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法编纂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是我国法律体系中一部规范立法活动的重要的宪法性法律,其编纂和颁布为立法法治奠定了基础,为将国家立法活动纳入法的轨道提供了先决条件。立法法编纂的背景及其历史动因在于提升立法法规范地位、提高立法质量、推进依法治国进程,并适应全球化趋势。立法法编纂的成功与缺失同样明显,《立法法》颁布本身即为立法法编纂的最大成功;立法法制度与司法的协调性欠缺、立法法与宪法和相关组织法等法律渊源的协调性欠缺为其主要缺失。立法法编纂技术以及成文法自身的滞后性局限是《立法法》存在质量问题而受到批评的原因。     

我国的授权立法制度

授权立法在当代已发展成为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我国在实践上也大量采用授权立法 ,但是这项制度在我国一直缺乏有效的法律规制。《立法法》出台以后 ,确认了一些授权立法的具体规则 ,然而作为一项制度 ,授权立法在我国仍然需要不断的完善。探讨我国授权立法的现状 ,《立法法》中确认的授权立法规则 ,以及我国授权立法制度的完善等问题。     

新立法法视域下的授权立法基本范畴研究及其法律规制

2015年3月15日通过的新《立法法》的亮点之一就是加强了对授权立法的控制,授权立法规制问题再一次吸引了学者们的关注。但是任何对授权立法规制的理论研究不可以脱离我国国情,必须建立在对新《立法法》实证分析的基础上。在新《立法法》的框架下,法律优先、法律保留、法制统一、立法民主、立法科学的立法原则是被授权机关进行授权立法时的外在限制和自我约束的;公民基本权利是被授权立法不可逾越的上位法;授权立法程序则限制了被授权机关立法的价值取向、基本内容和立法自由裁量权;法定机关的备案审查制、批准制是监督授权立法,确保授权立法合宪、合法的根本保障。     

新《立法法》下我国地方立法界限探究 ——以法律保留原则为视角

法律保留事项为国家专属立法事项,其目的在于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由于中国经济社会加速发展,地方立法数量不断增加,立法过于模糊和宽泛,各种法律叠加交织,侵犯公民财产权利和人身权利的法律事件层出。透过《立法法》的立法与修法,进一步厘清了有关中央与地方立法的界限。法律保留在《立法法》中的落实,防止地方立法机关越权立法;严格限制立法权限是朝向于立法质量的改变。如此,正确理解法律保留思想在地方立法中将显得更为关键;而明确地方立法权力的合法界限,对建立法治国家更是极为重要。     

立法法评析

立法法作为一部完善和规范立法活动的国家基本法律,其起草与制定受到各界的广泛关注,并被寄予厚望.但是,只要我们仔细分析就不难发现,立法法既未能解决现行立法体制及立法过程中所存在的诸多问题,同时其规定本身也不尽合理,立法的预期效益也难以实现,从而造成立法资源的浪费.与此同时,立法法的制定本身也反映出近年来立法过程中所存在的设租与寻租,以及立法的随意性等重大问题.     

立法保留范围之规范解释——兼论《立法法》第八条、第九条的修改

立法保留的问题核心是其范围问题。《立法法》第八条和第九条存在文义模糊与解释困难。形式上,立法保留在《立法法》上的规范依据是第九条的"但书",但若将立法作为义务确立为立法保留的核心意义,则立法保留在《立法法》上的规范依据就不仅是第九条的"但书",还包括第八条。《立法法》规定立法保留的事项范围,旨在明确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专属立法权,但通过规范解释显示出《立法法》对待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作为义务的"谨慎"态度。依宪法有关规定及宪法法理分析,建议未来修改《立法法》时,对"专属立法权"的概念进行明确界定,将第八条中的"下列事项只能制定法律"进行修改,明确区分两类立法作为义务,并对第九条的"但书"进行修改。     

中央和地方的立法权限划分

中央和地方立法权限划分总体上可以分为七个历史时期。中央与地方立法权限划分的总体思路是:遵循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的原则。但是,由于《立法法》所提供的中央和地方立法权限的划分方法、划分标准、划分技术等没有能够实现和划分思路较为妥当的衔接,以至于前述划分中央和地方立法权限的思路最终没有得以完全落实。《立法法》划分中央与地方立法权限的方法是:对中央的专属立法事项作出列举性规定,对地方的立法事项作出原则性规定,并不作具体的罗列。该种划分方法在理论和实践中存在许多问题。通过宪法对中央和地方的立法权限进行划分不太现实,通过《立法法》等法律对其进行划分需要诠释其合宪性问题。     

设区的市立法权限限制研究

根据《立法法》第七十二条之规定,设区的市立法权限涉及城乡建设与管理、环境保护、历史文化保护等方面的事项;法律对设区的市制定地方性法规的事项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但《立法法》对设区的市立法权限的规定,未能顾及“较大的市”和部分新赋权的设区的市立法的实际需求。在立法实践中,某些设区的市制定的地方性法规越过了立法权限的边界,存在越权立法的现象。因此,需要调整设区的市立法权限的限制模式,建立纵向合理的立法“分权”体制,赋予设区的市相对完整的地方立法权,并通过立法批准等控权机制加强对设区的市立法的监督和指导。     

论我国立法制度的嬗变及新发展

我国对立法行为的规范基本上经历了从宪法和组织法授权型规定、程序化规定到单行法律或法规规定,最后发展到法典化这样四个阶段.《立法法》作为规范立法行为的基本法律,对于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规范立法程序、提高立法质量、明确立法权限、维护法制的统一与尊严、完善法学体系具有极为深远的意义.《立法法》实现了立法制度的法典化,充实了程序性规范,增强了立法的民主性及可操作性,它根据社会实际需要,扩大了立法主体的范围,同时对地方立法权、行政立法权给予了一定的制约,加强了对公民权利的保护,并且增加了法规、规章之间的冲突裁决机制,完善了立法监督制度.《立法法》是我国立法制度的新发展.     

从立法体系性看《环境保护法》的修改

《环境保护法》自启动修订一来,历经数年,一直纷争不息。依据《立法法》,所有立法都必须遵从规范的体系性要求,以确保立法的体系性和一致性。环保立法也应遵从规范的体系性要求。而在规范体系性要求中,基本法是不可或缺的。然而,《环境保护法》及其修正案(草案)都不符合基本法的性质定位,无法满足《立法法》规范体系性的要求。因此,制定环境基本法,重构环保法律体系,是唯一选择。     

黄庭坚的"心法"——江西诗派"活法"美学思想溯源

江西诗派的"活法"美学思想有一个发展过程.最早苏东坡已提出了"活法"美学思想.黄庭坚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心法".到吕本中提出"活法悟入"的思想,标志着江西诗派"活法"美学思想的完成.江西诗派"活法"美学思想的确立,是宋代禅宗美学转型的标志.     

行政复议中对"规定"审查的标准

与《行政复议条例》相比,《行政复议法》建立了对“规定”的审查制度,该法第7条和第26条初步规定了对“规定”审查的提出程序和处理程序。然而,该法的规定相当简单,对于具体的实施办法和操作程序都未予明确,这大大降低了该制度的实效性。其中,对“规定”的审查标准,尽管复议法在文字上有“合法性”表达,但分析其语境似乎并不能作如此简单的理解,因此,必须从立法对行政复议的定位、复议法中“规定”审查制度的本身的地位、以及相关的对“规定”的审查制度出发探究行政复议中对“规定”审查的实质标准。     

试论“直接适用的法”的经济法属性及其适用

目前中国理论界和实务界对于“直接适用的法”的含义与属性存在一定认识上的矛盾与疏漏,对其适用方式也缺乏较为清晰的论述。从相关理论概述、规范属性、调整方式等方面出发,将“直接适用的法”界定为某些国内实体法上的具体的法律规范,“直接适用的法”既不是公法也不是私法,而应当被认定为具有经济法的属性。“直接适用的法”在实践中的适用,其价值和正当性基础很大程度上在于对实质正义的追求,而在个案中,应由法官依职权和自由裁量,通过实质判定的方式加以运用。     

豁显和平主旨之法:《反分裂国家法》解读

文章通过对《反分裂国家法》条文的具体解读,阐述了《反分裂国家法》的和平法本质,驳斥了“台独”分子、美国等部分西方国家将《反分裂国家法》污蔑为“战争法”的错误论调。     

环境法“义务重心”的理论证成与立法回应

环境法“义务重心论”是从“法的技术”层面提出的观点,是有别于“法的价值”层面而言的“义务本位论”,既非漠视主体的权利,也非“义务本位论”的回归,而是对环境权利“最给力”的捍卫与落实,其实践意义在于增进法律实效.环境法“义务重心”的客观依据正是自然规律的客观性、人类需要的基础性以及环境问题的特殊性.中国环境法亟需实现从“亡羊补牢式”“倒逼”到“未雨绸缪式 ”“预见”的“义务重心”立法理念匹配以及在合理配置各主体环境义务、扩充环境积极义务的内容、增加环境义务的履行方式以及强化违反环境义务的法律后果等层面进行环境立法“义务重心”的路径拓展,以期通过“义务重心”的环境立法变革增进环境法的实效.     

从《王制》中礼仪与法律的合一看儒教的宗教性

《王制》篇是古代儒者从礼的角度阐述国家管理的各种最重要的制度,其中不仅有很多在今天看来属于世俗的法律制度,也有很多是关于宗教礼仪的具体规定。这在其后的《唐律疏议》等古代主要的法律典籍中,思想一以贯之。因此,在古代儒者看来,宗教规范同时就是国家的法律制度;国家的法律制度也是它们的宗教规范。不仅中国古代是这样,印度教的《摩奴法论》等古代其他主要国家宗教的情况也是如此。这就说明,儒教和其他国家宗教的性质是一致的,即儒教也是一种宗教。     

“后法优于前法”规则适用难题探析

"后法优于前法"是与"上位法优于下位法"、"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相并列的法律适用基本规则之一。中国《立法法》第83条的规定,既是中国法律首次对"后法优于前法"规则的明文确认,也是首次对"后法优于前法"规则适用条件的设定。但在实践中,规则的适用并非是一件易事,尤其在以下三方面还存在较大争议和分歧:第一,在特殊情形下前法与后法的界分;第二,规则适用条件之具体内涵;第三,该规则与其他基本适用规则碰撞时应如何选择。通过对这三个事关规则正确适用的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探讨分析,用以推进对这些至今尚未引起人们重视的问题的研究。     

合同法中诚实信用原则的理论分析

诚实信用原则是现代合同法乃至整个民法的一项极为重要的基本原则，为世界各国民事法律所普遍确认。为了正确理解诚实信用原则的精神内涵。准确把握诚实信用原则的地位和作用。合理界定诚实信用原则的适用范围，以对诚实信用原则的内涵分析为切入点，结合中国《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对诚实信用原则在中国合同法中的适用作一探讨，以期有益于人们在经济活动中尤其是合同关系中对这一原则的理解。使诚实信用原则能更加有效的平衡社会利益关系，最大限度地实现社会公平和效益。     

《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若干亮点与不足——基于警察自由裁量权有关规定的分析

《治安管理处罚法》有关警察自由裁量权方面的规定有许多亮点:条文趋于细化、具体,压缩了自由裁量的空间;程序条款增多,为警察自由裁量权的行使设定了法治的轨道;引入处罚监督机制,强化了警察自由裁量的法律责任等。但新法仍然存在着警察自由裁量权过大、对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选择不作为的自由裁量权没有制约性的规定、对警察自由裁量权行使的执法监督规定不够明确等不足之处。《治安管理处罚法》还有进一步完善的必要。     

论民族教育的“依法治教”及教育事业健康发展

现行民族教育法律制度理论准备有所不足,民族教育立法欠完善,可操作性差。应当正确认识和重新界定“消灭三大差别”的科学内涵,深入调研,转变观念,建立适合我国民族地方条件与民族特点、有利于民族文化传承创新的新的教育模式,制定实施《民族教育法》,促进民族教育“依法治教”和教育事业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