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代言者与“根”的意味

从文化角度和作家创作精神角度对赵树理进行分析,我们认为赵树理创作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他作为农民文化的代言人上。正因为如此,赵树理不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即使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都非常特别。同时,他对农民文化的熟稔和热爱,是他能够立足于农民文化立场创作的根本原因。这一点,对于中国现当代的作家们来说,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论赵树理民间立场的历史呈现

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赵树理是一位具有自觉的民间立场的知识分子。以农民利益为本位的价值立场和以民间文化为本位的文化选择,使他对自己担负的文化使命有着相当的自觉。不管外界发生怎样的变化,他始终站在民间立场上,通过小说创作向上传递民间的声音。在赵树理创作生涯中有两个关键时期,即20世纪40年代和20世纪50到60年代。其中,40年代可称为赵树理"民间立场的凸显"时期,50到60年代可称为其"民间立场的坚守"时期。     

文学史中的赵树理

"赵树理方向"代表着对赵树理大众化创作成就的高度肯定.赵树理在文学史中的评价相对稳定,优缺点非常鲜明,但对于其不足,相当多的批评存在有盲点.赵树理的创作实际是以农民主要接受者的,他的"落后于时代"实际是以农为本、关注农民利益的表现.如果时代"进步"到抛弃农民,他就会坚决落后于时代.我们需要从新的角度发现赵树理的新价值,尤其是他对于当代文学中农民叙事的新意义.     

两种身份两种写作——比较赵树理与知识分子作家对乡村与农民的不同解读

赵树理的创作立场、艺术视角、解读方式、文化姿态等均与知识分子作家截然不同.他的农民立场以及由这一立场出发而形成的文化守成姿态与艺术表现上的民间传统坚持,同五四新文学的开放意识、启蒙精神、文化批判以及对艺术审美的现代化追寻有着极大的疏离.正因为此,众多文学史家试图把他纳入五四新文学传统框架中的种种努力都归于虚妄.     

在日常生活化叙事中谛视生命——论改革语境中的农民叙事

从语境角度研究小说文本,会凸现其话语交流的性质,使其得到始源性的动态观照.“五四”至“文革”期间现实革命语境中的农民叙事,偏重于革命意识形态的表达,是为国家和民族的大叙事,农民生存主要做了这种大叙事的媒介.改革语境中的农民叙事则不同,农民生存成为叙事的主体和目的本身,这引起了叙述立场的根本变化:作家潜入农民生活的内部,通过日常生活化叙述,以体恤性的对话姿态对改革时代的农民命运进行了全方位的立体呈现,从而完成了对现实革命语境中农民叙事的全面反拨.     

赵树理的“文摊论”

赵树理是一位很有成就的小说家,其实也是一位在文艺思想方面颇有建树的文艺思想家。他的文艺思想虽然不成体系,但很丰富,也很独特,而且极具现实意义。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文艺必须为农村、农民服务;二是文艺怎样为农民服务。赵树理认为真正为农民服务的文艺不仅要认识、理解农村和农民,而且要充分重视普及工作、重视民间艺术的继承和转化。     

赵树理小说的美学风格

赵树理以其深厚而深刻的"农民身份"、"农民之心"和"农民情结",创作出了以<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和<李家庄的变迁>为代表的中国农民文学的优秀作品,为中国现代文学奉献出一种朴实、清新、土香、风趣和幽默的艺术趣味与芙学风格,独留史册.     

赵树理小说中的农村社会隐喻系统

以完整自足的乡村社会隐喻系统为参照,对赵树理四十年代的小说创作进行细致的叙事学分析,可以发现赵树理将"农民生存"与"农村革命"两种话语形式糅合在一起互动互融的内在理路.此举并不仅仅是以社会变迁直接验证文学流变,而是力图从小说艺术发展中透视某些社会变迁在文学领域的再现或表现,以及某些文化因子的变化,使小说内部与外部的阐释得以契合相通,进而探寻赵树理笔下"农民中国"图景的特殊内涵.     

赵树理:"农民文学"作家——审美误识——从现代文学思潮史看"赵树理现象"

赵树理是鲁迅启蒙主义和现实主义文学精神的真正传人。赵树理早期形成的以科学与民主为魂灵的现代意识和人格理想,使他终生自觉坚持人民本位的民间文化立场和现代中国文学的大众化方向。他以极具独异风格的、现代性精神品格与民族化艺术形式完美统一的创作,书写了20世纪中国文学史光辉而不朽的篇章。研究“赵树理现象”对倡导社会主义荣辱观、建设社会主义新型农村与和谐社会,是大有裨益的。     

论赵树理尊重民族欣赏习惯理论的价值

艺术形式的采择,首先考虑到中国广大读者(特别是农民群众)的欣赏要求和欣赏习惯,使自己的作品能够为群众所接受,是人民艺术家赵树理创作的基本原则。对此,他不仅身体力行,还在理论上作过多次呼吁。历史发展的进程证明了赵树理创作主张和创作实践无可争辩的正确性。然而,这个至关重要的创作原则在近年来却很少为人们所提及,似乎尊重民族欣赏习惯问题已经过时,某些作品能否获得广大读者、尤其是农村读者明显受到了考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觉得讨论一下赵树理所提供的经验和给予我们的启示,该是不无意义的。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的富农政策专题研究

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中国革命即是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战争。富农是农村中一个相当复杂的阶层,富农阶层是农村中的中间势力,制定并执行正确的富农政策,关系到革命统一战线和生产力的发展。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在富农政策问题上,曾受到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犯有严重错误,经过了长期曲折的探索。     

关于赵树理悲剧的再思考

从文化意义上来说,大众文艺运动是一场回归传统的思想运动。在文学走向民间的过程中,民族化的选择伴随着对五四的否定;大众化的认同意味着对启蒙的放弃;通俗化的实践并未给作者提供充分施展才华的空间。“赵树理方向”的确立最终完成了民间话语向权威话语的过渡,从而导致创作主体失落,严重妨碍了文学的健康发展。     

农民群体分化与农民工市民化

中国农村现代化的实质就是要完成农民从体现传统社会特性的“村民”角色向体现现代社会特性的“公民”角色的转型,即实现农民市民化。农民市民化是一项系统工程,因为随着城市化、工业化的推进,农民群体内部发生了分化,而且其不同群体市民化的难易程度也不同。我国的农民市民化必须结合实际,坚持由易到难的原则,积极、稳妥、有序地按步骤、分阶段推进,而农民工市民化是农民市民化的首要环节。     

候鸟型生活的终结:农民工择巢命题解读

庞大的"候鸟型农民工"群体为城市发展做出贡献,但频繁奔波于城乡的候鸟型生活的艰辛,也带来一些负效应。在城乡统筹深化进程中,农民工是迎接"落地生根"式的市民化还是"还归乡村"以终结候鸟型生活?该命题的解读密码在于:国情背景下"目标城市"的特有命题、与城镇化阶段相容的渐进式"开城移民"之路与渐进式户籍改革过程;此外,也需理解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城市病与新农村发展愿景等相关范畴。     

赵树理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转型

赵树理对于20世纪中国新文学具有独特的文学史意义。赵树理是中国新文学现代性不断自我质疑、自我调整的结果,是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性链条上的一个关键点。赵树理的创作代表着中国现代文学新的发展思路和价值走向,体现了中国新文学现代性流变的深层动因和必然选择。     

农民工权益维护与构建和谐社会问题研究

“农民工”是中国传统户籍制度下的一种特殊产物。农民工权益能否得到维护与保障,这不仅是涉及农民切身利益的问题,更是关系到和谐社会能否建成的关键问题。本文分析了农民工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农民工合法权益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和谐社会维护农民工权益问题的思路与对策。     

农村土地流转与社会阶层的重构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农村出现大规模人口流动和职业分殊,农村土地开始在村社内部自发流转。自发土地流转使土地相对集中在某些农户手中,他们耕种着中等规模的土地,拥有中等水平的收入,成为农村中的“中间阶层”。农村中的中间阶层由于其自身秉性,在农村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是农村稳定的根基,也是国家政权的基本支持力量。但是近年来激进的、大规模的土地流转又使得中间阶层趋于瓦解。为此,政府应积极鼓励、引导、规范村社内部自发的土地流转,减少激进的、大规模的土地流转。     

农村土地制度创新的“三化”模式

通过对现行农村土地制度弊端及农村土地自发变革经验教训的分析,在保持“土地集体所有的法律地位、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两权’分离的产权关系、以土地家庭为基础的基本经营制度、农民土地占有的现状”四不变基础上,实行“农民土地承包权物权化、农户住宅产权化、农村社会保障前置化”的“三化”模式,是农村土地制度创新的重要尝试。     

从"赵树理现象"看良性文学市场的培育

赵树理在当代文坛的冷场,既有来自批评家、作家、读者的客观原因,又有来自赵树理的读者定位、文学价值观等的自身原因,科学探究"赵树理现象",对于良性文学市场的培育大有裨益.     

我国农民市民化存在的问题及解决途径

农民市民化的进程对我国城市化进展有着深远影响,当今我国农民市民化的水平不仅低于世界水平,也低于我国的工业化水平。要推进我国城市化,必须加快农民市民化进程。我国城市就业吸纳能力不足,现行土地制度和较高转化成本等制约了农民市民化,针对这些问题,根据人口迁移的推拉理论,可以通过发展第三产业,提高城市就业吸纳能力,推动土地流转,降低农民市民化的门槛等途径解决。