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核心问题刍议——从赵靖教授的一个学术创见谈起

最近,北京大学教授赵靖先生在其《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讲话》一书中就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模式问题提出了一个新颍的观点,他指出:“土地问题是中国古代经济思想探讨的中心问题”。我认为这个见解在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领域中具有突破性的意义。     

现代写作学理论建构者的开拓性功绩--论裴显生的写作学研究与贡献

中国写作学会会长裴显生教授对现代写作学理论建设作出了多方面的贡献,提出了学科建设的发展思路、研究对象、研究范围及新世纪建设发展的目标与任务,逐步建构了“基础写作学”、“实用写作学”、“公文写作学”三大理论体系,对建设现代先进的写作理论文化具有开拓性的功绩。     

中国本土写作学的伟大复兴--对构思写作学的批判和对非构思写作学的构建

本文指出“非构思”写作理论对写作学“构思论”的观点的质疑,“构思论”写作学理论在中国的写作实践中产生的弊端和它自身的矛盾之处,论述了“非构思”写作理论产生的背景、渊源,强调“非构思”写作学理论的本土化意义。     

史华慈中国思想史研究中的“非化约”论及其当下意义

在20世纪的思想史和中国学研究领域,本杰明·史华慈素以其思想的深邃性和思考的前瞻性而深受学术界称道。他对中国思想“非化约”特性的研究,不仅凸显了其思想史研究在整个学术史上的方法论意义,同时为进一步反思中国传统思想在全球化语境下的现代价值及其转化问题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中国政治思想史“接着讲”的两种路向——以梁漱溟、牟宗三为例

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存在“照着讲”与“接着讲”的不同取向。前者的学术史取向与后者的“思想”史取向相当不同。但“接着讲”也有不同的取向：有“批判”的“接着讲”,主要体现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研究进路;也有肯定的“接着讲”,主要体现为现代新儒家的研究进路。聚焦后者,按中国“知行”高度相关的思想结构特征,各偏一方的两种研究路径展现出来：像梁漱溟那样,他接着中国政治思想史而创造性讲出来的思想,直接导向中国的现代政治实践;对牟宗三而言,他“接着讲”中国政治思想史,重点落在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现代学科主题建构上。两者的偏好不同,分别指向中国儒家传统政治思想的“理论”与“实践”端点,但共同结构起儒家式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体系。     

知识经济时代写作学与写作教学之思辨

一、写作 :“学科”与“术科”之争写作学作为一门学问 ,在中国可谓历史悠久 ,源远流长。从远古的“结绳而治”到今日的计算机写作 ,前人不仅以其大量的写作实践为我们留下了许多优秀篇章及案例 ,而且在写作理论方面也颇有建树。但是 ,迄今为止 ,在我国教育部编制的学科建设目录中却始终没有“写作学”的一席之地。高等教育中自然没有“写作学硕士点” ,研究写作的高层次人才只能屈就在“文学理论”或“语言学”的麾下。长期以来 ,写作究竟是“学科”还是“术科” ,始终是写作界同仁们争论不休的焦点。主张“学科”的强调 :写作学是研究写作…     

谁的思想史?为谁写的思想史?——近年来日本学界对日本近代思想史的研究及其启示

日本学界对日本近代思想史的研究 ,特别关注思想史的社会环境、日常生活和常识世界的实际情况 ;注意“顺着看”而不是“倒着看” ,也就是注意从日本自身的资料和历史脉络来追溯思想史 ,而不是以某种后设的、现代的价值立场来描述思想史 ;同时他们也有很自觉的亚洲史视野 ,十分关注日本以外 ,特别是互为背景和资源的近代东亚尤其是中国和朝鲜的思想史。日本思想史学界的这种强烈的日本问题意识 ,值得中国思想史研究者深思。因为中国的思想史写作 ,一直以来基本上都是处在西方思维模式和叙述方式的强烈笼罩之下 ,而很少有明确的“他者”与“自我”意识 ,缺乏中国思想史的特别的问题意识。因此 ,中国思想史研究者很有必要追问一下我们的思想史究竟是“谁的思想史 ?为谁写的思想史” ?     

“中国思想史”研究对象讨论之评议

自 192 6年梁启超明确提出“学术思想史”的概念以来 ,70余年间 ,有关中国思想史研究对象问题 ,从大处分有四家之言 :从蔡尚思论中国思想史是中国社会科学史 ,侯外庐将哲学思想、逻辑思想和社会思想的一体化 ,认定为思想史的研究范围 ,直至张岂之提出“思想史是理论化的人类社会意识的发展史” ,此为思想史研究的“社会史”学派 ;而从胡适开始 ,到冯友兰、钱穆、张岱年以及海外“新儒家”则更侧重于对人类灵魂的关注 ,他们要人们走出世俗生活的樊篱 ,而徘徊于天人之际 ,以其论旨 ,可称为“哲学史”派 ;80年代之后 ,葛兆光提出在以往哲学史、思想史著作关注的精英和经典之外 ,有一种近乎为平均值的社会知识、思想和信仰世界的存在 ,而他的中国思想史就是以此作为研究对象的。此可称为“一般态思想史”派 ;在《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中 ,匡亚明提出 :中国传统思想是以“人学”为中心 ,贯穿于文、史、哲、经、理、工、农各领域而形成的一个庞大的思想体系 ,认定思想史的研究以分布在各学科领域中那些促进 (或制约 )健全人格的形成 ,乃至推动 (或阻碍 )社会发展的学术因子作为自己的对象 ,因而可以名之曰“多科学的综合研究”派。而这一认识恰与国际上思想史学科发展的主流相契合。     

刘泽华与20世纪的中国思想史研究

刘泽华的中国思想史研究继承并发展了侯外庐学派的思想史研究方法，主张思想史与社会史相结合，从具体的历史运动过程中把握历史。他通过历史和思想史研究所得出的“王权支配社会”理论，是20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国思想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理论形态。刘泽华自觉地承袭了侯外庐学派所开创的思想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方法，但是也将此方法推向了极致，这是因为他提出的王权主义理论将思想史与社会史完全融为一个整体。近年来，哲学史、学术史研究所取得的成就，以及思想史研究内部出现的不同方法，都对刘泽华的思想史研究形成了挑战。如何应对这些学术、思想挑战，对反思思想史的研究方法，进而推进思想史研究的深入，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世纪回眸:写作学发展之路

中国的写作学，在艰难的探索中步入了二十世纪末，实现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站在世纪之交的历史座标点上，面对新世纪的大门，有必要对本世纪写作学的发展作一个简要的回顾，以便总结过去，开创未来。一、本世纪初，现代写作学的萌生阶段在世纪初的社会大动荡中，写作学作为文化变革的一部分，从传统的写作理论中脱胎，悄然萌生。清末民初，梁启超的“新文体”标志着写作实践的革新方向，其《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等著作，显示了写作学的独立品格，阐明了写作法则与个性创造的关系，以科学的观念划分了文体，并在“写”的指导中引…     

中国古代写作学研究的新突破──评李道荣《中国古代写作学概论》

李道荣在高校教写作十多年，对当代写作学的理论体系可谓了然于心。鉴于写作学界对中国古代写作学研究的薄弱，于是他便由当初的文学评论、文艺理论研究转入中国古代写作学的研究，并立志写出一部系统的中国古代写作学研究的学术专著，这无疑表征出他的志存高远。但是，要在古代写作学的系统研究上登堂入室，并窥其堂奥，谈何容易。道荣硬是凭着一股执拗的求索精神，钻研数年，拿出了一部令学术界同行颔首的近三十万字的专著《中国古代写作学概论》（以下简称《概论》）。值得庆贺。《概论》最引人注目的特点，是它构架新颖，体系完备。一般…     

论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对象

本文在评介各家主张的基础上,阐发了结构派在中国思想史研究对象问题上的基本观点.认为中国思想史是研究中国人思想观念及其存在结构演变过程的学科.之所以要强调在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中认识传统思想的发展,是由于以天人合一为主体的思想观念与以《易》经为体而以其他经史为用、以儒家为本而以其他子学为末的学术结构共生、共荣,共衰、共被新的思想、新的学科所融解,而融解在新思想、新学科中的“传统思想”在离开了原来的结构后将成为当代中国人思想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结构派的这一主张,对于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为读者寻找一条提高写作能力的途径——《现代写作学原理》评价

现代社会发展到信息时代,写作的作用和意义越显重要和突出,那么研究写作规律、写作技能和方法的专门学问也就诞生了,八十年代末以来,写作学、文章学理论著作层出不穷,然而大多数理论著作仍然停留在过去主题、题材,结构等“八大块”的旧框框、旧体制上,真正在理论上有所突破、有所创新的著作并不多。南京大学中文系王继志教授撰写的《现代写作学原理》(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12月出版)既改变了以往“八大块”的框架模式,又不完全同于“四大块”的结构体系,它是一部近年来写作学研究的集大成著作。     

一部有开拓意义的专著——评叶太平的《写作能力学》

在众多的“写作学”、“文章学”著作中,我省青年学者叶太平的《写作能力学》(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是一部令人眼目一新、具有开拓意义的专著。在诸如“写作学”、“文章学”的“概论”,或“写作心理学”、“文章××学”之类著作或教材中,往往是从“知识理论”着眼,由“材料”而“主     

论穆旦青春期写作的现代性意义

穆旦的新诗写作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汉诗写作,具有重要的现代性意义。他在新诗现代性建设上的贡献主要在“现代主义”和“颓废”上。穆旦的“爱国”和“苦难”写作具有较多启蒙功能和宣传价值。他的青春期“快感”甚至“肉感”写作,即“颓废写作”和“情色写作”具有较大的抒情功能和治疗价值。穆旦研究存在道德化和意识形态化现象,有必要还原一个真实的“诗人穆旦”。他的现代性远远多于现实性,他的西方性完全大于中国性。     

经济思想史的主题及形式略论——从马克思经济思想史观理解的熊彼特经济分析史

经济思想史的主题和形式是马克思经济思想史观的基本内容,以“自我批判”为主题的叙述的经济思想史和以“历史路标”为主题的研究的经济思想史,拓展了马克思经济思想史主题和形式的视界.经济分析史是熊彼特对经济思想中“分析性”或“科学性”历史进步的理解,在经济思想史上有其独特的价值.用马克思的经济思想史观来透视后来形成的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的主题和形式,具有思想史研究上的合理性,也有利于深化经济思想史及其当代意义的理解.     

徐复观思想史研究的解释学意涵

新儒家的学者中,徐复观通过具体的中国思想史和艺术史的阐释,提出了自己的解释学思想。他的这种学术取向在以考据风气为主流的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具有一种特殊的范式意义。通过对徐复观的解释学思想进行深入研究,推进中国解释学的建构。     

道德、民主与科学的融摄——熊十力对中国文化道统的现代诠释

熊十力的道统思想包括道统内涵的现代阐释、道统传承历程的梳理、道统内含的治统与学统的发掘以及道统、治统与学统的全面重建等多方面内容。他的“一国学术思想的中心”与“立国精神”的道统观,相对于第一代新儒家群体中冯友兰和钱穆的道统观具有更为合理自洽的思想价值,但是,他关于中国文化道统内含的治统与学统的现代诠释及其力图从儒家心性之道的践履中发展出民主与科学的理论建构又有自身的缺陷。全面梳理熊十力对中国文化道统的现代诠释,不仅对于深入认识现代新儒家道统思想的演进脉络具有重要的思想史意义,而且对于批判性地汲取现代新儒家道统思想的合理价值以推进中国文化道统的现代传承也有重要的理论启示和时代价值。     

对当前思想史研究领域一大热点问题的思考

本文考察了葛兆光《中国思想史》一书所采用的研究方法的学术源流,认为葛先生的方法是17世纪以来屡见不鲜的思想史研究法;进而评说了葛先生对侯外庐、任继愈先生与以往的思想史和哲学史著作的批评,对他自认为是“天经地义”和“终极依据”的历史观提出了质疑;由此展开对思想史研究对象的讨论,认为匡亚明先生提出的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新思路突破了以往把思想史视作“专史”的眼界,而使其具有了“通史”的性质,并且具有一般“通史”所不具备的广袤性、深刻性和鲜活的精神气息。此外,文章还对学者的学术素养和思想史著作评论的学术规范问题发表了看法。     

中国思想史上的“天人合一”问题

(一)叙论按照馬列主义的理论处理中国思想史上的问题,已經有《中国思想通史》这部大著作做我们的榜样,而且集中了一大批新的材料,对于写作中国思想史的新途径,有了很好的基础,这种贡献是很大的,而且路线是正确的。我这篇论文,想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中国思想史上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天人合一”说。很明白的提出“天人合一”说的是西汉早期思想家董仲舒。他在天人三策中提到:“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汉武帝因此就说:“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善言古者必有驗于今”。他们两人之间的问答,有总结封建前期思想史的作用。若就思想史的趋势说,董仲舒的天人相与说是倒退的,若就“有征于人”与“有驗于今”而言,仲舒的思想是能够切合当时的社会实际的。在董仲舒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