谈社会主义制度与人权原则的对立。在他们口中,社会主义应被否定的一个重要理由,便在于社会主义制度从根本上不尊重人权,践踏人权。国内的某些人更是如此。这迫使我们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重新     

相对主义、传统和普遍伦理

目前关于普遍伦理的争论特别关系到人权和全球正义的问题。本文不是要直接处理这些问题，而是试图通过考察道德判断的本质，来探究与全球正义的道德基础相关的一些问题。对于人权和社会正义的承诺多少假设了存在着普遍的道德标准，按照那些标准，我们能够判断一种社会实践或制度的道德可接受性和政治合法性。但是一些人已经论证说，一个普遍主义的道德概念内在地不相容于文化传统的多样性，因为这种多样性据说有相对主义的含义。在其最精致的形式上，这个论点已经主要取决于对于道德判断的一个理解。     

经济社会关系研究范式中的二元知识形态及特征

经济社会关系分析的形式主义和实质主义范式中,蕴含着两种主要的知识形态即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对立.普遍性强调共性、同质性、确定性和科学性,认为人类的经济社会关系中存在着普遍的、超越时空限制的行为模式；特殊性意味着差异性、异质性、多样性和不确定性,认为任何经济社会关系都是发生于特定的历史语境、社会形态和象征理性中的现象.这种建立在普遍性与特殊性基础上的二元知识形态,对整个社会科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2001——哈贝马斯访华引起的争论

哈贝马斯于2001年4月中旬来华访问,历时半个月。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共中央党校、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做了七场讲演,还在一系列座谈和聚会中与学术界、文化界人士进行交流。他的访问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兴趣,他的“人权—主权”话题在学者中产生了争论。 哈贝马斯于4 17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做首场讲演,他的讲话主题是论 月证人权具有超越不同文化传统的普遍性。他提出,自由和人权并不仅仅是西方文化独具的价值,在这种最基本的问题上,不能说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价值观,或对自由、人权…     

人权冲突视野中的人权标准范畴

当今世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人权问题上有着激烈的分歧和冲突。人权标准的不同是造成人权分歧和冲突的一个主要原因。资产阶级人权学说以“天赋人权”论为依据,从抽象的人性论出发,把是否符合人的感性欲望或人的理性作为人权的评判标准。马克思主义人权学说以唯物史观为基础,认为人权标准是对现实的人权状况或人与人之间现实的权利关系进行评价的尺度、准则和规范,是在现实的社会经济关系中确立,并与社会的进步及人权内容的发展变化相适应的动态的、历史的范畴,具有客观性、阶级性、普遍性、相对性等本质特征。     

人权观念的工具理性与我国人权外交的合理选择

人权是一种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结合的权利。人权外交也是人类在国际社会追求普遍道德原则的结果。但是,在人权外交领域,由于各国历史背景、经济文化、社会制度不同产生了诸多人权问题。中国在选择人权外交时应遵循国际法准则和国际社会公认的人权公约并以此为标准,在国际社会提倡以和平的方式解决人权冲突、化解人权危机,反对以人权为工具的“新干涉主义”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